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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坐在我家那张褪色的布沙发上,端着我泡的龙井,手指在杯沿上来回摩挲。他放下杯子,又拿起来,反复了好几次。
我笑着说:“何教授,您别客气,祺瑞在学校没给您添麻烦吧?”
导师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半天没出声。
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还在念叨:“是不是这孩子又熬夜打游戏了?回国我好好说他……”
“你儿子,”导师打断了我,声音很低,“大二下学期就休学了。”
我手里正拿着茶壶要续水,动作僵在半空中。
“他去非洲了,加纳。”导师说,“五年了。”
茶壶从我手里滑落,砸在茶几上,茶水四溅。我看着墙上儿子的照片,他穿着学士服笑得那么乖,那么听话。
那张照片挂在那里整整六年了。
01
那天是周六,我上半天班,中午不到就回了家。丈夫何德海在学校补课,家里就我一个人。我正在厨房煮面,听见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口,戴着眼镜,穿着灰夹克,手里拎着一箱牛奶。
我愣了几秒才认出来——何教授,祺瑞在大学的导师三年前见过一面。
“何教授,您怎么来了?”我赶紧把他让进屋,擦了擦手上的油渍。
导师换了鞋,打量了一下我家的客厅。
六十平的房子,东西多,显得挤。
沙发是十年前买的,皮都磨破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把沙发上的杂物理了理,请导师坐下。
“您提前打个电话,我好准备准备。”我把茶几上的东西挪开,找出好久没用的茶杯。
导师摆摆手:“别忙活,我就路过,顺道看看。”
我哪能真不忙活。翻箱倒柜找出那盒儿子寄回来的龙井,又去厨房烧水。水烧开了,倒进杯子里,茶叶在水中舒展开来,一股清香飘散开。
“您尝尝,这是祺瑞从国外寄回来的,说那边特产。”我把茶杯端到导师面前。
导师接过杯子,没喝,放在手里拿捏着。
“祺瑞他……”导师开口了,话说了一半又停下。
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等他往下说。
“最近跟家里联系多吗?”导师问。
“多,每周都视频。前两天还打了,说在写论文,忙得很。”我说,“这孩子从小就懂事,从来不让我操心。”
导师低下头,手指在杯沿上来回摩挲。
我看着他,心里开始犯嘀咕。三年前见过一面,之后就没什么联系了。突然登门,肯定有事。
“是不是祺瑞在学校惹什么事了?”我问,“何教授,您直说,没事。”
导师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又闭上了。
“您说啊,您这样我心里更慌。”我催他。
导师放下杯子,深吸一口气。
“我接下来说的话,你先有个心理准备。”
我感觉后背开始发凉。
“你儿子……”导师的声音很低,“大二下学期就休学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休学?怎么可能?他每天都在上学啊,还跟我说在写毕业论文,马上毕业了。”
导师摇摇头:“他大二下学期就没读了。我查了学校的记录,确认过好几遍。”
“那他……”我张了张嘴,“那他这五年去哪了?”
导师看着我,眼睛里有同情,认真说:“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查到,他在非洲,加纳。”
“非洲?”我重复这两个字,感觉像在听别人的故事。
“他同学里有一个叫吕光赫的,比祺瑞大一届,毕业后去了非洲做生意。祺瑞可能就是跟他走的。”导师顿了顿,“我三个月前查到这个事,想来想去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您。后来想,这事瞒不住,您迟早要知道。”
我感觉耳朵里像塞了棉花,导师的声音忽远忽近。
墙上挂着的照片里,儿子穿着学士服,笑得那么开心。那是他出国前拍的,花了两百块,我还嫌贵。
“您确定吗?”我问,声音抖得厉害。
导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递给我。
那是一张复印件,上面是学校的退学记录。学生姓名:何祺瑞。学号:20XXXXXXXX。处理结果:退学。日期:四年前的九月。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他不是休学吗?怎么写的退学?”我盯着那张纸问。
“当时办的是休学手续,后来一直没复学,学校就按退学处理了。”导师说,“这四年,我每年都给发邮件问情况,他都回复说‘正在恢复期,暂时不能回学校’。我都信了。上个月我给他发邮件,系统提示邮件未送达。我这才觉得有问题。”
我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试图找出什么破绽。
“这些年他给你们寄过东西吗?”导师问。
“寄过,过年过节都寄。有茶叶、点心、保健品,都是从国外寄来的。”我说着说着声音就小了。
我突然意识到,那些东西,也可以从国内寄到国外再转寄回来。
导师走后,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盯着那张复印件看了一个小时。
结婚照旁边,是儿子的毕业照。他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笑得阳光灿烂。
不对。
如果他大二就休学了,那他的学士服是哪来的?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照片前,凑近了看。
照片里的学士服松松垮垮,不太合身。学士帽下面的头发有点乱,不像是毕业典礼上精心打理过的样子。
我伸手把照片取下来,翻过来看背面。
什么都没有。
但我记得这张照片是儿子寄回来的,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里面还有一封信,说他在学校里一切都好,让我放心。
那封信我收在哪了?
