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央视网转载亲历记述、张伟烈同志逝世报道、上海市外办历任驻外大使名录、外交部中摩关系与摩洛哥国家概况、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件集(FRUS)、英文历史资料库与公开学术研究资料等,文末统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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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10日午后,大西洋沿岸的北非暑气还没散尽。
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以南数十公里的斯基拉特夏宫,正为国王的四十二岁寿辰举办招待会。
行宫背靠海岸,棕榈与桉树围成一圈绿墙,园内草坪上摆开一排排长桌,银质器皿里盛着鲜果和阿拉伯风味小吃,烤羊肉的油脂香气混着海风散开。
乐手在树荫下演奏传统乐曲,宾客端着饮料在帐篷间往来,王室成员、内阁大臣、部落长老和各国驻摩使节混在一起,场面松弛而体面。
午后两点前后,音乐声被几声枪响截断。
夏宫东门的卫兵接连栽倒,一队队身着迷彩服、全副武装的军校学员涌进大门,边走边朝天鸣枪。
人群先是茫然张望,等意识到要逃命时,东门外已经架起了机枪。
奔到门口的人被成片扫倒,退回来的人又被后面的人潮顶住,子弹贴着头顶和耳侧飞过,前排宾客接连扑倒在草坪和餐桌之间。
中国驻摩洛哥大使张伟烈身旁两步开外,比利时驻摩大使胸部中弹,当场毙命,温热的血溅到他的西装和衬衫上。
沙特大使重伤倒地,摩洛哥本国的游览大臣、最高法院院长、首相办公厅主任等要员先后倒在血泊之中。
四周尖叫声、哭喊声和枪声搅成一团,穿西装的宾客失去方向感,有人钻到翻倒的桌布底下,有人僵在原地举手不动。
年近六十的张伟烈没有跟着人潮乱跑。
他压低身体,一把按住身边的年轻翻译聂兵杰,示意对方伏低贴地、不要起身。
这位外交官的履历表里写满了大使、参赞、书记一类的文职头衔,军装却是他更早的身份。
从赣南游击队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从皖南江防到胶东战场,二十多年行伍生涯留在他身上的,是一套在枪响瞬间自动启动的反应:先辨枪声方向,再判断合围缺口,末了把身边人压到自己身下。
寿宴上的血污、海滩上的泥沙、被士兵驱赶时的拥挤、与翻译失散后的寻找、回到使馆后尚未接通的电讯,这一连串事发生在同一个下午到深夜。
要把这一天讲清楚,得先把时间往回拨三十多年,从粤东山村的少年时代和皖南的芦苇荡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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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粤东山村走出的少年,早年埋下的组织底子
张伟烈原名张永猛,抗战时期曾用名张开南。
1911年6月9日,他出生在广东省饶平县上饶镇坝上村一个贫苦农家。
父亲张应科在家务农,母亲杨坪是邻县大埔人,祖父早逝,祖母守寡持家,家境常年紧巴巴。
村里没有像样的学堂,他先在本村私塾开蒙,背诵《三字经》《论语》,后来转入本村小学,读过《共和国国文》《左传》和《古文》一类课本。
1926年上半年,家里把他送到大埔县百侯镇念书,外婆家就在百侯一带,借住亲戚家完成学业。
那几年百侯中学请来一批外地进步教员,新思想在课堂和校园里传播开来,少年张伟烈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第一次接触到超出课本之外的社会议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恩来等人率南昌起义军进入潮汕,朱德率部在大埔三河坝阻击追兵后撤离。
队伍经过百侯时,张伟烈和一批学生担任向导,把起义军一直送到枫朗。
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革命武装,那年他还不满十六岁。
1928年2月,他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参加了4月的百侯暴动。
