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邑聚缘山分布考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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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甲骨文中有为数不少的高地貌专名，表明其时人们对山地丘陵地貌的熟悉。与山、阜、麓、丘、京相关的地名有近200个，启示我们文明时代早期不仅都城选址位于“大山之下”，一般聚落亦或大量分布于山麓或丘陵地区。商代早晚期都城分别位于豫西山地向黄淮平原的过渡地带及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带，周围王畿区都有着数量众多的中小邑聚。根据考古资料考察冀南与鲁西北两个区域不同地形的聚落数量，更可揭示商代聚落有缘山分布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甲骨文；商代；邑聚；山居；缘山

对于早期人类居址的选择，前辈学者多有论述。如章太炎著《神农时代天子居山说》、郑逢原著《丘虚通徵》，胡厚宣著《卜辞地名与古人居丘说》，钱穆著《中国古代山居考》，这些论著多是从文字与地名的角度阐释古人居所位处高地之特征。对于商代居址，胡厚宣也曾有过结论：“殷人建邑聚居，必选高亢之地。”以上所论基本上讲的都是微地貌的选择，而就聚落分布与大的地形地貌的关系，并未触及太多。笔者检索甲骨文高地貌专名与山阜类地名，发现商人不仅“居丘”，更有“山居”，山地丘陵类地貌是相当常见的。联系到商代都城选址和王畿区所在郑洛与豫北的地貌大势，再根据考古资料考察冀南与鲁西北两个区域不同地形的聚落数量，发现商代聚落有缘山分布的重要特征。

一、甲骨文中的“山”与山阜类地名

对于商代的山川地貌，文献所载并不多见。山岳与河川在商代以其具有自然属性的神格化，是商人自然崇拜的重要内容。《国语·周语》“河竭而商亡”一句点明了黄河在商代的重要地位。《国语·周语》又有“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可见丕山是商族兴盛立国的地方。又《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言于楚王曰：“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诗·商颂·玄鸟》：“景员维河。”《诗·商颂·殷武》：“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景山在商代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有学者认为丕山即景山。我们不去考究“山”在商代政治演进中的重要地位，只须明了从文献记载来看，商人与山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商代山的更多面貌，我们可以通过甲骨文来进行探寻。通过字形和构字，可以探求商代山的名称及山的形态。通过甲骨文地名的判断标准，可以约略统计山阜类地名的数量。

甲骨文中的“山”，字形作（《合集》33233正），象起伏的山峰，山为三峰乃表示重叠与高峻。《说文》：“有石而高，象形。”甲骨文中山与火形近，一般以平底者为山，圆底者为火，亦有学者认为有点者必为火。目前学界没有统一的认识，具体还要根据卜辞的辞例和内容来判断。我们若不加分辨，统计甲骨文中以山（火）为字根所构字，大约160多个。

现在我们尚分辨不出这里面有多少是以山构字。若按上述山与火的区别，约略统计，平底者在半数以上，无点者则占绝大部分。由此可见，山作为自然物原参与构字，数量是相当多的。这说明商人对山的熟悉，其生活所居当离山不远。甲骨文中，多用山为本义，如“入山”（《合集》31984)。或用为山神之义，如“雨于山”（《合集》30173)。甲骨文中很多从山之字当为山名或地名，后文我们将列表详示。甲骨文中亦有在“山”前加限定字者，如“小山”（《合集》30393)、“玉山”（《合集》33233正）等，皆以山为地无疑。提及商代的山，不得不重点说一下“岳”，就像河流中最重要的“河”一样，“岳”是最重要的山。“河”在甲骨文中至少出现500多次，而“岳”出现的次数与“河”不相上下。当然，甲骨文中的“河”“岳”以祭祀为主，但都没有脱离二者的自然属性。岳，甲骨文字形作（《合集》4972)。孙诒让谓：“盖于山上更为丘山，再成重叠之形，正以形容其高。”《说文》：“东，岱；南，靃；西，华；北，恒；中，泰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从山岳声。，古文，象高形。”岳，山上有丘，言其高。殷人以岳为神祗，祭典甚隆。虽有观点以岳为商先公或人格化的自然神，但不可否认的是，卜辞中的岳以自然山岳为本体。或谓嵩高山，或谓太岳山，或谓太行山。卜辞以岳为实体之山者，如“入于岳”（《合集》6064反）。