我翻遍了家里的柜子,找了半个小时,终于在衣柜最底层的鞋盒里找到了。
信封已经有点发黄了,上面贴着一张外国邮票,盖着邮戳。邮戳看不清是哪的,我凑到台灯底下看了半天,只能认出几个模糊的数字。
我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照片和信。
那张照片就是我挂在墙上的那张,儿子穿着学士服,站在一栋楼前。信不长,字迹是儿子的。
“妈,我在学校挺好的。马上毕业了,毕业论文写得差不多了。等毕业了我就回去看你,带你去吃好吃的。别太省了,该吃吃该喝喝。儿子长大了。”
信的落款是三年前的夏天。
我攥着那张纸,手指关节发白。
02
丈夫何德海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推门进来,看见我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下。
“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他换下鞋,走过来。
我把那张复印件递给他。
他接过去看了一眼,脸色就变了。
“这是什么?”
“你看不出来吗?”我说,“你儿子的退学通知。”
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问我:“哪来的?”
“何教授今天来了,他亲自送来的。”
何德海的手在发抖。他把复印件放在茶几上,坐到我旁边,低着头不说话。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死死盯着他。
他不吭声。
“我问你话呢!”我突然提高了声音。
“我……”他咽了一口唾沫,“我两年前就知道了。”
我感觉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你怎么知道的?”
“他给我打过电话。”何德海声音很轻,“他让我别告诉你,说他怕你受不了。他说他在非洲那边做点小生意,过得还行,让我放心。”
“你……”我感觉心脏跳得厉害,喘息着说,“你瞒了我两年?”
“我没办法。”何德海抬起头看着我,眼圈红了,“我知道你的脾气,要是告诉你,你肯定受不了。祺瑞说得对,他宁愿瞒着你,让你以为他在上学,也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外面吃苦。”
“那是他骗我!你也跟着他一起骗我!”我站起来,声音尖得吓人。
何德海闭上嘴,不说话了。
我冲到卧室,翻出手机打儿子的电话。
响了很久,没人接。
再打,还是没人接。
我像疯了一样一遍又一遍地拨。何德海从身后拉住我:“你别打了,他现在可能在忙……”
我甩开他的手,瞪着他:“忙什么?忙着在非洲当骗子?”
“你别这么说孩子!”何德海也急了,“他不容易!”
“我不容易!”我吼回去,“你知道吗,九年了,每月3万,我一天只吃一顿饭,衣服穿到发白都舍不得换新的。我就想着供他毕业就好了,他毕业了我就不管了。结果呢?结果他大二就跑了!”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何德海站在墙边,低着头。
“他那个同学叫什么?”我问。
“吕光赫。”
“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的?”
“祺瑞跟我说过,他们俩一起做生意。吕光赫先去的非洲,祺瑞后去的。”
我擦掉眼泪,翻了手机通讯录,找到孙敏儿的电话。
“敏儿,帮我个忙。”
“你说。”
“你在超市上班,认识的人多。帮我查个人,叫吕光赫,三十出头,男的,有可能在非洲做生意。”
“非洲?”孙敏儿的声音很惊讶,“你查他干吗?”
“别问了,查到了告诉我。”
挂了电话,我又坐回沙发上,看着墙上那张照片。
照片里的儿子,笑得那么乖。
我想起他小时候的事。
三岁那年,我在超市上班,把他放在邻居家。
邻居阿姨说他可乖了,不哭不闹,一个人坐在那里玩积木。
我下班去接他,看见他坐在角落里,手里抱着一个破皮球,眼巴巴地望着门口。
看见我的那一瞬间,他笑了,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妈妈,你回来了。”
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好好养大。
养着养着,就养成了一个骗子。
半夜,手机响了。
“淑华姐,我查到了。”孙敏儿声音有点急,“你说的那个人,网上有点消息的。他确实在非洲,加纳,做日用品批发生意。我还找到一个华人论坛的帖子,有人说四年前见过他去加纳,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叫什么?”
“没写名字,就写了‘小何’。”
我攥着手机,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谢谢你,敏儿。”
“淑华姐,”孙敏儿顿了顿,“你要不要去非洲看看?”
我没说话。
“我查了一下机票,转机的话,大概四五千块。”
“让我想想。”
我挂了电话,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何德海躺在另一张床上,背对着我。
“你有没有他的地址?”我问。
“没有。他跟我说过在那个城市,但没给具体地址。”
“哪个城市?”
