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后，项英为何很高兴留下来，陈毅：他的想法让人哭笑不得

项英留在中央苏区的头几个月，走过一段弯路。毛病出在估计形势太乐观，把主力转移当成了留守部队大显身手的机会。陈毅当时就看出了危险，可他的意见没被采纳。

回看这段往事，最大的感受是，打仗靠冷静算账，光有一腔热情远远不够。先交代背景。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8万多人开始长征。

苏区要有人留下来坚持斗争，中央就设了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分局成员有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人，项英任书记，挑起了留守的总担子。

留守的家底很薄。党史资料记载，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员共1.6万余人，能打硬仗的只有红24师和几个独立团。另外还有数万名伤病员要安置。枪少，弹缺，新兵占了不小的比例。

按照部署，瑞金、会昌、雩都、宁都四县之间的三角地区，是留守部队最后的基本游击区。陈毅原本不在留守名单的中心。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伤了腿，走路都困难，跟着长途行军会拖累队伍。

中央这才决定让他留下，协助项英指挥留守部队。一个资历深，一个会打仗、懂群众工作，这样的搭配在当时让不少人放心。

分歧很快就冒了出来。项英判断，主力走后很快会在湘西打开局面，把敌人大部分兵力引过去。苏区压力一小，再等主力杀回来，里外夹击，丢掉的地盘就能拿回。

这套设想鼓舞人心，可它的关键环节建立在别人身上，留守部队自己根本掌握不了。

陈毅算的是另一笔账。敌人追堵主力的同时，一定会调重兵扫荡苏区，留守部队面对的只会更难。该做的是分散到群众中去，化整为零打游击，保住干部和骨干，准备打持久战。

他的这番判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被事实一条条印证。项英没有采纳。那时左倾错误的影响还很重，许多人习惯了阵地战，习惯了集中兵力打大仗。

项英坚持原来的方针，要把各部攥成一个拳头，随时准备配合主力反攻，还设想把苏区的摊子原样维持下去。被动的局面，就是这样一点点形成的。开局其实不坏。

1934年11月21日，红24师在瑞金城南的湾塘岗设伏，打了国民党军东路第3师一个措手不及。这是主力长征后，中央军区部队打的头一个胜仗。

士气一下子上来了，项英对集中作战的信心也更足了，觉得这条路可以继续走。可敌人投入的是十几万大军。他们修碉堡，拉封锁线，一步步往里压，瑞金、会昌等县城相继丢失。

留守部队几次集中兵力寻找战机，都没能打开局面，伤亡却越来越大。原先划好的三角游击区越缩越小，部队的回旋余地也跟着变窄。陈毅在这段时间没有闲坐。

据党史读物介绍，他组织人手把钨砂、机器设备和要紧物资分散藏好，又想办法安顿伤病员和红军家属。这些工作当时并不显眼，到了后来分散斗争的时候，都成了留守部队难得的家底。

转折出现在1935年初。留守部队被重兵困在于都一带，交通被切断，各部之间联络不上。此时遵义会议已经开过，中央调整了领导，开始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

主力红军长征后，项英和中央分局一度对保卫苏区的形势估计不足。随着敌军不断进逼，陈毅主张尽快转变作战方式。

1934年11月底，项英接受了陈毅关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建议，但受原有任务和实际条件制约，战略转变未能迅速完成。直到1935年2月中央连续发来指示，留守部队才进一步组织分路突围。

可惜此前拖得太久，敌人的包围圈早已扎紧，各路突围部队都伤亡惨重，不少队伍被打散后再也没能会合。许多好干部倒在了突围路上。刘伯坚3月4日左腿中弹被俘，3月21日在大庾就义。

毛泽覃、贺昌等同志也在这前后牺牲，瞿秋白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方针上每耽误一天，代价都要用生命来付，这是这段历史最沉重的地方。项英、陈毅自己也险些没能冲出来，队伍越打越少。

1935年三四月间，他们带着约300人到达赣粤边的油山，和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此后，项英、陈毅等以油山为中心，继续领导赣粤边地区的游击斗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进入新的阶段。

去油山，是陈毅拿的主意。他早年在这一带打过仗，山路熟，老百姓也熟，躲藏和筹粮都有依靠。

到了油山以后，项英和陈毅一起整顿部队，重新把各支小队伍的工作安排起来。当时队伍里有两种苗头。

一种是盲目乐观，想着很快就能大干一场，把赣粤边建成新的中心。另一种是急躁拼命，要冲下山去跟敌人硬碰。项英和陈毅一起做思想工作，把这两种情绪都压了下来，队伍重新站稳了脚跟。

我们看重项英身上的一点：吃了亏，他肯认，也肯改。此后三年，他和陈毅配合得很紧，在赣粤边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知错就改，在顺风顺水的时候说起来容易，到了生死关头还能做到，就格外难得。

三年游击有多苦，后人很难想象。部队常年待在深山，吃野菜，住山洞，冬天连御寒的衣物都不够。敌人搜山，叛徒告密，随时可能出事。

1936年冬，陈毅在梅岭被围，伤病缠身，在草丛里藏了二十多天，写下了《梅岭三章》。据报道，陈毅那时以为自己难逃一劫，把诗稿缝进了棉衣夹层。

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围困梅岭的国民党军撤走，他才脱了险。诗里那份视死如归的气概，后来广为传诵，成了南方游击健儿精神面貌的写照。全面抗战爆发后，游击队陆续走出深山。

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项英、陈毅都在新四军担任要职。留守苏区保住的那批骨干，后来成了这支铁军的中坚力量。

游击队能在山里活下来，靠的是老乡。送粮，送盐，送消息，许多群众为此家破人亡。没有这些百姓冒死相助，三年游击根本撑不下来。

留守斗争的这一条经验，后来被新四军带到了抗日战场上，成为这支部队扎根敌后的重要法宝。

再看当初那场争论。项英不缺胆量，缺的是对双方实力的冷静估算。乐观能提气，脱离实际的乐观却会把队伍带进险境。陈毅高明的地方，在于从实际力量对比出发，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

党史研究者大多认为，留守斗争的得失，和遵义会议前后军事路线的转变紧紧相连。从集中打大仗转向分散打游击，从被动挨打转向灵活周旋。

方针一旦对头，困境中的队伍也能找回活路，还能为后来的发展积蓄力量。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0月22日，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各地也办了不少纪念活动。

党史展览馆和中央档案馆联合推出的长征档案展，9月29日起向公众开放，一批电报和手稿集中亮相，让观众看到了那段岁月的原貌。长征能够胜利，有主力红军的浴血奋战，也有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坚守。

主力在前面闯关夺隘，留守部队在后面拖住大批敌军，护住了革命的火种。两条战线相互配合，才有了这段完整而壮烈的历史。今天的赣南，油山、梅岭一带都建起了纪念设施。

梅关古道成了不少人寻访红色足迹的地方，人民日报2024年还专门报道过这条古道和《梅岭三章》的渊源。走一走青石板路，更能体会当年游击健儿的艰辛。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道理并不复杂。

判断形势要看实际，不能只凭愿望。项英前期的失误和后来的转变，陈毅的远见和担当，都值得反复琢磨。顺境里保持清醒，逆境里敢于调整，做什么事都用得上这份本领。

九十年前在于都河边分手的将士，有的走完了二万五千里，有的永远长眠在赣南的山林。他们走的路不同，守的是同一份信念。

我们纪念长征，就是要把这份坚守接过来，在新时代把自己脚下的路走稳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