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护杀人》：最不肯放手的那个人，成了加害者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

日本关西，兵库县。

七十五岁的木村茂，勒死了七十一岁的妻子。

之后他吞下大量安眠药。

被抢救回来以后，他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捕。

在这之前的三年里，他一直在全力看护妻子。

她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同时并发帕金森病。

每天要做的事有：喂饭、处理便溺、擦洗、穿衣、哄睡。

这本书的开头就是这个案子。

它来自《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的一个系列报道，名字叫"看护家族"。

采访组花了很大力气，才让当事人愿意开口。

他们要听的不是辩解，是那些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系列后来拿了第二十三届坂田纪念新闻奖。

它不是一本犯罪实录。

书里的人不是陌生人。

他们是丈夫，是妻子，是母亲，是儿子。

它是一份关于"照顾到极限"的证词。

一、每八天一起

日本警察厅从二〇〇七年开始做一项统计。

统计的对象是"由看护疲劳引发的故意杀人"，未遂也算在内。

到二〇一四年为止的八年里，全国一共三百七十一件。

平均每年四十六件。

换算成时间，是每八天一起。

这个数字既不算小，也不算失控。

它的特征是稳定。

年复一年，它都在那里。

这个口径值得停一下。

它统计的不是家暴升级，不是财产纠纷，不是蓄谋已久。

它的定义里写得很清楚：由看护疲劳引发。

也就是说，起因不是恨，也不是贪。

是照顾这件事本身走到了尽头。

书里还有另一组数字。

《每日新闻》的采访组研究了四十四起看护杀人案。

其中近一半的加害者，因为昼夜无休的看护，

长期处在严重睡眠不足里，最后积劳成疾。

他们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变坏的。

他们是在很多个夜里，一点一点被掏空的。

被害的一方，几乎都是需要长期照护的人。

失智，卧床，重度残疾。

案发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偏僻角落。

多数就是那间照护了很多年的房间。

还有一点值得说。

警察厅把"看护疲劳"单列成一个统计口径，是从二〇〇七年才开始的。

在那之前，这类案子会被并进普通的杀人统计里，看不出形状。

这类案子还有一个共同的形状。

案发之后，他们往往不逃。

有人自杀，有人自首，有人坐在原地等警察来。

二、卷宗里的凶手，照顾了十年以上

书里记了几个案子。

二〇一四年春天，四十六岁的藤崎早苗，用厨刀刺死了长期瘫痪在床的母亲。

在那之前，她熬过了十余年的看护生活。

书里写，动手之前，她拿来了家里最锋利的那把刀。

理由是，让母亲少受一点苦。

这句话不该被当成辩解。

它说明的恰恰是：那一刻她想的仍然是照顾。

母亲卧床的时间，是十二年半。

十二年半里，她身上没有一处褥疮。

二〇一四年秋天，七十三岁的芳子，勒死了患有先天性脑瘫的儿子。

在那之前，她照顾了他四十四年。

从儿子出生那天起，四十四年的朝夕看护。

她那年七十三岁。

往回推，是从二十九岁开始的。

一个人从二十九岁到七十三岁，中间没有别的角色。

她在法庭上是这样说的：

就像慢慢往水杯里加水，不停加水的话，水最终会溢出来。我也到了极限，无法再承受更多了。

还有木村茂，三年。

还有一个叫龙一的人，长期看护母亲，到后来精疲力尽，也一贫如洗。

把这些案子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件事。

时间都很长。

三年，十余年，四十四年。

短的也有三年。

这些数字摆在一起，很难说它们是犯罪的铺垫。

它们更像是另一种记录：

记录一个人在这件事上投入了多少年。

卷宗上写着"凶手"两个字。

可同一个卷宗里也写着：照顾了十二年半，身上没有一处褥疮。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是矛盾的。

除非换一个看法。

书里写这些案子的时候，用词一直很克制。

它不写现场。

它写的是时间、关系、判决结果，还有当事人自己的话。

这个克制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书里有一句判断，说得很平：

家庭照护这件事，越想努力做好，越容易把自己逼进绝境。

不是不在乎的人走到了那一步。

恰恰是想做好的人，把自己耗尽了。

三、不是不爱，是没有人接手

木村茂在事后说过一段话。

他说，那时候本来是有人能帮他的。

可他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压力，

连想一想向别人求助这件事的时间，都没有。

这句话里最重的，是"没有时间"四个字。

照护这件事有个特点：它占满了一天里的每一个小时。

不是占满八小时，是二十四小时。

夜里要起来，白天不能离开。

想求助，得先有空去求助。

后来日本把照护的一部分，变成了可以用服务购买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但服务是有边界的：有额度，有时间段，有排班。

