类案照镜子：把朱世英案放在三个无罪判决旁边 ，朱世英应当无罪

朱世英案一审两次开庭已毕，择日宣判。

我们不预断结果。但可以把全国几份公开判例摊开，和朱世英案逐条对照——不是比"谁亏得多"，而是比"亏了，是不是就等于犯罪"。

类案给出的共同底线只有一句：

没有确定的损失、没有个人的滥权、没有直接的因果，罪名就立不住。

一、史军案：损失没确定，就不定罪

案号：（2017）内0721刑初8号

案情：史军被控滥用职权，控方认为其违规处理公务、造成公共资金风险。

法院怎么判：

史军虽违反规定处理公务，但未造成确定的损失数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滥用职权罪不成立。

这个案子的裁判逻辑拆开是三层：渎职犯罪里的"经济损失"，要看立案时是不是已经实际形成、能不能追回；财政资金短暂失控，不等于损失已经固化；立案时仍处在"可挽回、数额不确定"状态，就不能按结果犯定罪。

对照朱世英案：

起诉称7.9亿余元损失，但据辩方材料，全案无司法会计鉴定、无资产评估；7.9亿是"合同本金−已回款"的账面差额；北投系破产重整中，已换出吐鲁番景盛矿业股权；万天查封商铺、股权，金通达查封房产、股东连带保证；债权仍在执行、追偿、处置阶段。

换句话说，朱世英案连"确定的损失数额"都还没有。史军案的规则放在这里就是第一道无罪理由：

结果没固化，不能拿报表亏损当刑事判决。

二、杨得叶案：损失已弥补，滥用职权罪不成立

案号：（2016）冀0204刑初133号

案情：杨得叶在征地拆迁中违规滥用职权，同时涉受贿。

法院怎么判：

杨得叶在立案前已经将损失弥补，并未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滥用职权罪罪名不成立；受贿罪另行认定。

这里要补一个法律细节：按两高渎职解释（一）第八条，立案后挽回的损失不扣减犯罪数额，只作量刑情节。所以杨得叶案的出罪点不是"后来补上了所以没事"，而是——立案时损失已经弥补，重大损失这一要件自始不成就。

对照朱世英案：

据辩护材料，监察阶段朱世英未被留置，仍在本单位履职，同步推进挽损：北投系已回款2亿多；推进景盛矿业股权置换、工商登记；万天、金通达资产查封与执行持续进行；风险出险后立即停新增、提诉讼、报案、谈判债转股。

朱世英案的特殊性在于：损失不仅"没确定"，而且"还在追"。把仍在执行中的债权全额算成已灭失的刑损，比杨得叶案的证据基础更薄弱。

类案逻辑：立案节点上损失没固化、挽损在进行，滥用职权的"重大损失"要件就缺一块。

三、陈某甲案：有履职瑕疵，但不到犯罪程度

案号：（2014）衢开刑初字第356号

案情：陈某甲在增值税即征即退审核中把关不严，并收受贿赂6900元。

法院怎么判：

陈某甲在履职中存在一定失职，但未达到滥用职权罪所要求的严重程度；且相关退税款绝大部分用于残疾职工安置，符合国家政策，没有证据证实属于国家损失。滥用职权罪不成立；受贿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这个案子的价值不在"无罪"两个字，而在它的裁判尺度：

履职有瑕疵不等于滥用职权罪。要入罪，得同时过三关——行为达到滥用程度、损失达到重大标准、因果达到直接程度。

对照朱世英案：

辩方主张的三层事实正好卡在这条线上：业务模式2018年前任班子已定，朱世英未个人创设；每单走业务、风控、支委、总办、董事会多层集体决策；风险项目增设担保、尽调、资金额度；朱世英未行使"最终决定权"，未压制异议。

如果会议纪要、签批单能印证"集体多数意见"，那她的履职行为连"滥用"的门槛都没碰到。陈某甲案告诉我们：

国企干部按流程签字，最多是经营审慎问题，不是刑法问题。

四、城投总经理A案：没给国企本身造成损失，改判无罪

来源：东卫律师事务所披露的二审发回重审案（未公开完整案号，据辩护材料引用）

案情：城投总经理A被控与民营股东合谋，以民企名义开发地块、偷逃土地增值税，原一审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5年6个月。