“阿克拉。加纳的首都。”
我翻了个身,看着窗外的路灯。
那些灯光昏黄暗淡,照在窗帘上,投下一道模糊的影子。
03
周一上午我给超市打了电话请假,开始翻儿子留学这些年寄回来的东西。
信件、照片、明信片,我都收在一个小铁盒里。铁盒是儿子上初中时做的手工,外面涂着红色的油漆,写着一行字:“妈妈的宝贝”。
我打开铁盒,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
第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着一座桥,背面写着:“妈,我到了,这里环境很好,你别担心。”
第二张明信片,画着一栋楼,背面写着:“妈,这是学校图书馆,我每天都来这自习。”
第三张、第四张、第五张……
每一张都写得有模有样。
我把这些明信片摆了一桌子,拿手机拍了照,发到业主群里。
“有人认识这个地方吗?”
等了五分钟,没人回复。
我又发了一张朋友圈,配文字:“帮亲戚问,这是哪所大学?”
过了半个小时,有人留言了。
“这张照片看起来像P的。”
我盯着那条留言看了很久。
把照片放大,仔细看背景里的建筑。楼顶上有个模糊的字母,看不清楚。
我又翻了儿子的社交账号。
他的朋友圈早就不更新了,最新的一条是三年前的,配图是他站在一座红色建筑前,背景是一片蓝天。
配文写的是:“最后一个学期,加油。”
我用手机识图功能搜了这张照片,结果显示:图片来自网络。
也就是说,这张照片不是他自己拍的,是从网上找的。
我放下手机,感觉胸口发闷。
这些年,我一直相信儿子在认真读书。他每周打电话回来,说学校里的趣事,说老师的笑话,说同学的八卦。说得头头是道,我一点都没怀疑过。
现在我明白了,他说的那些话,都是编的。
我想起他每次视频的背景。
有时候是书架,有时候是白墙,有时候是落地窗。
他说那是图书馆、宿舍、教室。
现在想来,那可能就是他在非洲栖身的破房间。
我坐在沙发上,把那些明信片一张一张翻过来看。
邮戳上的字,都糊了。
看不出发件地到底在哪里。
傍晚,我去了何德海学校。
他正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看见我来了,愣了一下。
我没进去,站在门口说:“你去帮我办护照。”
“干什么?”
“我要去非洲。”
何德海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你去有什么用?”他问,“去了又能怎样?把他拽回来?”
“我至少要知道,他在那边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何德海低下头,手里的红笔停在作业本上,留下一个红点。
“好吧,”他说,“我明天去办。”
我从他办公室出来,走在校园里。
天色暗了,路灯亮起来。下课的学生三三两两往外走,有说有笑的。看上去都跟我儿子差不多大。
一个男生骑着自行车从身边经过,车篓里装着几本厚厚的书,脸上带着赶去图书馆的神气。
我儿子会不会也曾是这样的?
但他不是。
他在非洲,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学生,突然很想哭。
但我忍住了。
回到家里,我打开儿子卧室的门。
他出国之后,这间房间就一直空着。
床铺叠得整整齐齐,桌上的书摆得歪七扭八。
墙上贴着他上学时的奖状,一共三张,都是“三好学生”。
一面墙上还贴着一张世界地图,是上初中的时候买的。
我走到地图前,找到非洲那块地方。西边有一个小国家,叫加纳。
我伸出手指点了点那个位置。
这就是我儿子现在待的地方。
距离我,一万公里。
04
护照办下来用了两周。
这两周里,我每天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床上想事情。
想儿子小时候的事,想他长大后的变化,想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的。
想了很久,大概能捋出一个大概的时间线。
儿子上大学之后,回家次数变少了。大一第一学期还好,寒假回了一次。第二学期没回,说在学校补课。那年暑假也没回,说要实习。
大二第一学期寒假回来了,看着瘦了不少,我问他是不是在学校不好好吃饭,他说在减肥。
现在想来,那时候他的状态就不对了。吃饭的时候发呆,跟他说三句话回一句,整个人蔫蔫的。
我应该早点发现的。
但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让他好好学习,争取拿奖学金,将来找份好工作。他的那些异常,我都当成了“孩子长大了有心思了”。
就因为这,错过了。
我翻出儿子从小到大所有的照片,一张一张看。
满月照、百日照、周岁照、小学毕业照、初中毕业照、高中毕业照……
每张照片里他都笑得很开心。
但笑容这个东西,真的能看出来是真笑还是假笑吗?
我觉得不能。
何德海的护照比我先下来,他的单位办起来快。他拿着护照回来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说:“你去办啥?我又没说让你跟我一起去。”
“我得去,”何德海难得硬气一回,“万一你在那边出什么事,谁接应你?”