十七岁的农家少年已经把个人出路和社会变动绑在了一起。
1930年2月,张伟烈进入湖山中学读初一。
他订阅进步杂志《奔流》,平时言论激进,被当局抓捕后遭到吊打,又转押到大埔县监狱。
父亲赶到汕头,请同乡律师撰写呈文向当局申诉,大表兄出面借到一笔钱,才把他取保出来。
为偿还这笔债务,家里当掉房屋,当掉仅有的一亩多田地,连耕田的水牛也卖了。
家底掏空之后,他继续求学,出狱后先到汕头进回澜中学读初二,参加校内进步文艺团体。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加入学校宣传队,参与抵制日货活动,组织抗日义勇团上街宣讲。
1932年转入聿怀中学读初三。
1934年春节过后,张伟烈重新进入百侯中学艺友师范班,一边上课一边在中心小学任教,饭费由学校负担。
唐文粹、王瑞符等人当时在该校任教,王瑞符是中共秘密党员,在他指导下,张伟烈和同班同学组织社会主义学习小组,系统阅读革命理论书籍。
1935年秋天,他和几位教师发起组织《时代剧社》,排演抗日宣传剧目,又牵头筹办百侯区教育促进会,得到罗明和一批中学教师支持。
写剧本、排戏、组织观众、联络教师和学生,这些工作看似文艺活动,练出的却是发动群众、协调各方的组织能力。
1937年1月,张伟烈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他于当年6月到宝安县(今深圳)布吉乡草莆村,在党员梁金星主持下,与张力克等人合办一所民族中学,作为地下联络点,同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保持联系。
“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期间,他带领师生沿广九铁路沿线的宝安、南头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推动了广九路宝安段的救亡运动。
这段早年经历发生在粤东沿海,距离北非王宫相隔万里,却构成了他后来处事方式的两块底子:一块是组织动员的经验,知道怎样把分散的人聚拢起来、把零散的事安排下去;另一块是遇事先摸清局面再动手的习惯,不被眼前的热闹或混乱牵着走。
后来在战场上和使馆里,这两块底子反复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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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四军队伍里磨出的战场反应
1937年10月,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张伟烈受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遣进入赣南游击区,担任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宣传队长。
1938年2月,他带领二十多名青年队员随军出发,经赣州乘船抵达南昌,编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先后担任组织股长、团代表。
4月4日,他随军部从南昌出发,经金华、兰溪抵达皖南岩寺,同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会合。
5月,他带服务团一个队前往新四军第三支队,任服务团代表,在茂林一带开展民运工作,配合中共皖南特委活动。
1938年7月,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
铜陵、繁昌一带的战略位置受到重视:这片区域既能屏障皖南军部,又能打通同江北新四军第四支队的联系通道。
8月8日,张伟烈离开云岭,次日抵达铜陵,先到沿江的团洲、沙洲大棚、老观嘴一带实地了解民情和敌情。
半个月后他回到军部,被调到中共皖南特委,在黄山一带任巡视员。
10月再度被派回铜陵,配合新四军铜陵兵站工作,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1938年11月底,日军侵占铜陵。
在张伟烈协助下,章啸衡、谢节之等人在胥坝、汀洲一带组建沙洲游击大队,这是铜陵地区第一支民众抗日武装。
这支武装在斗争中逐步壮大,既配合新四军打击日伪,也向主力部队输送兵员。
