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郓城,宋江还只是县衙里的押司时,江湖上已经有人听过“及时雨”的名号。这个名号像一张无形的凭据,等他走上梁山,便成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本钱。梁山的权力更替,表面看是众人推举,细看却不只是比武艺、论资历。
晁盖是梁山旧主。宋江后来入伙,声望却很快盖过晁盖,这与他广施钱财、善待落难之人的名声分不开。晁盖死后,众人没有照着遗言直接定下首领,而是让宋江坐上头把交椅。此后,梁山虽有共同旗号,头领之间的心思却未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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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氏三雄的态度,首先受旧交影响。他们跟随晁盖劫取生辰纲,后来一同上梁山,是早期核心人物。宋江掌权后,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仍是水军骨干,但在小说的叙述里,他们与宋江阵营的关系,远不如吴用等人亲近。
说他们处处受宋江打压,未免把复杂关系讲得太简单。更确切地说,阮氏兄弟属于晁盖旧部,立场天然带着旧梁山的痕迹。宋江成为首领后,梁山逐渐从聚众自保转向接受朝廷招安,这种变化才是双方分歧更深的根由。
公孙胜则把距离拉得更远。他参与劫取生辰纲,是看重晁盖等人的义气,并不意味着愿意长久卷入山寨权争。小说中,他曾离开梁山回乡照看母亲,后来又在关键时刻归来助阵。这样的进退,显出他对功名和权位都不热心。
因此,说公孙胜“看不起”宋江,证据并不充分。更稳妥的理解是,他不愿把自己绑在梁山内部的派系争执上。晁盖死后,宋江成为领袖,公孙胜仍来去自如;这种不受调度的姿态,本身就与宋江强调的统一号令不太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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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智深和武松的分量,也不能只按座次判断。梁山排定一百零八将时,鲁智深列第十三,武松列第十四,朱仝在他们之前。这个排序确实让人觉得与两人的声名不完全相称,但座次并非单纯的武艺榜,还牵涉资历、关系与山寨内部安排。
两人对宋江的分歧,主要落在招安上。鲁智深出家前后都不受拘束,武松经历坎坷,对官府也缺乏信任。宋江盼望招安、借此进入朝廷体系,他们却更看重眼前的义气和自由。把这种立场差异说成纯粹争权,反倒失了小说人物的棱角。
卢俊义的情形又不同。他被吴用等人设计逼上梁山,后来活捉史文恭,声望与本领都不低。晁盖临终留下的话,曾把夺得史文恭者与首领之位联系起来,卢俊义因而成为绕不开的人选。不过,他最终没有取代宋江,也未公开争夺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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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俊义是否怨恨宋江,书中没有把内心写得十分明白。可以肯定的是,他上梁山并非完全出于自愿,个人命运受到宋江一方谋划的影响。此后他接受安排,更多像是被局势推着走,而不能简单说成心悦诚服。
关胜、呼延灼、董平、张清原是朝廷军将,败后归入梁山。他们与宋江之间,起初隔着官军与草寇的身份,也有被俘后的现实压力。宋江以礼相待,并把招安作为前路,才逐渐消解部分敌意。说他们心底始终不服,属于推断,不能当作小说明言。
柴进与宋江之间,既有旧恩,也有身份差距。柴进出身后周皇族,自家庄园曾收留不少江湖人物;宋江落难时,也曾受过他的照应。两人都以仗义闻名,可柴进的家世、财力和名望,并不会因他入梁山就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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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柴进因李逵惹祸而被迫上山,小说情节并不能证明这是宋江预先安排。柴进遭难后,宋江确实参与营救,但把前因归作一场设计,容易把推测写成定论。梁山人物的恩怨,往往不是一笔账就能算清。
登州一系的孙立,则让人看到座次背后的另一层问题。他武艺出众,随解珍、解宝等人入伙,后来在梁山军中屡有表现,却排在地煞之列。有人据此推想他对宋江不满,但小说没有直接写明他的怨言,能确认的是登州众人在排名中的位置并不靠前。
梁山聚义,靠的是共同患难;梁山分化,起于各人的来路和盘算。晁盖旧部怀念旧主,军将顾虑归降后的前途,鲁智深、武松不愿顺着招安之路走,都是不同层面的疏离。宋江坐在首位,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认同他的选择;这也正是梁山故事里权力与义气交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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