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美国还狂！当初硬踩红线拦我方外交官，公然阻挠两岸统一？

一个欧洲小国，当年为了讨好西方，不惜在台湾问题上踩中方红线，甚至把中国外交人员挡在国门之外。

如今几年过去，怎么反倒急着找中国恢复关系了？

2021年，立陶宛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中立关系随即降级；

2025年，最后一名中国外交人员返立时又遭拒绝入境。

可到了2026年，立陶宛总统却主动提出恢复对华外交关系。

是什么让它改变了态度？

当初的强硬换来了什么？

立陶宛与中国关系走到今天，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真正的转折点，要从2021年说起。

那一年，立陶宛同意台湾当局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

11月18日，代表处正式挂牌，使用的不是欧洲其他国家较常见的“台北代表处”，而是“台湾代表处”。

名称看起来只有几个字的差别，背后却涉及一个中国原则。

对中国而言，这不是普通机构如何命名的问题，而是立陶宛是否尊重两国建交政治基础的问题。

立陶宛早在1991年就与中国建交，也清楚一个中国原则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但当时的政府仍选择向前迈出这一步，希望借涉台议题提升自己在西方阵营中的存在感。

结果很快到来。2021年11月21日，中国宣布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此后，双方关系持续恶化。

立陶宛原本希望通过这项决定获得更多政治支持，却没有料到，外交上的冲突会逐渐影响正常交往和经贸往来。

2024年11月，立陶宛又宣布将三名中国外交机构的未获认证工作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离境。

双方围绕外交人员身份和相关安排的争议进一步扩大。

到了2025年5月18日，最后一名仍在立陶宛工作的中国使馆人员短暂离境后，返回维尔纽斯时被边检拒绝入境。

立陶宛方面给出的解释是，该人员没有有效外交认证，并且已经用完申根区相关的90天停留期限。

影响不只在于一名人员能不能入境。

随后，立陶宛方面确认，当地已经没有获得认证的中国外交人员。

两国并未正式断交，但正常外交代表机制事实上陷入停顿。

关系僵到这个程度，立陶宛国内也开始出现反思。

2026年2月3日，时任总理鲁吉涅内公开承认，允许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是一次战略错误。

她认为，立陶宛当初以为率先行动就能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结果却让对华关系陷入长期困难。

3月公布的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支持将代表处更名为“台北代表处”，以改善对华关系。

对普通民众来说，外交争端不是抽象口号，企业要市场、工厂要订单，出口行业更需要稳定环境。

政治决定长期不能带来预期收益，社会自然会重新计算成本。

不过，立陶宛内部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调整路线。

10月27日，总统瑙塞达表示，希望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可以先从较低级别的外交代表开始，不必一开始就恢复大使级关系。

他表示，11月可能举行相关会议，讨论恢复交往的前景。

但瑙塞达同时表示，恢复外交关系不应直接与台湾代表处更名挂钩。

换句话说，立陶宛希望先把外交渠道接上，却仍然不愿意在最核心的涉台问题上作出明确调整。

中国方面的态度一直清楚：

沟通的大门没有关闭，但改善关系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立陶宛需要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拿出纠正错误的实际行动。

这正是立陶宛现在的难题：

它希望改善对华关系，却又想保留当年涉台决定带来的安排。

外交关系不是换一批工作人员、重新开一间办公室就能恢复的，政治基础没有解决，后面的合作也很难走稳。

就在对华关系出现缓和信号时，立陶宛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动作却明显强硬起来。

2026年10月6日，立陶宛议会就废除宪法第137条进行第一轮表决，最终以106票赞成、18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