甲骨文中表示高地貌山地形态的文字，举其重要者，还有“阜”“麓”“丘”“京”等。我们对“丘”曾专文论述，在此略去不谈，其他的不妨再稍作探讨。

甲骨文“阜”有二形：，字形作（《合集》40773）,孙诒让认为是竖写的山，根据甲骨文中从之字多与地势上下有关，其本义解作山岗或土岗为宜。，字形作（《合集》7860）、（《合集》30284),本义疑为丘陵，孙诒让认为是竖过来写的“丘”。裘锡圭先生倾向于把与同训为“小阜”的“”。阜，《说文》：“大陆也。山无石者，象形。”段注：“象土山高大而上平。”《诗·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尔雅·释地》：“高平曰陆，大陆曰阜。”由此可见，阜就是高山，是高高在上而且较为平整的土山。

麓：字形作（《合集》30268），亦有省林直作鹿或鹿之省变之字，用于地名时义或同于麓，如“在”（《合集》8225），本义当为山脚。《诗·大雅·旱麓》：“瞻彼旱麓，榛楛济济。”郑注：“麓，山足也。”孔疏：“知麓是山足者，以《周礼·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立林衡之官以掌之，与山虞连职，若斩木林，则受法于山虞。长木之处在山，知为山足也。”《周礼·地官》郑玄注：“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卜辞有用其本义者，如“王其田于麓”（《天理》441）。甲骨文又有、菉、彔，皆可用为麓，表示山足之义，如“东彔（）出有兕”（《合集》10971）。

京，字形作（《合集》375940）。《说文》：“京，人所为绝高丘也。”或以为京乃专指人工所为，本义或为人造高台建筑，引申则有高、高丘之义，其实不然。《尔雅·释丘》：“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李巡曰：“丘高大者为京。”《诗·鄘风·定之方中》：“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小雅·圃田》：“曾孙之庾，如坻如京。”毛传皆曰：“京，高丘也。”《大雅·皇矣》：“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毛传：“京，大阜也。”《大雅·公刘》：“乃陟南冈，乃觏于京。”郑笺：“山脊曰冈，绝高谓之京”。陈梦家认为“人为之京和天然之丘，有时亦可通用”。卜辞有“京彔”（《合集》8394）之称，有山或高丘地貌，才会有山足之彔。可见所谓的“京”其实就是高山、山丘一类的地貌。

甲骨文还有一些地貌或地名用字，可见山地之形态。如“谷”，字形作（《合集》8395），山谷之谷。《说文》：“谷，泉出通川为谷，从水半见，出于口。”卜辞有用为地名者（《合集》8395）。徐中舒先生认为：“象溪流出自山涧流入平原之状，表谷口。或省作、，故谷、、初为一字而《说文》分为三字。”按，，字形作（《合集》21114）,《说文》：“山间陷泥地。”卜辞有用（《合集》31914）为地名者。又如“石”，字形作（《合集》33916）、（《合集》22099）。石块之形，或加口为饰。《说文》：“山石也。在厂之下，口，象形。”或以为“字当释为崖”，“用为地形名词”，恐非。甲骨文中有字根作者，或为崖之初文（《说文》：“,山石之厓巖”）。卜辞中有用石为其本义者：“王有石在鹿北东，作邑于之。”（《合集》13505正）有用石表示地貌者：“王其侑于滳，在右石燎，有雨。”（《合集》28180）它如“嵒”，字形作（《合集》9432）；“屵”，字形作（《合集》7996甲），皆象高山之状。从之字，如“陮”，字形作（《合集》33149）；“陆”，字形作（《合集》36825）；“陵”，字形作（《合集》4782）；“陟”，字形作（《合集》14792）;“”,字形作（《合集》8039），皆与地形相关。又如“隊”，字形作（《英藏》1694）；“降”，字形作（《合集》30386），表示山陵的升降。以上皆为高地貌用字，或与山地形态相关。