我没说话,算是默许了。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给孙敏儿打了个电话。
“你要去了?”她问。
“嗯,明天。”
“想好见到他说什么了吗?”
“没想好。”我老实说,“可能先骂一顿,也可能直接哭。”
“你就不能都干了?”孙敏儿笑了一声,“当妈的,骂和哭不冲突。”
我也笑了,笑完又觉得心酸。
“敏儿,你说我是不是太失败了?养个儿子,养成了骗子。”
“你失败什么?失败的是他,不是你好。”
“那为什么他要骗我?”
孙敏儿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他怕你失望。”她说,“我儿子有什么事也先跟他爸说,不跟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就会说他。所以他不敢。”
“你的意思是,是我的错?”
“我没说是谁的错。但你就没想过,为什么祺瑞宁愿跑去非洲,也不愿意留在你身边?”
我握着手机,不说话。
“行了,我不说了。去了那边好好说话,别一见面就动手。孩子大了,打不动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发呆。
深夜,何德海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我:“你的包里装了什么?”
“换洗衣服、药品、充电器、雨伞。”
“不多带点?”
“不够就买,那边又不是买不到。”
何德海嗯了一声,又翻了个身,大概是睡着了。
我又失眠了。
脑子里全是儿子的影子。
第二天早上四点多,我就起来了。洗漱完,把收拾好的包检查了一遍,又检查了一遍。
何德海比我更早起来,煮了一锅粥,还炒了两个菜。我端着碗,一口都吃不下。
“吃点吧,”他说,“这趟飞机要飞二十多个小时。”
我勉强喝了几口粥,胃里翻江倒海,又放下了碗。
到了机场,孙敏儿来送我。她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五千块,你别推,拿着。到了那边别省着,该花就花。”
我眼眶一热,接过来塞进兜里。
“到了发个消息给我。”她说。
“好。”
何德海拉着我的行李箱,我跟在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安检。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看着窗外的城市越来越小,我突然觉得,这二十多年,我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
我自以为把儿子送到了远方,其实我只是把他圈在身边。
现在,他去了更远的地方。
而我,要去把他找回来。
05
飞机先在广州转机,停留了三个小时。然后又飞了十三个小时,到了加纳首都阿克拉。
落地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
一走出机场,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四十度的天气,太阳烤得人皮肤发疼。
阿克拉的机场不大,人倒是不少。
当地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说话叽里咕噜半天听不懂一句。
我看到几个中国人样子的面孔,也没上去搭话,自己拖着一个行李箱,站在门口,看着这片陌生的土地,不知道往哪走。
吕光赫这个人,我只有孙敏儿给的一个手机号。我掏出手机,拨过去。
响了几声,通了。
“喂,哪位?”一个男声,普通话带点东北味儿。
“请问是吕光赫吗?”我声音有点抖,“我是何祺瑞的母亲。”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阿姨,您……您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我查的。”我说,“我到阿克拉了,你能来接我一下吗?”
电话那头更安静了。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您先别动,我派人来接您。您找个有阴凉的地方等着,别在外面站着,太热了。”
大概等了四十分钟,一辆破旧的灰色面包车停在我面前。
车窗摇下来,一个黑瘦的年轻人坐在驾驶座上,穿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冲我咧嘴笑:“阿姨,我是吕光赫,上车吧。”
我打量着眼前这个人。三十出头,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在非洲待了很久的样子。
“祺瑞呢?”我问。
“他在忙,让我先来接您。”吕光赫说着,下车帮我提箱子。
我坐进车里,一股汗味混合着香水的味道冲进鼻子。吕光赫启动车子,穿过灰尘飞扬的街道,往城市的另一头开。
阿克拉没什么高楼,到处都是低矮的平房和铁皮棚。
街边上有很多小摊,卖水果、拖鞋、塑料盆,各种东西都有。
路上堵得很厉害,喇叭声此起彼伏。
“祺瑞知道我来吗?”我问。
“知道。他紧张了好久。”吕光赫笑了一下,“昨天晚上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问怎么办。”
“那你跟他说怎么办?”
“我说,亲妈来了,能怎么办?好好认错,别跑。”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车子开了大约四十分钟,拐进一条土路。路两旁堆满了各种废弃的纸箱和塑料瓶。土路尽头,是一片集装箱改造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
吕光赫停好车,我跟着他走进去。
箱子里光线很暗,只有一台旧风扇嗡嗡转着。
箱子里堆满了货,有的垒到天花板,有的还散落在地上。
拖鞋、塑料盆、水桶、打火机、小电器,什么都有。
角落里有一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T恤的年轻人,蹲在地上,正在分拣一箱货。
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
黑瘦的脸,头发有点长,脸上还有汗珠。
我站在原地,盯着那张脸看了好几秒。
这是他吗?
