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在秋收的时候，五十六岁的朱之文在山东的老家剥玉米。他对着镜头，样子还是平静的。可是，在最近几个月里，他的生活有了大的变化。以前排满的演出突然都停了，还有人把矛头指向了他两岁的孙子和已经去世多年的母亲。在这一次，这个老实人决定不再保持沉默。
在那之前，朱之文的事业看起来是正常的。在7月和8月的时候，他手里有几十场商业演出的合同，日程安排得很满。他是一个从土地里出来的农民歌手，他靠唱歌来生活，他也保持下地干活的习惯。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有一场风暴正在慢慢形成。
在进入九月之后，情况变得很不好。本来定好的演出一个接一个地被取消，他推掉了10多场活动，整个月里能做完的事很少。有一回，他提前1天到了某个景区，配合做完了所有的宣传拍摄工作。但是在开始前的1个小时，主办方突然说活动取消，之前的工作都白做了。
还有一次经历也让人感到无奈。朱之文已经买好高铁票，人在车站候车厅等着出发。在即将检票的时候，他收到行程取消的通知。这种临时变卦的情况反复发生，让他处于被动。对于依靠演出收入生活的他来说，这不只是面子问题，也是生计危机。
在这些麻烦的后面，有一群有组织的黑粉在做事情。他们建了多个网络群组，分工也很明确。有的人专门负责去搜集朱之文的行程信息，并且记录演出城市和主办方的联系方式。还有的人负责统一说话的内容，然后集中向各个渠道去投诉，说朱之文是所谓的“劣迹艺人”，想要从舆论上让他变得不好。
他们的施压手段也很直接。这些人批量拨打政务热线，在各大平台留言，甚至说要去现场闹事。他们先编造朱之文捐款350万的虚假事实，然后反过来举报他“诈捐”。他们利用自证清白的困难，迅速扩散谣言。实际上，文旅和广电部门从未认定他有违规行为，此前的核查结论也是无问题。
可是官方没有给出说法，市场就先退后了。主办方、商家和平台不是等着看调查结果，而是为了躲开风险，先选了退让。就算最后查出来没有错，只要投诉的人多，合作方就会因为怕麻烦比好处多而不合作。这种在中间的退让，让朱之文处在有话难说的情况里。
朱之文一直表现得很平和。他的满手都有劳作的痕迹，他公开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这是为了让对方能实名沟通。但是黑粉躲在匿名账号的后面，用低成本的方式来进行施压。在过去，他能忍受村民的围拍和网络的诽谤，甚至有网暴者因为这个原因而获刑，但是这次的攻击延伸到了无辜的幼童和逝者的身上，这完全突破了他的底线。
现在，朱之文已经对四名相关人员提起了诉讼，警方也同时介入进行核查，大家也在等待法院的宣判。但是这背后的维权成本很高，周期也很长。他面临着赢了官司却输了生计的风险。正常的举报是为了查清事实，而这种恶意的施压没有终点，它占用的是公共资源，它伤害的是普通人。
这件事里有一个潜在的危机。这种制造恐惧而不是追求真相的模式如果不被打破，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黑产链条利用规则的漏洞，把举报变成了一种不需要证据的私刑工具。朱之文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保护合法权益不只需要法律的支持，还需要社会对恶意行为进行共同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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