从1938年10月起,张伟烈在铜陵敌后发展党员、恢复党组织,先后担任中共铜陵中心区委书记、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书记。
1939年4月出任铜陵县委书记,9月调任繁昌县委书记,1940年6月任铜陵敌后县委书记。
铜陵、繁昌两地的基层党组织在他主持下逐步扩大,成为新四军在沿江一带的耳目和依托。
1940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部和皖南特委机关准备撤离皖南,张伟烈奉命留下坚持斗争,担任秘密中共皖南特委委员兼铜繁芜中心县委书记。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包围袭击,将士血战七昼夜,弹尽粮绝后被迫向北突围。
当时来江北检查工作的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遵照中央指示留在皖江地区,负责收容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人员。
他指派张伟烈到江边设立联络站,负责同江南取得联系。
张伟烈组织铜陵、繁昌、芜湖各县党组织,利用江汊、渡口和渔船布置接应线,先后有一千余名新四军指战员经这一片安全渡江,转移到江北无为地区。
这条秘密接应线靠的是对水情、地形和村落关系的熟稔,也靠对枪声和合围态势的判断。
渡江接应的工作环境决定了一件事:乱局之中不能跟着人群乱跑,要先听方向、找缺口、贴低身形、压住身边的同伴,再顺着空隙移动。
1941年5月,中共皖南特委在无为白茆洲重新组建,张伟烈任宣传部长。
7月,皖南第一个县级政权铜繁行政办事处成立,他任主任,并兼任皖南财经委员会主任。
1943年3月,铜陵敌前、敌后县委合并为铜青南县委,他任县委书记,11月调任皖南地委组织部长。
1945年初,皖南联立中学在铜陵、繁昌交界的狮子山创办,他兼任校长。
抗战八年,他长期活动在铜陵、南陵、繁昌、青阳、无为一带,同皖江群众建立了长期联系。
抗战胜利后,张伟烈随新四军北上,渡过巢湖,从定远穿过铁路线到达盱眙,部队在淮阴集结后进入山东,参加攻打韩庄、枣庄等据点。
这时他任山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参加了泗县战役。
1946年底部队整编,他随机关转移到临沂。
1947年1月调入胶东,先任组织部副部长,不久改任胶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之后历任西海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中共西海地委委员、华东警备第五旅副政委、中共烟台市委委员。
1949年秋天,他参加解放长山列岛的战役。
从粤东到皖南,再到胶东半岛和渤海海峡,二十多年行伍经历积累下来的战场反应,成为他后来应对突发场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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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装换西装:外交舞台上的第一次街头险情
1949年12月初,张伟烈随华东军区副司令张云逸从山东南下,抵达广西宜山,担任中共宜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桂北区党委委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残余势力造谣煽动、匪患猖獗,他在宜山参加了一年多剿匪工作。
1951年调任钦州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主抓土地改革。
1952年6月调任海南区党委第三书记,1954年升任第一书记并任广东省委委员。
几年间海南完成土地改革,组织种植上百万亩橡胶林。
1956年4月,张伟烈被调入外交部。
当时新中国外交学院初建,驻外使节多从经过战争考验、政治可靠、作风扎实并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干部中选拔。