上述专名，多表示高亢之地。联系到商代居址，除了代表性的丘和台地，我们还应想到商人对山地丘陵地貌的熟悉。这其中不仅有相对于低洼之地的高地，还有相对于平原的丘陵山麓之地。甲骨文中有不少表示高地貌的地名，我们姑称之为山阜类地名，其判别大致有两种，一是由地名单字本身的字形判断，如从山、从阜之地名；二是地名单字＋山，＋阜，＋京，＋麓，＋丘等。第二种命名当是由于其地为山阜类地貌，如此判断并非十分准确，但也大体不差。甲骨文中有为数不少的山名，山名即地名，当然还有许多以“山”构字的地名，商人或在此聚居。以“阜”构字的地名及与阜相关的地名更多，或可表示其地貌类型为山地丘陵或者有地势较高的地貌单元，近山之所当不少。有两种需要简要说明的阜属地名，一是甲骨文二期习见“在（）某”之辞，其得名与军队驻扎于高地有关，则之所在当有山阜高丘类地貌；二是“”，或具体地名或泛称，之本义为屯兵高地，卜辞常见“在某”，所在之某地亦当有山阜高丘类地貌。甲骨文常见“某麓”的地名，“麓”用为山麓之义，可见山麓是殷人生存活动的重要区域。丘可独作地名及地貌的概称与泛称，甲骨文中有以丘某或某丘构成的地名。甲骨文有从丘之字“”，字形作（《合集》27805），或释塞之初字，是人工构筑于高畅地的防守据点或军事要塞。其所在或有高地，或其地即为山阜高丘地貌。甲骨文中以京为地名有两种形式，一是自身独立为名；一是以某京的形式为名。另有同“京”之字“”及与“京”同源之字“高”，皆可作地名。甲骨文从京、从之地亦为山阜类地名。我们将与山、阜、麓、丘、京有关的地名汇为一表（表1）,计山属44个、阜属73个、麓属38个、丘属17个、京属19个，凡191个。

表1 甲骨文山阜类地名表

二、近山立都与缘山择居

前述甲骨文中的高地貌专名，说明商人对山地丘陵地貌非常熟悉，而为数不少的山阜类地名则说明商人大量聚居于此。商代考古发掘为我们呈现数座商代都城及数量众多、规模不一的聚落遗址，使得我们能从商代都城选址及华北地区的聚落分布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商代邑聚选址的地貌特征。

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往往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其中既有政治、军事、经济上的考虑，又受到自然环境、交通物产方面的影响。每一座都城的选定，其因素都不是孤立的、任意的，而是综合考虑的产物。对于早期都城而言，自然环境尤其有重大的影响，它包括所处位置、地势、河湖、山林、土壤、气候等诸方面的影响。由于早期人们对自然的抗御能力普遍较弱，顺应自然条件的变化，选择优越的地理环境，就成为都城选地的一个重要因素。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大多选择面积不大但地势较高的台地或岗地。如王城岗遗址位于登封市告成镇西北1500米被称作望城岗（一称王城岗）的岗地上。这是由于建造者更多地考虑到都城的军事防御及抵御洪水的侵袭。若把城址选在平坦的低地，便不利于防御和防洪，从而对都城的存在与发展构成威胁。

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提出了一些都城选址的基本理论。例如，《管子·度地》云：“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同书《 乘马》又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足用；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由此可见，必须选择自然环境优越的地方建都，是自古以来不可动摇的规律。选择都城必须以山川形势险要为重要条件。大山之下，广川之上是高低地形的接合部位，是地理形势险要所在，对都城的安全极为有利，选为都城非常适合。另外，地形高低得宜，水源丰富，是城市建设的理想之所。《诗·大雅·公刘》：“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周人的祖先公刘在南边的山冈发现京这个地方，于是在此定居下来，可见公刘是将都邑建在了山中。到先周的太王时代，“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诗·周颂·天作》），依旧是以山丘为都邑。

