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米莱总统宣称他的目标是保障“自由”。在他看来，自由意味着在不侵犯他人的基础上，毫无保留地尊重他人的人生规划。总统在这个自诩的目标上并未兑现承诺。他对持不同想法和立场的人缺乏尊重，其施政基于对异议者，尤其是新闻界的仇恨言论。
民主不要求总统与新闻界保持和谐，但他必须尊重记者质疑的权利，以及公民获取多元信息的权利。我们不能容忍国家领导人声称“人们对记者的仇恨还不够”，并将记者的被仇视视作既成事实，进而煽动更多的仇恨。任何执政者都无权煽动对质疑者的仇恨，更不能针对那些行使信息传播权利的人。必须防止将对新闻界的敌意常态化为治理手段，这种手段只会滋生非理性的仇恨。
米莱总统不断宣称95%的记者是腐败分子，并对记者使用侮辱、贬低和去人性化的言辞。他曾称记者为“山魈”“老鼠”“猪”“人类垃圾”“拿着麦克风的长尾猴”“人屎”“被收买的腐败分子”和“麦克风杀手”，以及其他贬损其个人和职业尊严的表述。
这些言行实际上在鼓励人们无心理负担地攻击被仇恨的对象，因为他将这些记者描绘成理应清除的废物，如同老鼠、垃圾或粪便。这一切让人联想到历史上曾为种族灭绝提供正当性的机制：它们剥夺了对被仇恨者实施攻击的道德负担，并让自认为在“伸张正义”的人获得授权去攻击他们所仇恨的对象。
《揭开报》社长、记者罗伯托·纳瓦罗于2025年4月19日遇袭，这正是在米莱号召加大仇恨记者两天后发生的。据纳瓦罗讲述，一名男子用与总统相似的言辞辱骂他，另一人从背后击打他的头部，导致他住院治疗。2026年10月23日，米莱在法罗基金会年会上发表演讲，猛烈抨击一批记者，因他们报道了一起与加密货币$LIBRA相关的司法调查。该案中，总统及其妹妹被无罪开释的裁决，与法院在案件调查中应有的履职标准不符。
此外，谈到报道此案的记者时，总统声称应“把他们送上火刑架”。在这场由米莱推动的“新闻猎杀”中，他公开点名了他认为应被烧死的记者：乌戈·阿尔科纳达·蒙、卡洛斯·帕格尼、保利诺·罗德里格斯、娜塔莉亚·沃洛辛和路易斯·诺瓦雷西奥。总统将辩论从思想层面转向人身敌对，并试图制造威慑。当攻击指向被公开点名的记者时，问题的严重性加剧。这类点名将记者暴露于自诩“正义使者”者的暴力袭击之下，令他们及其家人面临现实风险。
面对这种局面，仅仅沉默或发表几句应付性声明是不够的。不能在政府行为面前缺乏坚定立场，也不能为此类不作为辩解——尤其是一些重要媒体不愿冒险失去政府广告投放，比如国家石油公司YPF、国民银行和阿根廷航空的广告，以及官方广告的优先分配权。
2025年5月，总统以诽谤和侮辱罪刑事起诉了卡洛斯·帕格尼、薇薇安娜·卡诺萨和阿里·利哈拉德。同年7月，他又以侮辱罪起诉了胡莉娅·门戈利尼、豪尔赫·里亚尔、法比安·多曼、马乌罗·费德里科和尼古拉斯·兰托斯。在起诉中，总统声称记者“并不特殊”，应对上述罪名承担刑事责任。米莱试图无视2009年颁布的第26.551号法律，该法律已免除在报道公共利益事项时因诽谤和侮辱承担的刑事责任。
政府试图对新闻界产生寒蝉效应，这构成对新闻活动的间接限制，违反了具有宪法效力的《美洲人权公约》第13条第3款的规定。此外，记者豪尔赫·丰特维奇亚也就煽动仇恨的罪名起诉了总统，这一行为依据第23.592号法律应受惩处。新闻界不应凌驾于社会之上，但也不应屈居于权力之下。新闻界必须能够监督执政者，而这项工作不应成为遭受迫害或贬损的理由。
行政部门已向国会提交了《国家主权捍卫法》草案，即外界所称的“马岛法”。该法案对“虚假信息”或“操纵舆论”设定刑事处罚，而这两个概念含义模糊，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可能被用来将批评政府、新闻工作和表达不同政治看法入罪，这构成严重的违宪。
总统责任既涵盖政府行为，也包括在公共空间行使权力的方式。依据《美洲人权公约》第1条第1款，美洲人权体系要求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美洲人权委员会《言论自由原则宣言》则规定，针对新闻从业者的杀害、恐吓和威胁必须得到调查和惩处。当务之急是启动对总统的弹劾程序，这是一项不可拖延的制度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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