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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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山西太岳山区的秋日已经带着寒意，山风扫过光秃秃的树枝发出呜呜的声响。
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兼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王近山，接到了一份来自延安的紧急调令。
调令的内容很明确，率领386旅第16团护送一批机关干部和中央干部家属火速西进，穿过日军封锁线抵达陕甘宁边区，执行扩编新部队、保卫党中央的任务。
刘伯承在电报里反复叮嘱了八个字，不许恋战，速抵延安。
陈赓司令员更是当面交代，这趟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跟日军纠缠，把人安全送到就是头等大功。
王近山点了头，带着队伍从长子县横水村出发了。
可当这支队伍走到洪洞县韩略村附近的时候，王近山停下了脚步。
他盯着四周三面环山的地形看了很久，然后做出了一个抗命的决定。
这个决定让他手下的干部们全都倒吸一口凉气，也让后来远在延安的一位大人物对他刮目相看。
而王近山当时并不知道，他即将在这条山沟里敲碎的那支日军车队，里头坐的根本不是普通的前线士兵。
【一】从黄安放牛娃到红四方面军的"王疯子"
王近山原名王文善，1915年10月出生于湖北黄安县桃花区许家田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黄安这个县后来因为出了两百多位开国将军，被人们称作将军县，王近山就是从这片红土地上走出来的战将之一。
他从小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佃农，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里还有几个弟妹要养。
王近山八九岁就给地主放牛，十几岁上当了学徒，尝尽了底层人受欺负的滋味，也养成了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硬脾气。
1930年6月，不满十五岁的王近山听说红军在黄安一带招兵，二话没说就报了名，被编入红一军第1师第3团第5连，成了一名最小号的红小鬼。
从穿上军装那天起，王近山身上那股不要命的劲头就没藏住过。
每次冲锋他都冲在队伍最前头，子弹打光了就抡大刀，大刀砍卷刃了就扑上去跟敌人扭打在一起。
有一回在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他跟一个身高马大的国民党兵扭成一团，两个人从山坡上一路滚到了悬崖边上。
王近山死死搂住对方不松手，两个人一同坠下了山崖，那个国民党兵当场摔死，王近山也身负重伤，在昏迷中躺了好几天才被战友救活。
从那以后，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王疯子，这个绰号越叫越响，从连队传到了营团，又从营团传到了师部。
王近山对这个绰号非但不反感，反而觉得当兵的打仗就得有这么一股疯劲，缩手缩脚的带不出敢打必胜的队伍。
在鄂豫皖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战斗中，王近山从战士一路干到班长、排长、连长，每一次战斗都冲锋在前，身上的伤疤叠着伤疤。
1933年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苏区，王近山已经升任营长，在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的战役中屡立战功。
他当营长的时候照样端着驳壳枪往阵地最前沿顶，警卫员拽都拽不住，同志们都说这个营长打起仗来根本不像个当官的。
在川陕苏区的反六路围攻中，王近山率领一个营的兵力坚守阵地，面对川军六个团的轮番进攻，硬是守住了三天三夜。
那次战斗中他身中两弹仍坚持指挥，直到增援部队赶到才撤下阵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自给他包扎伤口。
长征路上翻雪山过草地，缺衣少食饿殍遍野，王近山凭着一股蛮劲把身边的战士一个一个从死人堆里拉了出来，自己却瘦得脱了形。
过草地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干粮分给伤病员，自己靠啃树皮撑了好几天，走出草地的时候整个人只剩一把骨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王近山担任第129师772团副团长，这一年他二十二岁。
