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封建的课文到禁忌之恋的恨海情天：年轻人怎么读《雷雨》？

10月28日，作家、剧作家万方与央华戏剧艺术总监、导演王可然在北京电影学院做了一场题为“从《雷雨》开始，谈戏剧如何走近年轻人”的对谈。整场对谈以《雷雨》为例，讲述了一部九十多年前由23岁青年写下的剧本，在今天的年轻人中间，正在被以怎样截然不同的方式阅读和谈论。

从需要被“正确理解”的课文到“恨海情天”

1934年《雷雨》发表并被搬上舞台后，当时评论界几乎一致地将它归入社会问题剧的范畴，认为它通过周家的悲剧反映了封建家庭的崩溃，进而指向封建社会的衰亡。曹禺本人晚年的回忆则提供了另一层信息：他写作时并没有揭露封建大家庭的明确意图，驱动他的是一个青年人在压抑家庭氛围中积攒的情感的暗流，是一种想要发泄的愤懑。他后来把《雷雨》概括为“天地间的残忍”，而不是因果报应。

这两种表述之间的张力，在很长时间里被某种反封建的阐释框架所覆盖。这当然不是误读——周朴园的家长制、繁漪的窒息处境、侍萍被驱逐的命运，都实实在在地构成了对旧式家庭结构的控诉。但当这套框架固化为唯一正确的入口时，它也在无意中把《雷雨》变成了一件需要被“正确理解”的课文，而不是一出可以直接与当下生命经验发生摩擦的戏。

今天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谈论《雷雨》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与封建家庭几乎无关。“小妈文学”“骨科”“疯批”“恨海情天”成为最常见的标签，繁漪与周萍的关系被拿来与网络文学中的禁忌叙事对照，周萍与四凤的血缘纠葛被描述为“要素拉满”。有观众注意到，在剧场里，一些原本具有强烈悲剧意味的台词反而会引发年轻观众的笑声。

很多人认为这种太过于戏谑的解读是将名著变得肤浅，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年轻人并非对《雷雨》不感兴趣，他们恰恰是从那些最有争议点的人物关系和最激烈的情感冲突中，找到了走进这部戏的入口。或许在“小妈文学”这个标签提出之后，从标签顺藤摸瓜，可以进一步的阅读中真正抵达人物。

对谈现场

以情绪作连接点，也许比反封建的教化更为直接

王可然在对谈中没有从社会批判入手，而是把《雷雨》中弥漫的情绪概括为“苦闷”，并逐一对应到人物身上：周冲的苦闷可以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找到回响，周萍的苦闷是“向上走时的种种束缚”，繁漪的苦闷是求爱而不得，周朴园的苦闷是父子至死未能和解。他的判断是：“表象是家庭纠纷，根子全是人性在细节中最真的记录。”

“苦闷”之所以比反封建的教化更容易打动年轻人，是因为它不要求观众先掌握一套历史知识，再去理解人物。一个在升学、就业和同辈压力中感到被什么东西卡住的年轻人，不需要被解释什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能大致辨认出周萍那种想走又走不掉的困顿。共情发生的顺序往往不是先理解时代，再理解人物，而是“先在某个人物身上认出了自己，然后才愿意去理解他所处的时代”。

万方也提出，对同一个故事文本的理解会随着年龄有很大的不同，自己在四五岁时第一次随父亲到首都剧场看《雷雨》，被第三幕的雷声吓哭，父亲一把将她夹在胳膊底下带出了剧场；后来，父亲常牵着她站在侧幕边看戏，看音效师如何把大自然的万千气候带进剧场。年轻时万方更多被曲折的故事吸引，如今才越来越读懂父亲所说的《雷雨》是“天地间的残忍”：“人都是很可怜的，都自以为能够掌握命运，但实际上却被命运所吞噬。”她认为，看《雷雨》应当有一种对人的悲悯的目光，甚至认为这正是曹禺写作《雷雨》的初衷。

舞台上的调整，其实是对时代对作品解读变化的回应

近年来，《雷雨》的舞台呈现也在从“再现一个旧家庭”向“让人物的内部状态变得可感”移动。

央华版《雷雨》邀请法国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执导，舞台以白色大理石为主视觉，大胆清空空间，只保留少量具有意象感的家具，并在结尾处推出一座煤山。万方起初对煤山不解，最终认可了它的效果——煤山出现在四凤和周冲冲入大雨触电而亡的时刻，它不承担写实功能，而是把毁灭本身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看见的形象。北京曲剧版《雷雨》的处理同样值得注意：结尾没有逐一搬演死亡与疯癫，而是将人物并置在舞台上，以写意方式把悲剧推向顶点。

央华版《雷雨》剧照

这些调整的共同点是，它们不再把力气花在还原那个时代上，而是试图让今天的人在情感层面直接进入。

在分享会的问答环节，一位文学系研究生列出三种主角的可能性：繁漪是主角，这出戏就是一个女人爱的痛苦；侍萍是主角，因为她从头到尾经历了一切，且“侍萍要来领走四凤这个戏才能真正推进到戏剧的高潮”；周朴园是主角，因为他串联全部人物关系，并在序幕和尾声中承载反思与忏悔。她追问如何理解《雷雨》的主角。这个问题的提出也体现出年轻人的阅读方式：他们不再把《雷雨》当作主题已经给定的课文，而是把它当作结构复杂、可以从不同人物视角重新打开的文本。

万方回应说“要确定一个绝对的主角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并把《雷雨》的结构比作一颗打磨好的钻石，“每一个面都在发光”。

万方在现场阐释一个人物动机时说，“爱情不需要相信，只需要遭遇”。经典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年轻人未必会先相信《雷雨》值得看，但他们可能在某个具体的人物、某一句台词、某一个意象面前，遭遇了自己。

万方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