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 张政烺：悼念尹达同志

斯人离世去　业绩在人间

——悼念尹达同志

杨向奎　张政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发生后，我们和尹达同志都到了湖南长沙，住在韭菜园的圣经学院内。时当抗战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对国民党的军队已如摧枯拉朽，以致人心惶惶，国家民族之一线希望只在延安。是年十二月，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尹达同志结伴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也是真正抗日的道路。解放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沫若院长兼所长，尹达同志任副所长，是郭沫若院长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我们也先后来到历史所。这时的尹达同志不仅是朴学的考古学家，而且是卓有成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尹达同志晚年致力于史学理论的研究，招收研究生，成立研究室，而以中国史学史为主要课题。史学几千年来是中国的显学之一，卓越的历史学家，优秀的历史典籍，举世无匹，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标志之一。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史学领域内，三千年来中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有关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却又少得可怜。有工作而无总结，是使工作不能进展的主要原因。我们发达的史学还止于封建社会，近代的史学理论和史学著作，几乎是空白。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下建立我们自己的新史学体系，还是正在研究中的课题。尹达同志晚年的工作，无疑在这方面打下了有益的基础。

无论是精神文明或者是物质文明的建设，史学都是它们取之不尽的宝藏。史学本身是一种远距离的建设，就是说史学对于两个文明的建设都不能收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没有史学我们就缺乏依据。任何建设都是在前人的成果上有所开创，有所提高，而前人的成果已是历史。不久前一位优秀的青年文学理论家和我们谈到中国民族性的问题，这是重要的问题，也是繁难的问题。一个人要了解自己，要了解自己周围的人，这就叫做知己知彼，知己知彼就是要了解彼此的性格。要了解一个民族，唯一下手处就是研究历史，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表现如何，这就是民族性的具体表现。什么是我们民族性的代表，那就看历史学家的判断力了。

儒家理论长期以来支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我们当然懂得，这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但大多数人们接受了它，也相信它，仅是统治阶级的利用还达不到这样相处无间的地步。可以说，儒家理论在某些方面是中国民族性格的一种表现，它们不是凭空立论，而是有群众基础的。儒家的理论千头万绪，但可一言以蔽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高明是指它有远见，而中庸是指它能够守恒。“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不偏不易正是自然科学上的守恒定律。一切，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世间，平衡才能安定，安定才能发展，发展才能繁荣，繁荣后也要守恒，不能破坏这种平衡。所以有识之士永远在提倡“生态平衡”。十年浩劫，使我们的社会严重失去平衡。

“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国的民族性。我们的民族是高明的，不高明不会有四大发明，我们的民族是“守恒”中庸的，不守恒不会有几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这只是外观，是一个轮廓。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形成，一步一步地发展的，就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我们的历史。我们所以说历史学是一种远距离的建设，不能立竿见影，但又不能缺少它，因为它是两个文明的历史渊源。尹达同志之建立史学史研究室是有远见的，这些都在他的考虑之中。我们是老朋友、老同志，平时无话不谈。虽然我们的意见不能完全一致，但我们从未争吵，因为我们都有些“中庸”。

在更大的历史范围内，比如说资本主义社会，某些繁荣是由于他们的科技发展。可以说，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究其实乃是一种科技竞赛。但科技也是分作两方面的，一种是基础科学，理论科学，一种是应用科学，技术工艺。究竟是先发展什么样的科学，才能收立竿见影的效果，使我们的经济尽快繁荣起来，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先加强理论科学，这是一切应用技术的基础；先加强应用科学，可以收立竿见影的效果。都有道理，但要取决于历史的裁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应用科学已超过西欧，但基础理论远在英、法、德之后，而当他利用应用科学使国家富强后，回过头来再搞基础理论，正好是事半功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理论还是应用，美国都超过了西欧。这是一例。现在的日本为了复兴经济，重视应用技术，十年时间工艺技术已经和美国并驾齐驱而超过欧洲，可以断定他们的基础理论今后也会突飞猛进。历史的经验就是如此，它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其成败可资借镜。

历史是过去的记录，而研究这种记录的理论就是史学史。我们应当重视这种远距离的建设，这是有远见的建设。尹达同志十年以来究心于此，如今研究室初具规模而尹达同志已去，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但也就越发痛惜他的去世。

为学之道不拘一途，昔日章太炎先生自述为学次第，以为其始也转俗成真，其终也回真向俗。盖谓从朴学到哲学，又从哲学回朴学也。尹达同志也是从朴学的考古到史学理论的研究。他晚年也颇思重操旧业，整理过去发掘材料，但未及着手而人已不在。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几千年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块大地上，“知有母不知有父”，“饥则求食，饱则弃余”。氏族制度是逐渐形成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剩余劳动才出现阶级和国家。中国人民从来就是好古的，喜欢讲神话一类的传说。自从儒家建立“三纲五常”的伦理哲学，回头看“无父无君”的洪荒时期，对有些事实便不免“缙绅先生难言之”。史学家遂有意无意地歪曲或伪造历史。但是，在先秦一些诸子百家的书中还保存一些片段的、富有生活气息的记载，作为人类理想的崇高境界。近代启蒙学者热心把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史学工作者对古代史产生一些新的看法。本世纪二十年代晚期，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有了中文译本，对于进步的青年接受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史学界运用考古发掘的真实材料来科学地探讨中国的古代社会，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封建买办阶级的学者首先是维护其阶级利益，把历史作为百依百顺的政治工具，而考古学上的丰富资料，石块、蚌壳、瓦片、土坑使人眼花缭乱，他们也没有能力透过这些东西看到事物的本质。在中国，运用文字材料之前的石器时代考古学上的成果探讨中国远古时期的社会，是尹达同志所创始的。四十年代初，他在延安出版的《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是第一部把中国的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系统地组织起来，据以考查氏族制度在我国发展的序列的书。他认为原始社会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斗争的有力根据，要弄清我国氏族制的社会结构必须在考古学中建立起新石器时代资料的可信的体系，以廓清二十年代瑞典学者安特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错误分期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错误论断在史学界形成的种种错误看法。