紧接着的七亘村重叠设伏、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长乐村追击战，这些129师在晋东南打的经典伏击战，王近山全部参加了。
七亘村战斗中王近山率领一个营的兵力在同一个地点两次设伏，把日军辎重部队打了个措手不及，此战成为八路军抗战初期的经典战例之一。
神头岭战斗中王近山率部设伏于神头岭狭窄的公路两侧，歼灭日军一千五百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响堂铺战斗中王近山率部伏击了日军的汽车运输队，焚毁汽车一百八十余辆，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
刘伯承师长对这个年轻指挥员既欣赏又头疼，欣赏的是他脑筋活胆子大，头疼的是他有时候打起仗来比谁都疯，根本不把上级的叮嘱当回事。
陈赓是386旅的老旅长，王近山后来接了他的班当上了386旅旅长，陈赓对这个部下的脾性摸得透透的，知道他一旦在战场上咬住了战机，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百团大战期间，王近山已经升任385旅副政治委员，之后调任386旅旅长，在太岳山区跟日军兜了好几个圈子。
他还兼任了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负责那一带的对敌斗争。
太岳根据地的老百姓都知道386旅有个王旅长，打起仗来猛得像头下山虎，日军的情报材料里也反复出现过这个名字。
在太岳的几年里，王近山率领386旅跟日军进行了无数次大小战斗，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巩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
王近山在红四方面军的时候有个习惯，每次战斗打响之前他都要爬到最前沿去看地形，不看清楚绝不发起冲锋。
这种靠前指挥的作风从他当战士的时候就养成了，当连长的时候他总是把指挥所设在离敌人最近的地方，当营长的时候更是如此。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对王近山的印象很深，说这个小个子打起仗来不要命，是个天生的军人胚子。
王近山在红军时期就以作战勇猛著称，每次战斗他都身先士卒，这种作风一直保持到他军事生涯的终点。
王近山就是这样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猛将，他的军事生涯从头到尾都跟冲锋陷阵绑在一起。
王近山在红军时期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四次反围剿战斗和川陕苏区的历次反围攻战役，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王近山在红四方面军时期就以作战勇猛著称，他的绰号王疯子在川陕根据地已经家喻户晓。
王近山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系统地学习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理。
这段学习经历为他后来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近山打仗有个特点，每打一仗都要总结一次经验教训，不管是胜仗还是败仗。
这种勤于总结的习惯让他的指挥水平在实战中不断提高，从一个勇猛的敢死队长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时间走到1943年秋天的时候，这个浑身是胆的旅长接到了那道改变他命运的调令。
【二】1943年秋，一道不许恋战的死命令
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日军在华北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扫荡，妄图把敌后抗日根据地彻底摧毁。
这年秋天，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了两万多日伪军，对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秋季扫荡。
冈村宁次为这次扫荡炮制了一套新战术，叫做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说白了就是把日军分成三层，像滚刀肉一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挤压根据地的生存空间。