晒成这样,瘦成这样。
他愣愣地看着我,手里的拖鞋掉在地上。
“妈……”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我冲过去,一把抱住他。
他瘦得厉害,肩膀上的骨头都硌手。
“你……”我张了张嘴,想骂他,话到嘴边全变成了哭。
他也哭了,抱着我,头埋在我肩膀上,像小时候那样。
吕光赫在旁边站了一会儿,悄悄退出去,把集装箱门带上了。
我和儿子在那个又闷又热的集装箱里,抱在一起哭了很久。
06
哭完了,我松开他,擦了一把眼泪,仔细看他。
黑了,瘦了,眼窝都凹下去了。二十七岁的人,看着像三十好几。哪有以前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样子。
“这些年,你就是这么过的?”我声音沙哑。
他没说话,低着头去给我倒水。
集装箱里没空调,只有一台破风扇。他拿了一个塑料杯,从旁边水桶里倒了杯凉白开端给我。
“妈,你先喝水,歇一歇。”
我没接杯子,看着他。
“你不打算跟我说点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坐到旁边的凳子上。
“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了?”
他又沉默了。
“你知不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我一天只吃两顿饭,衣服穿到发白都舍不得换。就想着供你读完书,好日子就来了。结果呢?你大二就跑非洲来了,骗了我五年!”
我说着说着,嗓门又大起来。
他低着头,不吭声。
“你说话啊!”
“妈,”他终于抬起头,眼睛红红的,“我不敢跟你说。”
“有什么不敢的?我是你妈!”
“因为你不会同意。”他说,“我想休学,你肯定不同意。我想做生意,你更不同意。你只会说,读书才有出息。可是妈,我真的不想读书了。大二那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半夜醒了就坐在床上发呆,白天上课听不进去,脑子嗡嗡响。我觉得自己快废了。”
我看着他,心里像针扎一样疼。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说了,你会让我坚持。”他说,“从小到大,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是让我坚持。你跟我说,吃点苦没什么。可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说的对。
我就是这样的人。从小教育他,男儿有泪不轻弹,挺一挺就过去了。
我不知道,他心里的苦不是挺一挺就能过去的。
“那个同学……”我看向集装箱外,“吕光赫,是他带你来的?”
“算是。”儿子说,“大一的时候,我在留学生论坛上看到他在非洲创业的帖子。他来了三年,在加纳做日用品批发生意,做得还不错。我当时就是随便看看,没想到后来真来找他了。”
“你来了之后呢?”
“前半年,全赔光了。”他苦笑了一声,“合伙的人把所有的钱卷跑了,欠了一屁股债。我在大街上睡了一个月,去找吕光赫求助。他骂我是冲动,但还是收留了我。”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回来好歹有条活路。”
“我不想回。”他看着我,“我要是回来了,你肯定又让我去上学。我真的不想再去学校了。我想靠自己活一次,哪怕过得不好,也是我自己选的。”
我盯着他,半天说不出话。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是倔强,也是坚决。
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得儿子听话懂事。现在才知道,那都只是表象。
他有自己的主意,只是从来不敢跟我说。
“行了妈,”他站起来,擦了擦脸上的泪,“你别哭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生意。”
他拉着我走出集装箱,指着一排堆得满满的货架跟我说:“这些都是我的货。从国内进的,卖给这边的批发商。刚开始只做拖鞋,后来慢慢加了塑料盆、小电器、打火机。品种不多,但都是走量的。”
他说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
“一个月能挣多少?”我问。
“看行情。好的时候三四万,不好的时候七八千。”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还骗我说在上学。”
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想让你替我担心。我知道,你供我读书已经很辛苦了。要是知道我在外面这样,你肯定更难受。”
“你真是……”我想说他傻了,但话没说完又哭了起来。
他走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妈,没事。我这几年虽然苦,但是过得挺开心的。不用早起上课,不用写论文,不用考期末。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累了就休息。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有过。”
07
晚上,吕光赫在附近一家中餐馆请我吃饭。
说是中餐馆,其实就是路边搭的一个棚子,里面放了几张折叠桌。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福建人,见了吕光赫和儿子,笑呵呵地打招呼:“老何,生意还好吧?这位是?”