这一条款原本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得设立外国军事基地。

此次修宪的目标，就是取消这项宪法限制。

还要看到，第137条同时涉及外国军事基地。

取消整条规定，影响的不只是核威慑合作，也涉及立陶宛未来如何安排盟国军事力量驻留。

对一个处在北约东翼的国家来说，这意味着法律框架将出现明显变化。

不过，第一轮表决不等于修宪生效。

立陶宛还需在至少三个月后进行第二轮表决，并再次获得至少94名议员支持，下一轮安排在2027年1月12日。

在此之前，原有宪法条款仍然有效。

立陶宛为什么要改？

地理位置是绕不开的原因。

它位于波罗的海东岸，与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飞地和白俄罗斯相邻。

加里宁格勒虽与俄罗斯本土不接壤，却是俄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重要军事据点。

俄乌冲突爆发后，立陶宛对周边安全的担忧进一步加深。

立陶宛推动修宪，是希望更充分地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尤其是核威慑安排。

它认为，现行宪法限制了相关合作的法律空间，取消第137条，未来便能拥有更多防务选择。

但这不等于美国马上要把核弹运进立陶宛。

修宪只是取消法律限制，不代表北约已经决定部署核武器，更不意味着立陶宛拥有核武器。

参与核威慑规划、参加演习和实际部署，是不同层面的安排。

对俄罗斯而言，立陶宛修改宪法本身就释放了一个信号：

这个波罗的海国家正在为更深层次地融入北约核威慑体系铺路。

即使没有核武器立即进驻，法律上的限制一旦取消，未来的军事选择也会随之增加。

俄罗斯不会把这看成一项普通的国内法律调整。

10月1日，普京在瓦尔代论坛谈到加里宁格勒安全时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遭到直接攻击，尤其是加里宁格勒受到攻击，俄方将把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种手段提上议程。

同时，他也表示俄罗斯没有攻击欧洲国家的计划。

这并不是俄罗斯宣布要对欧洲发动核打击，而是再次强调加里宁格勒属于俄方划定的安全红线。

立陶宛就在附近，修宪又涉及核威慑，双方的安全判断自然相互影响。

立陶宛并非欧洲唯一重新讨论核威慑的国家，法国也在调整自己的核力量。

2026年3月2日，马克龙在伊勒隆格核潜艇基地发表核威慑讲话，宣布增加法国核弹头数量，并提出“前沿威慑”构想：

欧洲伙伴可以参与相关演习，法国也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向盟友临时部署部分战略力量。

不过，核武器的最终使用决定权仍由法国总统掌握。

这项政策背后有一个现实背景：欧洲对自身安全保障的讨论越来越多，法国希望自己的核力量不仅能够保护法国本土，也能在欧洲安全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到了10月6日，法国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导弹测试。

从“警惕号”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上，法国首次试射升级版M51.3潜射弹道导弹。

马克龙在一艘护卫舰上观看了这次测试。

这枚导弹具备携带核弹头的能力，但此次试射没有装载核弹头，主要是验证潜艇完成维护后使用新型导弹的能力。

它不是实战核打击，却体现出法国正在继续更新海基核威慑力量。

法国为什么如此重视这套系统？

原因并不复杂。

核潜艇最大的战略价值，在于隐蔽性和生存能力。

即使遭受常规军事打击，只要仍有核潜艇保持战备状态，就能够保留核反击能力。

对于法国这样的核武器国家来说，这种能力是其战略安全的重要支撑。

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核合作并没有停留在口头讨论。

10月23日，英国战机首次参与法国核力量相关演习，英国“台风”战机为法国“阵风”战机提供护航，演练涉及模拟核打击任务。

这表明，法国推动的欧洲核威慑合作，已经开始出现实际军事协同。

这些变化放在一起看，欧洲安全格局正在调整：

立陶宛为北约核威慑安排打开法律空间，法国更新海基核力量，英国参与法国相关核演习，俄罗斯则反复强调加里宁格勒的安全红线。

各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加强防御，对手看到的却可能是威胁增加。

立陶宛寻求北约核保护，俄罗斯担心核威慑逼近边境；

法国强调欧洲自主防务，莫斯科则会把它纳入对欧洲军事态势的判断。

我认为，欧洲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某一次修宪表决，也不是某一枚导弹完成测试，而是各国越来越习惯用军事加码回应安全焦虑。

核威慑的初衷是让战争不敢发生，可如果各方不断提高威胁强度，反复试探对方底线，原本用于防止战争的工具，也可能成为危机升级的催化剂。

更重要的是，欧洲不能把自身安全问题简单转嫁给中国。

俄乌冲突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如何处理对俄关系、如何安排自身防务、怎样避免局势继续升级，首先需要欧洲自己承担责任。

中国可以推动政治解决，也可以为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没有义务替欧洲承担安全成本。

立陶宛现在面对两道考题：

对华关系要恢复正常，就必须正视当年涉台决定造成的问题；

欧洲安全要获得保障，也需要评估核威慑升级的连锁反应。

从2021年涉台代表处挂牌，到2025年中国外交人员派驻受阻，再到2026年立陶宛一边释放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一边推进核威慑修宪，这条时间线已经说明，外交选择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

政治表态不能替代经济利益，军事威慑也不等于绝对安全。

立陶宛如果真想打开新的局面，既要在对华关系上拿出实际行动，也要在欧洲安全问题上保持足够的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