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12月12日，陕西西安，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正在督促“剿共”的蒋介石。那一年，蒋介石49岁，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几乎集中于他一人之手。问题也正出在这里：一个人若突然从权力中心消失，留下的往往不是空位，而是一场争夺。
西安事变最危险的地方，并不只是蒋介石个人的生死，而是南京、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以及各地实力派之间，可能同时失去一条勉强维系的平衡线。
蒋介石并非没有遇险的可能。据当时情况，东北军内部有人主张严惩，南京方面也有人准备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抵达西安后，面对的同样不是一次普通谈判，而是如何在抗日与清算旧账之间作出取舍。
“杀掉蒋介石，事情就能解决吗？”类似的疑问，正是当时各方必须面对的现实。
从中共的角度看，蒋介石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又连续组织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红军刚刚经历长征，双方积累的伤亡与仇恨极深。要求审判蒋介石，并非没有政治依据。
但政治从来不只看旧账。1936年的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并不断向华北施压。若此时蒋介石死于西安，南京政府很可能立即将事件定性为叛乱，何应钦等人或许会以中央名义调兵进攻西安。东北军和西北军一旦被迫应战，内战就可能重新点燃。
这会让中国陷入一种极其危险的局面：日本在北方步步紧逼，南京与西安却先开火。即便各方都喊抗日，军队、粮饷、指挥权和地方地盘，也会迅速成为争夺焦点。
蒋介石死后，谁能接掌国民政府？答案并不清楚。何应钦掌握军政系统，在中央军中有资历，却未必拥有蒋介石那样的个人威望；汪精卫在党内有影响力，但长期受到派系牵制，且当时并不在南京权力现场。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人物，也不可能轻易接受中央军单方面安排。
所以，国民党未必会立刻垮台，却很可能出现“中央有名、地方各行其是”的局面。蒋介石多年经营的派系平衡，依靠的是个人权威和军队控制。权威一旦突然消失，黄埔系、政学系、桂系以及各地军阀之间，必然重新排位。
更复杂的是，蒋介石的死未必会自动带来国共合作。中共当时希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统一战线需要一个能够代表国民政府的人来承担政治责任。若南京方面把西安事变视为刺杀和叛乱，谈判基础很可能荡然无存。
苏联也不会乐见中国陷入全面内战。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推进，已经牵动苏联远东安全；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既无法有效抗日，也可能迫使苏联更早面对日本压力。因此，苏联大概率仍会推动中共和南京方面保持接触，但它能否说服国民党各派，不能高估。
假设南京暂时稳住局面，新的国民政府也可能采取两条路线。一条是继续“攘外必先安内”，集中力量打击西安方面和红军；另一条是接受部分抗日要求，尽快整合军队。前一种选择会给日本可乘之机，后一种选择则可能让中共获得喘息和扩展空间。
日本方面同样不会坐等中国完成整合。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直接原因复杂，既有军事冒险，也有对华北局势的判断。若蒋介石已经死亡，日本或许会认为中国更弱，从而扩大行动；但中国内部的混乱，也可能使日本误判占领成本，陷入更漫长的战争。
抗战的形态因此可能改变。国民党若缺乏统一指挥，正面战场的组织能力会下降，地方部队可能各守地盘；中共则会继续依靠根据地和游击战扩大影响。可是，不能简单推断中共会立即获得大量外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对华援助有限；苏联的援助也会受到自身安全和外交关系的约束。
即便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也未必意味着共产党能够迅速取代南京政府。中共当时的军事实力、根据地规模和工业基础，都不足以在1936年直接承担全国政权。它更可能在抗日战争和国民党内斗中逐步积累力量，胜负取决于组织动员、根据地建设以及各派军队的实际选择。
至于中国统一的时间，反而可能出现两种相反结果。国民党若因内讧迅速衰弱，战后全国格局可能更早向中共倾斜；若何应钦等人稳住中央军，并借抗战整合各派，国共之间的冲突就可能更持久、更激烈。
西安事变最终没有把中国推入新的内战，关键不在某一个人的善恶，而在各方都意识到：蒋介石可以被限制，可以被迫改变政策，却不能在那个时刻被简单地从政治棋盘上抹去。倘若枪声真的造成他的死亡，1937年到来的战争，面对的就不只是日本军队，还可能是一个尚未完成重新组合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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