而照护里最难的那些时刻，往往落在边界外面。

夜里，清晨，还有突发的时候。

书里反复出现的断点，都在这些缝隙里。

书里把这几种处境分开写了。

七十岁的人照顾八十岁的人，叫老老看护。

为了照顾父母辞掉工作，叫照护离职。

老人照顾生病的子女，叫老病照护。

一个人同时照顾好几位家人，叫多重照护。

还有一种更难被看见的：男性照顾者。

他们习惯不开口，也找不到开口的地方。

照护的压力不只来自身体。

它还来自一种说不清的羞耻：

承认自己撑不住，像是承认自己不够。

《每日新闻》在二〇一五年做过一次问卷调查。

结果里有两个数字。

约两成的回答者承认，自己曾经有过杀害被看护家人的念头。

或者想过一起走。

七成的回答者说，长期照护让他们身心俱疲。

回答这份问卷的，是正在照护的人。

它不是犯罪率的预测。

它是一把量压力的尺。

两成这个数字，读起来很吓人。

但书里没有把它写成"有两成的人是坏人"。

它想说的是：

这两成和另外八成之间，可能并不隔着一条人性的界线。

可能只隔着时间和那一天。

还有一层更难说清。

在一个家里，照护通常不会平均分。

它会落到最有责任心的那个人身上。

而责任心越强的人，越不觉得自己可以开口。

于是那个人，就成了唯一的那一个。

真正把人推过去的那个变量，不是爱不爱。

是有没有人接手。

四、法庭能做的，是在事后轻一点

这类案子到了法庭上，会遇到一个很特殊的问题。

日本刑法把故意杀人分成两种。

一种是杀人罪，一种是同意杀人罪。

同意杀人罪下面又分嘱托杀人和承诺杀人——

前者是被害人请求，后者是被害人同意。

这两种的法定刑差得很远。

同意杀人罪，六个月以上七年以下。

杀人罪，五年以上，一直到无期，最高可以判死刑。

看护杀人的案子里，法庭通常会减轻量刑。

判缓刑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法律给的理由是：

会把嫌疑人因看护而筋疲力尽、走投无路的过程，

以及当时的心理状态，一并纳入考虑。

龙一那件案子，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二〇〇六年二月，京都市伏见区，桂川的河滩上。

检方在法庭上，把他长期看护母亲、精疲力尽、一贫如洗、绝望无助的经过，

一段一段说了出来。

书里写当时的场面：

法官眼圈发红，哽咽得说不出话。

狱警也流下眼泪。

整个法庭陷入寂静。

最后的判决是，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缓刑三年。

法律在这里做了一件事：它承认这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过程。

但它能起作用的时机，是事后。

它只能在量刑的时候，把那些年算进去一点。

减轻量刑这件事，本身也有争议。

有人认为判得太轻，也有人认为不该由法庭来判。

书里没有站队。

它只是把一份份判决记录摆在那里。

还有一个细节，让这件事更难判。

在很多案子里，被照护的那一方，已经无法表达任何意愿了。

嘱托存不存在，承诺成不成立，都无从确认。

于是案件落在哪一条罪名上，本身就很难。

杯子里最后那一滴

这本书的原题，后半句是"走投无路的家人的自白"。

自白这两个字，是全书的方法，也是它的分寸。

它不是辩护。

也不是控诉。

它只是把这些年发生的事，从头说了一遍。

而制度这一头，照护在很长的时间里被默认成家事。

家事的意思是：由家里人自己解决。

于是那条路的终点，只能由一个人走到底。

采访组说过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系列。

不是为了替这些人说话。

是因为如果不听他们说，外面的人就只会看到"凶手"两个字。

自白的意义就在这里。

这本书到最后也没有给出解法。

它只做了一件事：让这些人自己说一遍。

回到那只水杯。

最后溢出来的那一滴，不是谁特意加上去的。

是前面的每一滴，把它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