这套新战法的核心是日军以密集的队形多路出击，第一层负责搜索和接触，第二层负责包围和压缩，第三层负责歼灭和清剿，三层之间互相配合不留空隙。
冈村宁次对这套新战法非常得意，认为这是对付八路军游击战的杀手锏，专门组织了一批军官到前线来观摩学习。
同一时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南面的胡宗南部队频频调动，企图闪击延安。
党中央面临着两面作战的危险，东面要对付日军的扫荡，南面要防备国民党的进攻，兵力严重不足。
毛主席在延安拍了板，从太行前线抽调一名得力战将回陕甘宁，组建新的守备部队拱卫边区。
刘伯承选择王近山还有一层考虑，就是王近山在太岳山区作战多年，对这一带的地形和敌情非常熟悉。
这个人选落在了386旅旅长王近山头上。
刘伯承和徐向前两位首长不约而同地点了王近山的将，原因很简单，这个人能打硬仗，政治上靠得住，而且在太岳山区熟门熟路，穿封锁线的本事比谁都大。
出发之前，刘伯承给王近山发了一封措辞极重的电报。
电报开头点明任务，奉党中央命令率386旅16团护送部分机关干部及中央干部家属赶赴延安，扩编新的保安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电报后半段全是叮嘱，说眼下日寇正集中重兵在太岳地区扫荡，敌情复杂，形势紧张，路上千万小心。
刘伯承特别强调，这趟是独立应付各种局面，在敌众我寡、上级又无法及时指导和支援的情况下，必须发挥机断行事、勇敢果断的传统。
这句话听着是给了临机处置的权限，可紧跟着就是八个字，不许恋战，速抵延安。
陈赓在王近山临走之前又单独找他谈了一次，交代得更直白，这趟路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不能跟日本人纠缠，把干部和家属安全带到延安就是头等大功。
王近山当时满口答应，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名下应心的时候，往往就是他脑子里又在转别的念头。
家属团里的成分很杂，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家眷，有前线干部的妻儿，还有一些机要人员的家属。
在王近山出发之前，陈赓还特意叮嘱了他的夫人韩岫岩，让她在路上多劝劝王近山，不要一见到战机就忘了自己的任务。
王近山自己的夫人韩岫岩和年幼的女儿也在这支队伍里头，这让护送任务的分量又重了一层。
1943年的太岳根据地面临的局面极为严峻，冈村宁次调集的两万多日伪军是当时华北地区最大规模的扫荡兵力。
日军采取的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是针对八路军游击战专门设计的，以前的扫荡战术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效果有限。
党中央面临着两面作战的危险，东面要对付日军的扫荡，南面要防备国民党的进攻，兵力严重不足。
1943年的形势对八路军来说极为艰难，日军的扫荡和封锁让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党中央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决定从前线抽调兵力回防陕甘宁，说明保卫延安的重要性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刘伯承在电报中还特别提醒王近山，沿途日军的封锁线有好几道，每一道都需要仔细侦察，不能贸然行动。
王近山把这些叮嘱一一记在心里，出发前专门召集了连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1943年10月20日，王近山带着16团从长子县横水村出发，队伍一头钻进了太岳山区的小道。
临屯公路是从临汾到屯留的一条主干道，日军在这条线上设满了据点和封锁沟，想要穿过去就得钻空子。
冈村宁次的扫荡部队正在太岳山区来回拉网，公路上军车往来不绝，到处都是日军的巡逻哨。
王近山把16团的人马分成了好几股，昼伏夜行，专挑日军据点之间的缝隙钻，走得极为小心。
1943年秋季的太岳根据地，粮食和物资都极为匮乏，战士们的给养供应非常困难。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王近山率领16团仍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严格的纪律，这在当时的八路军部队中是非常难得的。
出发头两天还算顺利，队伍接连突破了日军两道封锁线，于10月22日抵达了洪洞县韩略村以南的南北挂地宿营。
