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袱中保存着一批革命文献。张爵谦把它们交了出去,这份迟到多年的托付,随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事情的分量,不只在几本书,更在一个普通农民用近二十年时间守住了儿子的嘱托。
张家世代居住在霞南村,靠几亩田地糊口。张爵谦勤劳持家,却难以摆脱贫困。儿子张人亚早年离乡,到上海谋生,在银楼做工。繁重的劳作之外,他仍惦记求学,常买书刊阅读。接触进步思想后,他开始关注工人的处境,也渐渐走上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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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张人亚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上海工人运动。他曾在金银业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工人争取权益。罢工并非轻松的事,租界当局出面干涉,工人也面临被捕和受伤的风险。张人亚在这样的环境里承担组织工作,逐渐成为上海党组织的重要成员。
他的经历并不只是一个工人反抗不公的故事。对当时的共产党人来说,组织、宣传和文件保存同样关系重大。革命活动受到打击时,一份文件落入对手手中,可能牵连多人,也可能使组织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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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局势骤然严峻。张人亚参与党的宣传工作,接触到需要妥善保护的文件和书籍。为避免材料散失,他设法将它们从上海转移出去。关于途中具体经过,后来的叙述存在不同细节;可以确定的是,这批文献最终被他带回宁波,交给了父亲。
张爵谦未必完全懂得那些纸张背后的政治意义,却知道儿子把它们看得极重。张人亚请父亲代为保管,并叮嘱若自己不能回来,就把东西交给共产党。父亲答应了。
这份承诺看似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把文件留在家中,可能招来搜查;交给旁人,又难保安全。张爵谦想来想去,决定修一座衣冠冢,把包袱放入棺木,再以坟墓作掩护。坟前题字为“泉张公墓”。对村里人而言,那是儿子的墓;对张爵谦而言,里面藏着必须守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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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多年,他没有等到儿子回来。外人以为张人亚已经去世,张家亲属中少数人知道其中隐情。张爵谦把秘密压在心里,也守在坟墓旁。这个办法谈不上周全,却是一个乡村老人能想到的保护方式。文献因此避开了动荡年月中的散失与毁损。
新中国成立后,张爵谦年事已高。他担心自己时日无多,儿子托付的东西却还埋在地下。1951年,他终于掘开衣冠冢,将旧包袱取出并交给国家。村民先前的疑惑,也由此有了答案。
包袱内有《共产党宣言》等珍贵文献,其中包括早期中文译本。这类材料记录着中国共产党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此后,相关文物得到妥善收藏和保护。张爵谦把它们交出去,完成了儿子多年以前留下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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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献有了归处,张人亚的下落仍没有着落。直到2005年,亲属发现刊载于1933年《红色中华》的悼词,才得知张人亚已于1932年12月23日在中央苏区因病去世。悼词称他是“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张爵谦终其一生没能等到儿子归来,也未能亲口得知儿子的结局。他守住的,是一包纸,也是一个家庭在战乱中承担的秘密责任。那座衣冠冢没有埋葬张人亚,却替他保存下了重要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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