他长期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一贯勤奋好学,符合选任条件。
同年8月,他和夫人许恒赴莫斯科,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政务参赞、党委副书记。
1957年11月,刘少奇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张伟烈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1960年6月,张伟烈偕夫人赴巴格达,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拉克大使。
伊拉克地处中东动荡地带,政局变动频繁,军人干政常见。
1963年2月一个星期天清晨,官邸日常作息刚开始,远处传来飞机轰鸣,几架飞机低空掠过,震感明显。
急促的电话铃随即响起,伊拉克友人通报空军司令已遭枪击、原定聚会取消。
收音机稍后播发告民众书,宣布巴格达从15时起实行戒严,市区枪声炮声不断。
使馆派车来接,随行人员曾建议车辆不悬挂国旗,以免在乱局中成为目标。
张伟烈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他坚持悬挂国旗出行,理由是驻外使节代表国家,个人安危居于次要位置,国旗不能在街头撤下。
车辆驶向使馆途中,壕沟内埋伏的政变部队士兵荷枪实弹瞄准轿车,车内人员保持镇定,司机加速冲过封锁线,顺利抵达使馆,全市随后进入戒严状态。
这一次街头险情让他积累了在政变环境下组织使馆人员转移和自保的实际经验。
1971年初,张伟烈调任驻摩洛哥特命全权大使。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公布的历任大使名录显示,他的在任时间为1971年2月至1974年5月。
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端,西临大西洋,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
1912年3月,摩洛哥沦为法国保护国,同年法国同西班牙签订《马德里条约》,北部地带和南部伊夫尼等地划为西班牙保护地;1956年摩洛哥宣告独立。
1961年2月穆罕默德五世去世,三十二岁的哈桑二世继位。
当时的摩洛哥处在冷战夹缝之中,美苏两方都在争取,国内部落势力、军队系统和王室旧臣彼此牵制,国王的执政基础并不稳固。
中国同摩洛哥的国家关系起步较早。
1958年1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摩洛哥属于较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之一。
1963年12月27日至29日,周恩来总理率团访问摩洛哥,28日上午和下午同哈桑二世国王连续举行会谈,就第二次亚非会议、第二次不结盟会议以及双边关系交换意见;29日上午周总理前往王宫告别,哈桑二世向其赠送一把镶有宝石的宝剑。
按摩洛哥传统,国王通常只在王宫门口迎接贵宾,此次接待中哈桑二世做出破格安排,为两国高层关系留下具体记录。
1971年张伟烈履新之时,中国驻摩洛哥使馆在拉巴特开展双边往来、侨民联络和国情研究等日常工作,使馆人员按常规节奏处理礼宾、电报和调研事务,尚未预料到同年7月国王寿宴上会发生流血事件。
外交工作的公开面貌是宴会致辞、礼宾握手和书面照会,张伟烈本人经历过巴格达街头的封锁线,清楚文职岗位之下仍需保留军人式的判断和应急习惯。
这一点在几个月后的斯基拉特宫寿宴上直接接受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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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寿宴突变:机枪声中的方向判断
1971年7月10日上午,张伟烈同翻译聂兵杰乘车离开使馆,前往斯基拉特夏宫。
夏宫位于拉巴特以南数十公里的大西洋沿岸,每年夏季接待王室避暑,园内林木茂密,建筑为阿拉伯风格,临海一侧设有观海长廊和沙滩。
当天的招待会采用自助餐形式,来宾范围很广:摩洛哥王室成员、内阁大臣、最高法院官员、部落长老、军队将领,以及各国驻摩外交使节。
按礼宾程序,大使先在殿内参拜哈桑二世国王,递交礼品并致祝寿辞,随后转到宫前广场的宴会区域。