韩略村这个地方离日军前敌指挥所驻地临汾很近，经常有日军出来骚扰百姓，可日军完全没有料到八路军的主力会出现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队伍在此隐蔽集结，原本只是把这里当作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中转站，没有任何作战计划。
宿营期间王近山化装成当地农民，带着几个干部把韩略村周围的地形和敌情摸了个遍。
侦察员报告说，韩略村附近的公路上经常有日军汽车队经过，而且有一批日军在公路上调动频繁。
王近山蹲在公路旁边的土坡后面观察了大半天，把日军车队的班次和路线全都记在了脑子里。
这一看，他心里那根弦就绷起来了。
【三】韩略村：一个抗命的决定
韩略村位于洪洞县城东南大约二十五公里处，三面环山，一条临屯公路从山坳里穿过去，两边是陡峭的崖壁。
这种地形在军事上叫做瓮城，敌人一旦进了沟，两头一堵就是死路一条，连展开兵力的地方都没有。
王近山在地图上早就注意过这个地方，此刻亲眼看了实景，脑子里的那根弦越绷越紧。
他把侦察员收集到的情报摊在地上反复琢磨，公路上经过的日军汽车队没有步兵护卫，车上也没有运载物资的迹象，跟普通的运输车队完全不同。
这支车队到底是干什么的，王近山当时说不清，可他知道一件事，这样的地形加上这样的敌情，是老天爷送上门的战机。
问题在于，他的任务是护送，不是打仗，刘伯承和陈赓的叮嘱言犹在耳，不许恋战这四个字像四块石头压在胸口。
更要命的是，前几天行军的时候因为天黑雾大，行军队形拉得太开，一部分家属和干部在调整方向时跟主力失去了联系，至今没有归队。
通信科的人已经第三次转来陈赓司令员的电报，催问当前位置，一再叮嘱抓紧赶路，不得恋战。
王近山让通信员把收音机关了，理由是检修设备，周围的人都明白这是不想再听催促。
他在韩略村的宿营地转了两圈，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权衡。
如果继续闷头赶路，失散的干部家属可能永远归不了队，万一被日军截住，后果不堪设想。
反过来，如果在韩略村打一仗，枪炮声就是最好的信号，失散的队伍听到动静一定会朝这边靠拢。
打完这一仗立刻撤离，带着重新会合的队伍继续西进，反而能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王近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16团代团长袁学凯和政委常祥考，两个人的脸色当场就变了。
袁学凯的顾虑很实际，队伍远离八路军总部，成了孤军深入，一旦开火吸引来周围的日伪军，一个团根本扛不住。
常祥考也劝，这仗打起来万一被缠住，护送的任务就全砸了。
王近山没有发火，他把自己的盘算一条一条摆了出来。
地形优势在自己这边，日军毫无防备，速战速决完全来得及。
更重要的是，失散的干部家属必须找回来，枪炮声是唯一能让他们找到队伍的办法。
王近山最后说了一句话，军人遇到战机不能放过，该打就得打。
他让参谋提前写好三份检讨，一份给刘伯承司令员，一份给陈赓司令员，一份交给毛主席。
这个动作把在场的人都镇住了，检讨还没打就先写好了，说明王近山已经把后果想清楚了。
王近山还专门找当地老百姓了解了日军的活动规律，老百姓说最近几天公路上经常有日军汽车队经过，而且都是没有步兵护卫的小汽车和卡车。
他还了解到韩略村附近有一个日军的炮楼，驻守着少量日军，距离设伏阵地大约一里地。
王近山担心战斗打响后炮楼里的日军会出来增援，专门派了一个排监视炮楼的动静。
袁学凯在部署兵力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顾虑，万一战斗不能在短时间内结束，临汾城里的日军大部队两个小时就能赶到。
王近山的回答是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否则就立刻撤退。
他还规定了具体的信号，两颗红色信号弹是发起攻击，一颗绿色信号弹是撤出战斗。
王近山还规定了具体的信号和联络方式，战斗打响后各连按照预定方案执行，不得擅自更改部署。
他特别叮嘱袁学凯，一旦战斗不能在两个小时内结束，就立刻下令撤退，绝不恋战。
王近山在下达设伏命令之后，一个人在指挥所里坐了很久，他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
抗命在军队里是大事，不管战果如何，至少在纪律上他已经站在了犯错的边缘。
1943年10月23日夜里，16团各连按照王近山的部署悄悄进入了设伏阵地。
第2营6连埋伏在公路两侧，负责用手榴弹截断车队的尾部。
第3营9连埋伏在公路前头，负责打掉车队的先头车辆。
第4连和第5连埋伏在中间地段，负责把被围住的日军分割成小段，一块一块吃掉。