“我妈,从国内来看我。”儿子介绍。
“哎呀,阿姨千里迢迢赶过来啊,不容易。”老板一个劲地热情,“这顿我请了,想吃什么随便点。”
吕光赫点了一盘虾、一盘炒牛肉、一盘青菜。菜端上来,味道一般,但我还是吃得很香。
“阿姨,”吕光赫夹了一筷子菜,看着我,“祺瑞在这边这几年,真的不容易。刚来的那半年,被骗光所有的钱,身上只剩下三百块钱,没地方住,来我仓库门口蹲了一个月。我当初想赶他走,他赖着不走,说我走了就没活路了。”
我看向儿子,他低着头扒饭。
“后来我就让他留下来,帮我打打下手。他挺能吃苦的,刚开始分货、搬货,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后来慢慢学着自己跑客户,自己谈生意。我拉他一把,他开始单干。现在虽然挣得不多,但养活自己没问题。”
“他是不是还染过疟疾?”我问。
儿子和吕光赫都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儿子问。
“晚上你爸跟我说的。你以为他瞒得住我吗?”
儿子放下筷子,沉默了一会儿。
“那次快死了。”他说,“高烧快四十度,躺了整整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才想,我要是死了,我爸妈连我在哪都不知道。”
他说着说着,眼眶又红了。
“我怕。”他说,“我更怕的是,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和我爸怎么办。你们这辈子只有我这一个儿子。”
我盯着他,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那你后来怎么不回来?”
“我想过,”他说,“但后来好了之后,又舍不得走了。这边市场大,竞争小,只要肯干就有机会。我想再拼几年,攒够了钱再回去。”
“那你什么时候回去?”
“不知道。”他说,“可能再过两年吧。等生意稳定了,我就回去。”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吕光赫坐在旁边,一直在默默地吃菜。
“阿姨,”他又开口了,“其实我想说,您儿子挺棒的。他自己一个人在非洲闯了五年,没靠家里一分钱。每天凌晨四点半就起来,去市场上货、送货。收工回来还要对账、补货,经常忙到半夜。刚开始那一年,连续七个月没休息过一天。”
我心疼得不行。
“他本来可以回来的。但他没回来。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做出成绩,没脸回来见您。”
“你这是傻,”我说,“我不管你有没有成绩,你是我儿子就行。”
儿子没说话,低下头,一粒一粒地往嘴里扒拉着米饭。
我觉得他瘦了很多,眼眶都凹进去了一圈。
胳膊上的皮肤很黑,黑得发亮。
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眼睛里的光,比我在国内看到的任何一个年轻人都有。
那种光,不像读书读到硕士博士的人眼睛里的光,倒像是每个熬夜跑市场、每个凌晨四点半爬起来的生活刻进去的。
“祺瑞,”吕光赫说,“阿姨今晚住我那屋,我去睡仓库。”
“不用,”儿子说,“我那边的屋能住,我把凉席铺一下就行。”
“阿姨能受得了吗?你那屋跟蒸笼似的。”
“能,”我说,“他能住,我也能住。”
08
吃过饭回到儿子的住处,他把自己住的那间集装箱收拾了一下。从旁边扯了两块干净布铺在铁架床上,又把那台破风扇调到最大档。
“妈,条件简陋,你先将就一晚。”
我坐在床边,看着这间屋子。
真的很小,大概十个平方都不到。
靠墙堆满了纸箱和塑料袋,最里面是一张铁架床,旁边是一张小桌子,桌上堆着账本和计算器。
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跟我家那面墙上贴的一模一样。
我走到桌前,翻了一下他的账本。字写得很工整,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进价多少、卖价多少、利润多少,每一项都列得很细。
“这些都是你自己记的?”
“嗯,”他说,“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吃了亏,后来就学乖了。不管大小账目,都记下来。月底对一遍,看看盈利。”
我放下账本,看着他。
他坐在另一张破凳子上,低着头喝水。
“祺瑞,”我喊了他一声。
他抬起头。
“你还想回去上学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
“不去了。书我不想读了,那些东西再好,也跟我没缘分。”
“那你这辈子怎么办?没个学历,以后怎么办?”
“妈,”他看着我说,“我没学历,不代表我没出息。我在非洲这几年,学会了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做生意,怎么在困境里活下来。这些东西,课本上学不到。”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做的那些生意,能养活自己吗?”我又问。
“能。”他说,“我现在有两家固定的批发客户,一个月出货量还行。虽然赚的不多,但是够吃够用了。”
“那你以后呢?”
“我打算再干两年,攒点钱,在这边开一个小店。”他说,“这边的中国快餐店生意不错,我也想搞一个。等到那时候,我想把你也接过来住几天。”
我看着他,心里翻涌得厉害。
说实话,我没想过会是这样。
我以为在非洲的儿子,一定是被社会毒打了一顿,过得穷困潦倒,等着我把他接回去。
可是他没有。
他活得很好,比我想象中好得多。
虽然他住的地方破,吃的东西简单,但他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光。
是满足,是解脱,是自由。
那种光,让我不知道该替他高兴,还是替自己难过。
半夜,我躺在铁架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破风扇呼呼地吹,吹得我浑身发凉,空气里的热还是挥不出去。我翻了个身,听到旁边地铺上传来儿子的呼吸声。
“祺瑞?”