长桌上银器排列整齐,鲜果、蜜枣、糕点和阿拉伯小吃分碟摆放,侍者往来递送薄荷茶,乐队在棕榈树下演奏传统乐曲,宾客在帐篷和长桌之间寒暄走动,几名身着军装的将领聚在一侧交谈,白袍部落长老安静地站在葡萄架旁,整体气氛克制中透着热闹。
临近午后两点,东门方向先传出几声脆响。
起初宾客误以为是礼炮或爆竹,不少人走出帐篷张望。
斯基拉特宫东门的卫兵在接连声响中倒地,一队队身着迷彩服、携带自动武器的军校学员从大门外涌入,行进中朝天鸣枪,队伍直扑宫内庭院。
广播尚未响起任何指令,现场只靠脚步、枪声和人群骚动传递信息。
意识到危险的宾客开始向东门口奔逃,东门外却已经布置好机枪火力点,连续扫射之下,奔到门口的人群成片扑倒,退回来的人又被后续人流顶住,前后挤压之间,草坪上散落着鞋子、手袋和翻倒的桌椅。
遇难者中包括摩洛哥本国的游览大臣、最高法院院长、首相办公厅主任赖加里等军政官员,外交使节一侧也出现伤亡。
张伟烈身旁两步开外的比利时驻摩大使胸部中弹倒地,当场毙命,鲜血溅到张伟烈的西装和衬衫上。
沙特大使重伤躺倒在地,国王的弟弟穆莱·阿卜杜拉亲王、议长和青年体育大臣等人负伤。
场地内尖叫声、哭声和枪声混成一片,有人蹲在餐桌之间双手抱头,有人盲目向宫墙方向奔跑,乐手丢下乐器四散离开,一把乐器孤零零留在草坪上。
周围人群陷入混乱的时候,张伟烈的反应反而格外清醒。
他先捕捉枪声来源:东门方向枪声最密,东面通道已经被火力封锁,继续往东冲只会撞向枪口;南面和北面是高大宫墙,短时间内无法翻越;西侧临海一带有一排沿沙滩修建的玻璃观海长廊,穿过长廊可以抵达海滩,再沿海岸向北或向南绕行,存在绕向东侧公路的缝隙。
战场经验在数秒内完成这套方位判断。
他伸手拉住聂兵杰,两人顺着人群边缘向西部长廊移动,身后跟着一批同样寻找退路的宾客。
穿过长廊到达海滩向南奔跑时,两侧海滩上都出现了武装人员,南北形成夹击态势。
枪声骤然加密,两人只能扑倒在沙滩上伏低身形,张伟烈压低动作示意聂兵杰贴紧地面、不要随意起身移动,子弹掀起的细沙接连落在两人身上。
沙滩上卧倒的人群控制住动作,等待火力间隙。
僵持一个多小时后,端枪的士兵把海滩和庭院里的宾客、外宾分批驱赶回宫中大厅。
约两千人在宫内通道和大厅之间挤动,泥沙、海水和血污蹭满衣物,空间闷热,气氛紧张到极点。
人流挤压之中,张伟烈和聂兵杰被冲散,两人各自随人群移动,一时无法会合。
大厅内部早已经历另一轮紧张对峙。
政变学员冲入宫中时,曾同国王卫队在厅外和通道处形成对峙。
哈桑二世为避免大规模流血,指令卫队放下武器,卫队随即被解除武装。
国王本人由一名中尉率领的士官带到一间偏屋看管。
政变方面的核心人物是穆罕默德·迈德布赫,其公开身份为王室军事机构首脑并兼掌王家卫队系统,同他共同策划行动的是阿赫里鲁穆军事训练学院指挥官穆罕默德·阿巴布中校;阿巴布的兄长穆罕默德·阿巴布率部从南侧攻入宫殿,另有军官负责协调城内广播和陆军系统。
迈德布赫在武装人员护卫下出现在大厅高处,宣布废黜哈桑二世,由政变方面组成的救国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随即下令将国王身边的重臣就地处决,遇害名单中包括王家军副参谋长恩来西、宪兵司令布阿什、伞兵司令罗巴利斯以及国王副官等人。
大厅内杀气弥漫,被控制的宾客和使节缩在墙边,不敢发出大的动静。
迈德布赫一方内部诉求并不完全一致:迈德布赫倾向于迫使国王退位后重新组建权力结构,阿巴布一派态度更为激进,主张直接推翻王室体制。
按原定计划,阿巴布中校需要率部前往拉巴特市内,攻占陆军司令部、广播电台和机场等要害部门。
就在大厅指挥权交接和部队调动的混乱间隙,迈德布赫在内部争执与交火的复杂局面中被己方枪弹击中身亡,具体情形在不同史料中记载不一,有“走火”一说,也有派系交火的记述,历史学家将其归为不明原因的现场死亡。
主谋一死,政变阵营的指挥链条当场断裂,城内城外的分队失去统一指令,有人停在原地等待命令,有人自行寻找出路,大厅内局势陷入无人掌控的混乱状态。
厅外海滩上的伏兵尚未撤离,被挤散的翻译下落不明,国王被关押在偏屋内,大厅一侧是被缴械的卫队和束手就擒的宾客,另一侧是来源混杂、指挥失灵的武装人员。
而当窗外的天色一点点压暗、宫内外枪声时断时续的时候,没有人料得到接下来几个小时里这座夏宫会朝向哪个方向翻盘,也没有人知道浑身沾满泥沙与他人血迹的中国大使,最终要靠什么把身边的年轻人从这片枪火之间带出去;那份藏在西装底下、来自早年战场的判断习惯,即将在无人调度的混乱里接受全程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