二审辩护核心：

偷逃的是税务机关的税款，不是给城投公司本身的损失；刑法第168条保护的是国有公司、企业的单位利益，不是泛指的国家利益。

结果：发回重审后，重一审认定：

即便认定行为属于滥用职权，也未造成城投公司破产或严重损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不当，罪名不成立，改判无罪。

这个案子最锋利的一刀在"损失归属"：滞纳金、罚款是行政处罚，不能重复算进刑损；税款损失归税务局，不归国企本身；国企没破产、没实损，就不构成本罪。

对照朱世英案：

朱世英案的损失算法恰恰踩在同一个坑里：7.9亿是"应收账款余额"，不是国企实损；有担保、有查封、有股权、有重整清偿预期；净损要扣担保变现、破产受偿、已回款、第三方诈骗原因力；没做司法会计鉴定，直接把账面未收回当刑损。

城投A案的规则放在这里就是：

给"国家"造成抽象风险，不等于给"国有公司"造成确定损失。

五、把四个类案叠加起来看

四个案子，四条不同的无罪路径，指向的是同一个裁判共识。

史军案讲的是损失要"确定"。朱世英案的7.9亿是账面差额，债权还在执行，担保还在查封，矿权股权还在盘活，连司法会计鉴定都没有——损失没有终局化，就不能按结果犯定罪。

杨得叶案讲的是立案节点上的挽损。朱世英在监察阶段未被留置，在岗追损，北投系已回款2亿多、换出矿业股权、查封资产持续处置。人在岗时追损在动，把仍在追回的债权当成已灭失的刑损，证据基础比杨得叶案更薄弱。

陈某甲案讲的是履职瑕疵不等于滥用。朱世英案的决策有支委、风控、总办、董事会多层留痕，同班子同签字的人以证人身份脱罪，恰恰反证"独断"没有书证支撑。按流程签字的人，最多算商业判断问题，不是刑法问题。

城投A案讲的是损失归属。国企本身的实损，要扣担保变现、破产清偿、已回款、第三方原因力。7.9亿是应收余额，不是实损；给"国家"造成抽象风险，不等于给"国有公司"造成确定损失。

四个缺口同时开，刑法第168条的地基就是空的。

六、类案不是"必须同判"，但暴露了底线

有人会说：类案不是判例，不当然同判。

对。但类案的价值不在强制力，而在暴露司法共识的底线：

损失要"确定"，不能拿账面未收回顶格算；挽损在立案节点已见效的，重大损失要件要重算；集体决策真实留痕的，不按"最后签字"归罪；因果被第三方犯罪、市场风险切断的，不结果归责；国企本身没实损的，不构成本罪。

这五条底线，朱世英案一条都不该例外。

七、为什么这篇对照值得写

国企干部每天签的不是圣旨，是商业判断。

市场会跌、对手会违约、第三方会诈骗、疫情会来。如果"账面亏损+最后签字=滥用职权"，那所有国企会出现同一种理性反应：

不签字、不拍板、不碰风险业务。

盈利归集体政绩，出险抓最后签字——这不是追责，是"结果恐怖主义"。

史军、杨得叶、陈某甲、城投A这四个案子，法官守住的其实是同一条线：

经营失败不是犯罪，除非有个人滥权、有确定损失、有直接因果。

结语

类案不是替朱世英喊冤，是替"依法办案"四个字兜底。

把四个判决摊开，朱世英案的答案其实很清楚：

损失没确定，史军案规则说不够罪；挽损在进行，杨得叶案规则说重大损失要件不成立；集体决策留痕，陈某甲案规则说未达滥用程度；国企本身无实损，城投A案规则说对象要件缺失。

我们不替法庭下判决。

但法治评论该说的话要说到：

朱世英应当无罪。

不是因为她是"好人"，而是因为证据、类案和刑法谦抑性，都只通向这一个结论。

本文类案援引：（2017）内0721刑初8号史军案、（2016）冀0204刑初133号杨得叶案、（2014）衢开刑初字第356号陈某甲案、东卫律师事务所披露城投总经理A案；朱世英案事实依据2026年9月28日、10月16日乌鲁木齐头屯河区法院一审旁听材料及辩护意见整理。朱世英案起诉事实、损失数额、贸易性质及定罪争议均非已定结论，一切以法院生效裁判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