尹达同志从一九三一年春季，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殷墟发掘团工作，先后曾参加过安阳小屯殷代宫殿遗址、后冈和侯家庄西北冈殷代大墓的发掘，对殷代的文化遗物有深刻的认识，尤其是探寻了后冈遗址中小屯、龙山、仰韶三层的叠压关系，使他对华北一带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中国古代曾经历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在一些古书上，象《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江淹《铜剑赞序》（四部丛刊本《江文通文集》）上曾讲得很清楚，但是成为考古学的专门学问则是近代的事情。本世纪一十年代，北洋政府的农商部聘请瑞典地质学专家安特生作矿业顾问，从事全国煤铁及其他矿产之搜求，在华北一带曾发现一些零星的石器。这时有几位中国采集员曾一批一批地送到数十件数百件石器，遂引起安特生改行作考古的兴趣。他一九二一年发掘辽宁锦西沙锅屯，第一次发现彩陶。是年秋又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较大规模发掘，关于彩陶和新石器的资料就更丰富了。定名为彩陶文化，也称作仰韶文化。安特生的发现与致力研究之功虽不可没，而工作上出的问题也不少。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对资料要求细致才可以发挥作用。安特生工作粗糙，注意的方面不够，不作详细记录，而且把地面上或断崖上收集的材料和发掘出土的材料混为一谈。西方学者的优点是总结经验快，勇于发表意见，并提到理论的高度，建立新的学说。于是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中国人种来源问题等大题目就都提出来了，很快写成《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一带调查、发掘新石器时代文化，调查的地点多，发掘的材料少，在有些地方高价收买完整的彩陶，鼓励盗掘，破坏了考古基地。他看到甘肃彩陶的形状、花纹和西方的安诺（西土耳其斯坦）、脱里波留（苏联南部）的彩陶的某些相似之处，猜测其关系，推定其年代。甘肃新石器文化遗址也有不出彩陶者，如宁定县齐家坪，但有单色压花陶器。安氏又认为单色陶器应当早于彩陶，遂把甘肃远古文化分为六期，即新石器时代之末期与石铜器时代之过渡期：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紫铜器时代及青铜器时代之初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并拟定其相对年代及绝对年代。继而提出了“文化之迁移”即中国文化与近东文化之关系，及中国民族之迁移问题。这种分期和他重新宣扬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居然成为有根有据的东西，影响很坏。

龙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一九二八年吴金鼎在济南城东龙山镇城子崖发现，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曾作两次发掘。其文化之特点为黑色陶器，相对于彩陶文化也称为黑陶文化。尹达同志三十年代初期在河南北部曾参加过一些调查和发掘工作，充分理解龙山、仰韶两个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一九三六年春季，尹达同志具体负责山东日照两城镇的发掘工作。这是一个标准的龙山文化遗址，材料最为丰富。经过整理研究，编写报告，从中取得了系统的丰富的知识。龙山文化以具有丰富的内容，这个考古学上的名称而得以确立。

尹达同志根据自己的新石器考古的实践，尤其是龙山文化的知识，来看安特生的成就，指出从陶器的各方面分析，确知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龙山和仰韶两种文化遗存，其本质各有不同，其时代有先后，而看不出演变的关系，可见是两种文化堆积，而不是两种文化融合为一之后的遗存。安特生认为单色陶器早于着色陶器，就是说龙山文化早于仰韶文化，这和河南北部的普遍情况不合，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尹达同志也注意到关于齐家坪遗址的问题，知道这些陶器确有不少特点和龙山文化遗存相似。安特生单色陶器早于着色陶器的理论，在河南既被考古发现推翻，在甘肃同样不能成立。甘肃远古文化之六期说必须批判，重建新的体系。这样，中华远古文化西来说、人种西来说等在中国曾流行一时、影响很坏的学说，都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尹达同志运用坚实可靠的材料，实事求是地进行批判，这种战斗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他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是一篇划时代的论文，把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工作推上一个新的阶段。

从三十年代初期尹达同志参加考古工作起，就收集关于我国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发掘报告和论文（中文的和外文的），几乎是应有尽有。一九三七年底去延安前把它存在河南襄城一位老乡家中。一九三九年，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把这批资料取到延安，作深入的研究。根据丰富的、具体的材料，写出了《中国原始社会》这样一本大书，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内容。摆事实讲道理，使考古工作的成果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血肉相连，人们读后容易接受而不认为是空洞的说教。解放后，尹达同志有机会看到四十年代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在瑞典发表的关于甘肃发掘的几个报告，对他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知道得更清楚了，又写了《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进一步申明前说。一九五五年从《中国原始社会》中抽取讲新石器文化的三章和几篇论文，印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一九七八年人民出版社要求重印。他以古稀之年、多病之身，仍有“我准备抽出时间到有关地方去看看那些新发现的遗址，对新出现的问题也作些必要的探讨，再写一本《新石器时代》的《续编》”的壮志。

现在，尹达同志离开我们而去了，他在几十年间的业绩当会长留人间。几十年间，他积极倡导史学工作者应该具备考古学的基本知识，以消化、掌握、运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使考古学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这是古代史研究的一条正确道路，它将被后继的历史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开辟成宽广的大道。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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