据考古发掘，夏商时代的都城，多是选择地势稍高、范围较广的平坦之地。既有利于城市防洪，又不会出现饮水困难的情况；既有利于城市规划与发展，又不会在军事防御上被动挨打。商代政治统治中心区的地形地貌应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商代都城几次迁徙，王畿区亦有范围的伸缩，但其主体基本位于河南省境的郑洛及豫北地区。下面简要述之。

总的来看，郑洛地区是由豫西山地向黄淮平原的过渡地带。其中，伊洛盆地属黄土高原东南部的黄河中游地区，北依邙山，南抵嵩山，西有小秦岭、崤山、熊耳山的东延丘陵部分，地貌上属豫西丘陵区，除了黄土丘陵及台塬，盆地底部以伊洛瀍涧四条河流冲积而成的伊洛河谷平原为主。（参见图1）偃师商城即处于洛阳盆地的东部，北有邙山，西为豫西丘陵，东、南为嵩山，狭长形盆地内，伊洛河流贯其间。偃师商城所在的伊洛河流域有着为数不少的商代聚落，聚落考古调查揭露出沿干沟河、坞罗河及其支流圣水河沿岸分布的商代聚落遗址55个。这些聚落都可说是缘山分布。

图1 偃师商城周边地形图

郑州地区处于黄河中下游交界处，北邻黄河，西依嵩山，东南是广阔的黄淮平原，正位于嵩山余脉向华北平原过渡的交接地带。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境内山区、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参见图2）以郑州商城的位置来看，其南面有凤凰台与二里岗；西面有杜岭、碧沙岗等丘陵地；商城东面和北面则有圃田泽、城湖、螺蛭湖、梁家湖等沼泽与湖泊等低洼地。且商城南城墙外又紧靠由市区西南流来的熊耳河；北城墙北面又临近由西向东流的金水河。如此的山川形势是修建都城的理想之地。在郑州的西北郊及荥阳市，地貌为一簸箕形的盆地，其西、南为嵩山余脉，北依邙山，形成山前低缓丘陵区，洛达庙、大师姑早商环壕、小双桥、关帝庙晚商聚落等几十处商文化遗址均位处其间，也可称得上是缘山分布。

图2 郑州商城周边地形图

豫北地区处于从太行山地向平原过渡的山前下伏地带，其地貌可分作两部分：太行山南段尾闾和豫北平原，地形大势由西北到东南下降。太行山山地系统由中山、低山、丘陵及山间盆地、山间沟谷组成。豫北平原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地势大致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殷墟所在的安阳盆地，位于太行山东麓，南北两侧是海拔200米以下的低丘，东部与华北平原相接，盆地范围东西长约2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面积200平方公里左右。地势西高东低，海拔由130米逐渐降至80米左右。洹河流贯盆地，殷墟即位于安阳盆地与华北平原交汇处的洹河二级台地上。（参见图3）据考古发掘及调查，洹河沿岸分布有数量众多的商代遗址。

图3 殷墟周边地形图

综上，商代都城与王畿区聚落有缘山之特点，那一般的聚落呢？商代聚落在地形地貌选址方面与今天有所差异，据考古发现商文化遗址来看，商代定居于黄河下游平原（华北平原）远不如今天繁多，谭其骧认为汉以前至少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这一结论最坚强的证据和最直观的反映便是其所绘《先秦各个时期河北平原城邑与文化遗址分布图》，图中分别标示出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在的县、商周时代城邑和遗址、春秋时代的城邑以及战国时代的城邑，河北平原中部出现一大片没有城邑聚落的空白区。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河北平原的商代聚落虽不断有所发现，但商代聚落并不主要分布于广袤的平原是显而易见的。在地形地貌的选择方面，商代聚落分布有缘山特征。

