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底,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出现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新信号:军事投入不再只是防卫省内部的预算问题,而是开始与企业税收、政府融资、战略产业投资和家庭生活成本交织在一起。10月29日,韩国《首尔经济日报》报道,日本正在讨论提高企业税,为未来可能扩大的防卫支出筹集资金。高市早苗政府面对的,已经是如何让整个国家的财政与产业体系长期支撑军事建设的问题。
把这一趋势称作“战争动员”,重点不在于日本已经进入战时状态,而在于国家资源正被重新安排,以满足更高的军事目标。过去,公众谈论日本扩军,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战机、导弹和军舰上;现在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些装备由谁生产,采购资金从哪里来,后续维护需要多少钱,以及如果经济增速不够理想,政府准备让哪些群体承担额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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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已经确定的数字。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约为9.04万亿日元,创下当时的新高。到了2026年8月31日,日本防卫省又提交了2027财年约8.9万亿日元的预算申请,重点包括无人装备、人工智能、远程打击能力和拦截系统。两组数字分别属于已批准预算和下一财年的申请,不能混为一谈。2027财年的最终支出,还要经过后续预算审议与政府决定。
这份预算申请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日本军事建设正在向新的作战方式倾斜。无人机、人工智能指挥系统和远程导弹不只是替换旧装备,它们还要求军队重新组织侦察、指挥、通信和后勤体系。买入一批无人机并不意味着马上获得成熟的作战能力,数据链、操作人员、电子防护、维修供应链和训练体系都需要同步建设。采购只是开头,后续投入才是长期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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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还在设法解决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问题。过去,部分装备依赖少量专业企业生产,产线规模有限,一旦订单增加,扩产速度就可能跟不上需求。日本防卫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提出加强无人装备和导弹生产,并考虑通过支持企业、改善生产体系等方式降低供应中断风险。这意味着军事建设开始深入企业的设备投资、人才配置和供应链安排,不再只是一张政府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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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公布的一项新进展,又把这条路线向前推了一步。美联社报道,美国与日本同意在日本设立联合导弹生产的最终组装与检测设施,涉及供F-35战机使用的AMRAAM中程空对空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菲律宾宿务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会谈后公布了这项安排。它说明日美防务合作正从联合训练、装备采购继续向生产环节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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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合作有两层意义。对日本而言,本土组装与检测能力有机会改善部分弹药的供应效率,降低完全依赖海外交付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日美同盟而言,共同生产有助于把双方的装备供应链连接得更紧。但不能据此推断日本已经实现导弹完全自主生产,也不能把联合生产等同于日本获得无限制的弹药供应。零部件来源、生产许可、产能安排和关键技术仍然会影响实际交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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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产业扩张需要资金,真正的争论由此进入财政领域。10月20日,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皋月表示,政府尚未决定未来防卫开支增加部分的具体资金来源。到了10月28日举行的相关专家会议,税收筹资的讨论再次受到关注;10月29日,媒体报道企业税上调被列为可能选项之一。相关报道还指出,下一阶段的年度防卫支出可能超过10万亿日元,但这属于对未来计划的判断,并非已经通过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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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企业税问题格外敏感?因为日本政府同时希望企业提高工资、增加设备投资、扩大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战略产业的生产能力。如果企业承担更多税费,企业可能通过减少其他支出、推迟投资、控制招聘或者调整产品价格来消化成本。不同企业的应对方式不一样,税负也不一定会全部转嫁给消费者,但政府希望企业同时完成的任务越多,政策之间的协调难度就越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政府并非只在增加军费。10月29日,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利用外汇特别会计账户的部分盈余,为减税和其他支出寻找资金。日本持有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日元贬值会抬高部分外币资产折算成日元后的账面价值,海外资产产生的利息也可能形成收益。但这不代表全部储备都能直接拿来支出,政府仍须保留足够资金应对汇率波动和市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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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路透社还报道,日本政府正在研究政府支持的贷款安排,帮助企业为战略领域的大型投资融资。相关方案考虑通过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并研究由政府承担部分损失风险,以鼓励银行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放贷。高市政府希望到2040财年,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17个重点领域带动超过370万亿日元的公共与私人投资。这个数字是长期投资目标,并非政府准备一次性拿出同等规模的财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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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10月29日的消息放在一起,就能看出日本当前经济政策的复杂之处:政府既希望为国防建设筹钱,又想用减税和贷款支持企业投资。外汇账户盈余、财政预算、银行信贷和企业资本并不是可以随意互换的资金池。外汇储备有安全用途,银行贷款需要偿还,政府担保可能产生未来财政责任,企业投资也要承担商业风险。资金来源看似不少,真正能够长期、稳定地承担支出的部分却需要仔细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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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家庭的压力,则会通过另一条渠道传导过来。10月29日,路透社报道,日本准备从2026年12月起逐步调整汽油补贴目标,每月提高5日元,持续到次年春季。现有补贴曾把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升约170日元,相关计划每天支出超过100亿日元。政府计划在12月至次年2月提供水电和燃气补助,预计一个典型家庭能够减少约7000日元的相关支出。
这项调整不能直接归因于扩军。报道给出的直接背景,是能源补贴成本不断增加,政府需要控制支出。可它也说明,日本政府同时面临两种相反的要求:一边要减少部分补贴开销,另一边又需要设法缓解居民的能源负担。倘若未来防卫开支继续上升,减税、能源补助、养老金、医疗和基础设施投资之间就会出现更复杂的财政竞争。
日本经济的另一处薄弱环节,是汇率和融资成本。10月下旬,日元仍处在每美元157日元上下的偏弱区间,长期国债收益率也引发市场关注。日元走弱会增加部分进口能源、原材料及海外装备的日元计价成本;国债收益率上升,则可能提高政府今后借款的利息支出。两者都不意味着日本必然发生财政危机,却会让长期军备计划的预算测算更加困难。
日本政府还需要面对一个不容易用金钱立即解决的问题:人口与人才。日本劳动力规模受到老龄化和人口减少影响,军队招募、先进制造、软件开发和装备维护都需要技术人员。无人系统能够减少部分岗位对人员数量的依赖,人工智能也可以辅助信息处理,却无法取代所有维修、保障、决策和训练工作。假如军事订单增长快于人才供给,企业之间就可能争夺工程师和熟练工,民用产业同样会感受到资源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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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军事观察角度看,日本防卫能力的变化还具有地区影响。远程打击装备、无人作战系统和日美联合生产能力不断加强,会改变周边国家对日本军事活动范围及其持续作战能力的评估。尤其当日本进一步强化西南方向的部署时,周边国家有理由关注其军事政策是否同步加强透明度、危机沟通与相互信任。国防建设可以被日本政府解释为应对安全风险的措施,但军事能力增长并不天然等于地区局势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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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共同生产导弹也是一个值得继续观察的信号。它不仅关系到某一型导弹的产量,还关系到日本能否持续参与同盟内部的装备供应、后勤保障和产业协作。若这种合作继续扩展,日本军工体系与美国供应链之间的联系可能更紧密。日本仍需承担产线建设、质量管理、人员培训和库存维护等成本。生产能力增加有助于提升供应韧性,却不会自动消除财政压力,也无法替代外交沟通与地区危机管控。
高市启动的这套政策路线,真正的考验不是能否在短时间内增加几项军事装备,而是日本能否长期负担由此产生的成本。若军费增长、战略产业投资、减税和生活补贴都要同时推进,政府就必须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中作出取舍。日本民众需要关注的,也不只是防卫预算的数字,而是未来税负、工资、能源价格、就业和公共服务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军事准备越是长期化,经济账就越不能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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