“嗯。”
“你恨我吗?”
他那边安静了很久。
“不恨。”
“那你怨我吗?”
“也不怨。”
“那你为什么要跑这么远?”
他翻身坐起来,黑暗中只能看到他的轮廓。
“妈,我不是要跑。我只是想活成我自己。”
他说完这句话,又躺下了。
我睁着眼,盯着头顶上一个模糊的金属痕迹,是之前的租客留下的。我的眼眶有点热,哭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他说的那六个字,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
我想起儿子小时候。
上小学那会儿,没什么目标,每天放学回来就去楼下跟人疯跑。
我把他拽回家,让他写作业。
他写完了,还会问他爸:“爸,我能不能去踢球?”他爸说去吧,我又把他叫回来:“暑假作业还没写完呢,整天就知道玩。”他低下头,没吭声。
上初中那年,他参加学校一个演讲比赛,拿了二等奖。
他很高兴,回来跟我说:“妈,我觉得我演讲挺有天赋的,将来要不要学播音主持?”我说:“学那个干什么?能当饭吃吗?好好学习才是真的。”从那以后,他再没提过这件事。
高中选文科理科,他想选文科。我说:“理科好找工作,你选理科。”他没说话,填了理科,成绩一路往下掉。
高考填志愿,他想学国际贸易。我说:“会计好就业,你学会计。”他听我的,填了会计,大一念到一半就念不下去了。
他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跟我提过他的想法。
我以为他没有想法。
其实,他只是不敢说了。
09
第二天一早,儿子在集装箱外面给我煎了两个荷包蛋,又煮了一锅粥。
油是从国内带过来的,鸡蛋也是从市场买的。他说这边鸡蛋便宜,合人民币大概两毛钱一个。
我端着碗,慢慢吃。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我问。
“上午要去仓库理货,下午去送货。”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去。”
他吃完了,把碗洗了,换了件干净衬衫,带着我出门。
他开一辆破旧的丰田面包,后座都拆了,改成货仓。
他一边开车一边指着街边的店铺给我介绍:这家是卖塑料制品的,那家做水果批发生意,那边还有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
到了一片市场,他停好车,从后备箱搬出几箱货。一个本地人过来接过箱子,跟他叽里咕噜说了几句当地话。
儿子回了几句,那人就笑着走了。
“你现在还会说他们的话了?”我有点惊。
“会一点,够用就行。跟客户打交道,会说几句他们的话,好谈生意。”
他把剩下的货搬进一个档口。
档口不大,大概十几平,里面摆满了各种中国产的日用品。
有拖鞋、塑料盆、衣架、毛巾、水桶、各种小电器。
儿子跟我说,现在店里最走量的货是拖鞋,一个月能出好几千双。
正说着,一个穿着西装的本地人走进来,跟儿子谈了一会儿。我大概听出来,是在谈一笔新的订单。
那个人走后,我忍不住问:“他是谁?”
“一个大客户,在库马西那边开了一个小百货店。每个月大概能从我这里拿两千的货。”
“那你一个月利润有多少?”
他没直接回答我,笑了笑:“够吃饭。”
中午,他带我去附近的快餐摊吃了一顿午饭。一个本地女人做的加纳菜,鸡肉配木薯面团。儿子熟练地掰了一块木薯面团,蘸上酱汁,吃得很香。
“这能吃吗?”我有点犹豫。
“能,挺好吃的,你试试。”
我学着他的样子,掰了一块面团,蘸了酱汁放进嘴里。口感有点奇怪,但味道还行。
“妈,”他一边吃一边说,“这五年,我在非洲习惯了。现在让我回国,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活。”
我嚼着嘴里的面团,看着他眼里那条从未见过的光亮,心里生出一种很奇怪的情绪:既有不舍,也有认命。
他选的路,我很不认同。但他已经走出来了,我没资格再让他回头。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看看你爸?”我问,“他都两年没见过你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
“年底吧。”他说,“等我把手上这笔单子做完,就回去一趟。”
“那你回去之后,打算怎么跟你爸交代?”
“实话实说。”他说,“我觉得我爸能理解我。他以前跟我说过,男儿志在四方,想去哪就去哪。”
我心里一动。
是,何德海说过这话。但我那时候还嫌他惯孩子。
没想到,还真让他说中了。
下午,儿子带着我去码头看货。
一个集装箱的货,刚从国内运过来,里面装满了拖鞋和塑料盆。
他和几个本地工人一起搬货,一边搬一边点数,头上全是汗水,衣服湿透了。
我坐在旁边阴凉的地方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五年前,他还是一个连鸡蛋都不会煎的孩子。现在,他已经能一个人撑起一家店了。
我该为他骄傲,还是该为他难过?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晚上回到集装箱,他累得一屁股坐在凳子上,从旁边拿出一瓶自制的饮料,咕咚咕咚喝了半瓶。然后又开始翻出账本,一笔一笔地对账。
他账本上的字,每一笔都记得很工整,比我当年给他写的那本“生活指导手册”好看多了。
他小声嘀咕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大概是在说他今天收了一笔账,还有一笔没收到。
我打断他:“祺瑞,我明天就回国了。”
他愣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我。
“这么快?”