洪洞县武委会的情报参谋孙宗武带着当地九个民兵连赶来配合，老百姓帮忙把机枪阵地用树枝杂草遮得严严实实。
王近山亲自走到每一个火力点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暴露的痕迹之后，回到了指挥位置。
部队趴在山头上等了一整夜加半个白天，太阳从东边挪到了头顶，公路上还是没有出现日军的影子。
16团的战士们在阵地上趴了一整夜，秋夜的山风凉透骨髓，但没有人发出一点声响。
大家都知道这一仗关系重大，谁也不敢因为自己的一点动静暴露了整个伏击部署。
10月24日清晨，山里忽然刮起了大风，飞沙走石吹得人睁不开眼。
王近山站在崖边看着漫天沙尘，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王近山在阵地上等待的时候，手里一直攥着那台望远镜，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公路的尽头。
风沙把部队隐蔽的痕迹扫得干干净净，山脚下的公路在尘雾里若隐若现。
王近山在等待日军出现的那几个小时里，始终站在指挥位置上没有挪动一步，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公路的尽头。
大约上午八点左右，前方观察哨传来了信号，日军的汽车队出现了。
【四】十三辆汽车开进了伏击圈
侦察员飞奔回来报告，日军车队从临汾方向开过来了，数了数一共十三辆汽车。
走在最前头的是三辆小汽车，后面跟着十辆卡车，车上插着太阳旗，大摇大摆地行驶在公路上。
王近山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车队周围没有步兵护卫，连尖兵都没有派，跟普通的日军扫荡车队完全不一样。
这种反常的情况让王近山皱了眉头，可战机已经摆在眼前，犹豫不得。
他看了看两侧的山包，又看了看那条狭窄的公路，十三辆汽车正一辆接一辆地钻进两山夹一沟的口袋。
王近山在望远镜里看到日军的车队完全进入了伏击圈，他的手紧紧攥住了指挥旗。
身边的参谋们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那个决定性的时刻。
大约八点二十分，最后一辆卡车也驶入了伏击圈。
王近山猛地挥下手臂，两颗红色信号弹拖着白烟升上了灰暗的天空。
信号弹的红光还没散尽，公路两侧的山头上所有的武器同时开了火。
6连集中了近百枚手榴弹劈头盖脸地砸向车队尾部，最后两辆卡车瞬间燃起冲天大火，车身横在公路上把退路堵得死死的。
9连的火力专打头车，三辆小汽车的司机当场被击毙，车辆歪翻在路边，把前面的路也卡死了。
4连和5连从两侧压下来，把困在公路中间的日军车队分割成了好几段。
车上的日本兵跳出来试图组织反扑，可四周的崖壁上全是八路军的火力点，他们连对手的位置都看不清就被打倒了一片。
手榴弹的爆炸声、机枪的连发声、汽车燃烧的噼啪声搅成一团，整条山谷都在震颤。
王近山站在山头上举着望远镜，战斗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日军在公路上左冲右突，试图抢占两侧的高地，可每一次冲锋都被压了回去。
有些日军军官举着军刀指挥残部向崖壁上攀爬，刚爬到一半就被民兵用石头砸了下去。
战斗打响后，八路军的号兵吹响了冲锋号，号声在山谷里回荡，跟爆炸声和喊杀声交织在一起。
日军虽然被突然袭击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毕竟是军官团，其中不少人有实战经验，很快就组织起了抵抗。
六连的战士们端着刺刀从山坡上冲下来，跟被困在公路上的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由于日军全部是军官，战斗意志比普通士兵要强得多，有几个日本军官甚至举着军刀跟八路军战士对砍。
但八路军在地形上和兵力上都占绝对优势，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公路上的日军基本被肃清。
战斗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公路上的枪声渐渐稀了下来。
王近山下令停止追击，打扫战场，立刻撤离。
他当时以为自己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吃掉了一支日军的普通汽车队。
可当打扫战场的士兵从第一具日军军官的口袋里掏出金属名片和肩章，递到袁学凯面前时，所有人的表情都变了。
而当袁学凯把那些名片上的军衔和职务一个一个念出来的时候，连远处的王近山都停下了脚步。
所有人都不会想到，这支没有步兵护卫、大摇大摆行驶在临汾公路上的汽车队里，坐着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