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1955年授衔的时候,成为代表红四方面军的大将人选。在军衔评定阶段,中央需要从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当中,确定一名大将代表,李先念作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重要领导,明确表态,这个大将,除了王树声,就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红四方面军当年是红军当中规模很大的一支主力部队,鼎盛时期部队有十万之众,诞生了大批能打仗的将领。徐向前已经确定为元帅,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代表了这支部队最高的历史地位。接下来,在大将名额里面,需要选出一名能够代表红四方面军的将领,这件事在评衔会议上被反复讨论过。
王树声很早就参加革命,黄麻起义的时候就投身斗争,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家族里十几个亲人投身革命,大部分都牺牲了,到最后就只剩他一人活下来。土地革命时期,他一路升到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协助徐向前指挥全军,参与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之后三过草地参加长征。西路军西征的时候,他担任西路军副总指挥,部队遭遇惨重失败,队伍打散之后,他孤身一路乞讨,历经千难万险才回到陕北延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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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阶段,王树声在太行山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他出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和李先念搭班子,中原突围的时候,两人一起带领部队冲破国民党重兵包围。突围之后,王树声带领部队开辟鄂西北游击根据地,之后随刘邓大军重返大别山,组建鄂豫军区,清剿当地土匪,重建大别山解放区,为中原地区解放立下不小功劳。
李先念和王树声,两个人都是湖北麻城、红安一带走出来的,从红四方面军时期就长期共事,后来中原军区又再度搭档,彼此十分了解。1955年评衔工作推进,中央在研究大将名单的时候,要考虑各个红军方面军的代表性。徐向前已经是元帅,接下来四方面军的大将代表人选,有不少备选干部,有一些人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级别也很高。
毛泽东当时在内部会议上问到,红四方面军,大将定谁比较合适。在场的李先念,结合对各个将领资历、历史职务、部队代表性的考量,直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个大将,除了王树声就没人了。
李先念之所以给出这样的判断,并不是只看解放战争后期的职务高低。论解放战争时期的岗位,王树声只是正兵团级,按照当时的基准标准,正兵团级普遍对应上将军衔。但是军衔评定不单单看解放战争,红军时期的历史职务、在红四方面军当中的历史地位,是非常关键的参考因素。王树声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这个职务,是红四方面军当中仅次于总指挥徐向前的二号军事主官,这个资历在四方面军的将领里面,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当然也有客观现实,西路军惨败,是王树声一生难以释怀的经历。但中央对于西路军失败,早就作出过历史结论,失败主要是当时多种复杂客观条件造成,并不把全部责任算在王树声个人头上,依旧承认他为革命做出的全部贡献。
那时候李先念本人,原本也在大将候选名单之内,以他的资历和战功,授大将完全够条件。但是建国之后,李先念已经转到地方工作,主持湖北省的党政工作,不再担任军队实职。后来中央征求意见的时候,李先念主动表态,自己不要军衔,于是就退出了授衔名单。
最后综合各方意见,中央确定,徐向前为元帅,王树声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授予大将军衔。1955年9月27日,授衔典礼在北京举行,王树声正式被授予大将军衔,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一批的大将当中,徐海东也出自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是从鄂豫皖苏区发展出来的,和红四方面军渊源很深,这样也兼顾了鄂豫皖各个部队的历史代表性 。
授衔之后,王树声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先后担任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的领导职务,投身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还牵头主持红四方面军战史的编撰工作。1974年,王树声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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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评定,不只是看某一个阶段的战功,更要尊重各个革命根据地、各个红军部队的历史脉络。王树声能够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大将代表,一方面来自他自身从黄麻起义一路走过来的革命履历,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同为四方面军出身的李先念,基于对历史的考量给出的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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