商人活动的主要地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且商族的起源地很可能即在黄河下游地区。由于郑州以上的黄河中游地区主体为黄土高原，山地丘陵地貌较多，商代聚落的缘山分布在中游地区可以勿论。这一特征通过对黄河下游的冀南及鲁西北地区商代聚落分布情况的考察庶几可以说明。

图4 邢台地区各县市商代遗址数量图

图5 邢台地区商代遗址分区数量柱状图

邢台地处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地带，区内山地、丘陵、平原自西向东呈阶梯状分布。行政区划方面，除了邢台市辖区外，计有17个县市。京广铁路沿着历史上太行山东麓大道修建，可作为大致的地貌区界看待。邢台、临城、内丘、沙河基本上位于京广铁路以西，地貌上处于山麓到平原的过渡地带，我们划为I区；柏乡、宁晋、隆尧、任县、南和位于京广铁路以东，距离太行山不算太远，属于山前冲积平原，划为Ⅱ区；新河、巨鹿、平乡、南宫、广宗、威县、清河、临西属于冀南平原区，距离太行山较远，划为Ⅲ区。邢台共有商代遗址231处,I区面积4687平方千米，遗址数量162个；Ⅱ区面积2973平方千米，遗址数量62个；Ⅲ区面积4779平方千米，遗址数量7个。由此可见，太行山麓地区商代遗址数量众多，而在河北平原腹地，商代聚落数量极少。（参见图4、图5)

与邢台毗邻的鲁西北地区则自西北向东南由平原转为山地。我们考察济南、聊城、德州三市的商代聚落分布情况，依泰山山地走向及相应走向的黄河、徒骇河为界，可将这一地区划为3个分区。I区：黄河以东以南的山地丘陵及向平原的过渡地带；Ⅱ区：黄河与徒骇河（商代或即济水）之间的平原地带；Ⅲ区：徒骇河以北的平原地区。这一地区共有商时期遗址187处,其中I区98个；Ⅱ区64个；Ⅲ区25个。同邢台地区一样，鲁西北地区商时期遗址数量亦呈自山地向平原腹地减少的趋势。（参见图6、图7)

图6 鲁西北地区商时期遗址分布图

图7 鲁西北地区商时期遗址数量柱状图

综合邢台与鲁西北地区来看，商代在河北平原腹地遗址数量很少，与太行山东麓及泰山北麓的遗址数量相差极大，呈现出自山麓向平原逐渐减少的特点。如前所述，缘山分布的特点在商代前后期主要都城—郑洛与安阳地区亦有反映。我们知道，都城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越往早期，其选址越注重自然环境因素，都城所在往往汇聚着众多聚落。郑州处于嵩山余脉向黄淮平原的过渡地带，安阳则处于太行山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商代聚落缘山分布使我们想到生态过渡带理论。生态过渡带一词，最初被理解为两个相邻植物群落之间的交接带，后拓展为相邻生态系统之间，相邻景观或区域之间的交错带（或交错区）。生态过渡带的植物种类及群落结构往往比较复杂，有利于不同物种齐集共生，生物多样性增加，可发展多元性经济，是早期人类生存活动的“理想生境”。上述商代遗址分布较密的地区皆为山地与平原的接壤带，可谓两种景观的交错区，具有生态过渡带特征。另外就特定的时空环境而言，商代华北平原腹地遗址数量较少，应与当时黄河在这一地区的流经有关，虽然黄河不像后世那样经常性的冲决改道，但由于没有大堤约束，洪水的另一种形式—漫溢横流则使得平原地区支津湖沼众多，低隰之地当然并不适合人类的居住。太行山、嵩山、泰山等山麓地带则少有洪水之虞，且由于有众多的短小河流，这些地区又不缺乏水源。以上当为商代聚落缘山分布的主要原因。

作者：张兴照
来源：《殷都学刊》2023年第4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李美云
校对：杨 琪

审订：贺雨婷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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