“嗯,机票已经订好了。你爸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他放下账本,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妈,”他说,“对不起。”
“别说了。”我拍拍他的肩膀,“你好好干,别怕吃苦。实在不行就回来,家永远给你留着。”
他点点头,眼眶红了。
第二天早上,他送我去机场。
到了机场门口,他帮我把行李提下来,站在那里,看着我。
“妈,回去了给我发个消息。”
我转身往机场里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他。他还站在原地,瘦瘦的一个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站在非洲炽热的太阳底下。
我朝他挥了挥手,他也朝我挥了挥手。
然后我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机场。
10
回国那天,天气很好。
何德海来机场接我。他等在到达厅,穿着一件灰色夹克,头发比以前白了不少。看见我出来,他快步迎上来。
“怎么样?”
“还行。”我说,“他没你担心的那么惨。”
何德海接过我的行李箱,跟在我旁边,没说话。
上了车,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建筑。
“他觉得什么时候回来?”何德海问。
“年底。他说年底回来看看你。”
何德海没说话,从那以后一路沉默。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孙敏儿发了条消息过来:“回来了?”
“回来了。”
“孩子还好吧?”
“还行。”
“那就行,别多想。你是个好妈,他也是个好儿子。只是路走岔了,但不代表走的不是正道。”
我看着那条消息,愣神了一会儿,把手机塞回兜里。
何德海做好饭,端上桌。我盛了一碗饭,夹了一筷子菜,慢慢吃。
“我见了那个叫吕光赫的年轻人。”我说,“他跟祺瑞两个人,在那边相互帮衬着活。”
“那就好。”何德海说。
“我本来想把他带回来。后来想想,带不回来了。”
“为什么?”
“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说,“他自己会走路了,再也不需要我牵着他了。”
何德海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吃过饭,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妈,到了?”
“到了。你在干吗?”
“在算账。今天出了一批货,收到一笔钱,心情不赖。”
“那就行。”
“妈,”他说,“我年底回去看你爸。”
“知道了。”
“还有,”他顿了顿,“谢谢你来看我。”
我握着手机,半天没说话。
“妈,我欠你一句对不起。没有骗你的意思,只是不敢让你知道。”
“我知道。”我说,“你好好干。”
挂了电话,我坐到沙发上,拿出儿子小时候那本相册,一页一页地翻。
满月照、百日照、周岁照、小学毕业照、初中毕业照、高中毕业照。
每一张,都停留在过去的样子里。
他是我唯一的儿子,也永远是我唯一的儿子。可他不是我手里的提线木偶,他有一个脱离我掌控的、我根本不认识的人生。
墙上的那张大学毕业照还没取下来。他穿着学士服,笑得那么乖,那么听话。那也是他最后的假装。
我把照片拿下来,翻到背面,用圆珠笔写下一行字:“这张照片里,你已经不在学校了。你在非洲,在你自己的路上。”
写完之后,我把照片重新挂上去。
何德海端着水杯走过来,看着我问:“你还挂它?”
“挂。”我说,“不管他在哪,这都是他。”
我重新坐回沙发里,闭上眼睛,一股疲惫铺天盖地地涌上来。
但翻个身,我又想到儿子在非洲的货架、清晨四点半的街道、布满尘土的集装箱。
那里没有课本,没有考试,没有他讨厌的一切,但有他为自己选的活法。
困意慢慢涌上来。入睡之前,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他走了五年,千里之外,热得要命。我找了他五千里,才发现他并非走错了路。他只是在走一条我自己并不认识、也从未设想过的路。
那些被我认定“不能走”的路,他替我去走了。
也好。
这一觉睡得特别沉。
第二天一早醒来,阳光已经铺满了半个阳台。
我把那鞋盒里他写的信、明信片、照片、以及其他零零碎碎的东西腾出来,重新收好,塞进他卧室的写字台里。
我把铁盒盖严,放回原处。
那张毕业照,还是朝南的墙上挂着。照片里那个穿着学士服的年轻人,脸上挂着笑。
是假的,却也有真的。
那是那个对我撒了五年谎的儿子。那也是那个在非洲大太阳底下暴晒五年、不靠家里一分钱、自己活下来的儿子。
他们都长着一张脸。
我不会再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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