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延安杨家岭,毛泽东、康生和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曾因一条闯入合影现场的洋狗,出现过一个颇有意味的小插曲。
那天,摄影师吴印咸准备为与会人员拍照。场地不大,光线也比较暗,他只能请大家移到中央办公厅门口。代表们刚站定,快门还没有按下,康生牵着的狗突然跑进了镜头。
吴印咸赶紧停拍。毛泽东站起身,朝康生喊道:“康生,管好你的狗!”
这句话并不是针对一条狗本身。它之所以被人记住,是因为当时康生负责中央社会部,主要从事情报、保卫和反特工作,日常工作中经常接触“特务”“走狗”这些词。毛泽东当众这么一说,现场的人都笑了。
笑声过后,合影仍然继续。由于底片、场地和人数等条件有限,照片并没有收进所有代表,有人离开片刻,回来时拍摄已经结束。这张照片留下的缺憾,反倒让那场严肃会议多了一段特殊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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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狗闯进镜头,而是它出现的场合。
1942年的延安,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阶段。物资紧张,战斗频繁,文艺工作却相当活跃。秧歌、民歌、木刻、小说、戏剧,成为宣传抗战、组织群众的重要方式。
延安文艺有一个鲜明特点:它不是关起门来进行的书斋创作。许多作家、艺术家走进农村,接触士兵、农民和基层干部,从陕北民歌、地方戏曲以及群众语言中寻找素材。
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谈到,民歌中有许多好诗。这种看法,实际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文艺作品写给谁看,使用什么语言,表现什么生活。
问题也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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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作品与现实生活距离较远,文字和内容更像写给少数知识分子欣赏。前线干部对此意见很大。贺龙在部队工作中感到,有些文艺作品既不能鼓舞战士,也不能让群众听懂。王震看到《轻骑队》等刊物后,也曾向毛泽东反映文艺工作中的偏差。
毛泽东没有把这些意见简单归结为创作水平问题,而是看到了文艺方向、服务对象和思想立场之间的联系。
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召开文艺座谈会。会前,他没有急于作结论,而是同周扬、艾青等文艺工作者以及文化部门干部谈话,广泛听取不同意见。
据相关回忆,毛泽东曾问艾青:“延安文艺界有不少问题,你看该怎么办?”
艾青回答:“开个会,把问题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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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座谈会的准备并不草率。原计划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发起,但博古当时担任《解放日报》社长,会议并非报社召集,后来请帖上由毛泽东和凯丰署名。
参加者也不只是作家和艺术家。中央领导、宣传文化部门负责人、部队文艺工作者,都被纳入考虑范围。周恩来当时在重庆,张闻天在农村,刘少奇身处华中,因此无法到会;朱德、王稼祥、博古、陈云、康生等在延安的领导人则参加了会议。
康生的到场,有其职务上的原因,也有当时政治环境的背景。
1937年11月29日,康生从苏联经新疆抵达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后来还负责过中央情报部等工作。他熟悉保卫和情报事务,在党内有一定资历。由于长期从事特殊工作,他在延安常给人留下神秘、强势的印象。
有关回忆中,康生常穿俄式皮夹克和长筒皮靴,外出时身边跟着工作人员,还牵着一条洋狗。这个细节被写进不少延安往事,也让那句“管好你的狗”显得格外生动。
不过,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这条狗才对康生提出提醒。康生是受邀参加座谈的中央领导,会议讨论的对象包括文艺方向,也涉及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合影中的玩笑,只是严肃议题旁的一次偶然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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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讲话时,没有把问题说得玄奥,而是从抗战实际出发,说明革命需要两支队伍:一支是拿枪的军队,另一支是掌握文化的队伍。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文化工作不是战场之外的装饰,文艺也不能脱离群众生活。作品要为工农兵服务,创作者要深入实际,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并在实践中改变自己的思想和作风。
会议持续到5月23日。毛泽东在结论中进一步强调,文艺工作者不能只凭个人兴趣判断作品价值,还要考察作品能否服务抗战、能否被群众理解、能否推动现实斗争。
延安文艺座谈会由此确立了革命文艺的一套基本方向。秧歌剧、民歌改编、报告文学和群众性创作获得更大空间,《兄妹开荒》等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文艺环境中产生并传播开来的。
至于那张合影,吴印咸曾设法从不同角度拍摄,再进行拼接处理。照片并不完美,人数也存在不同说法,但康生的狗闯入镜头、毛泽东出声制止的片段,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记忆中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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