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门上写着 "黔之腹、滇之喉"，这块弹丸之地当年为何非争不可

提起安顺，人们多半先想到黄果树瀑布的磅礴水声，或是喀斯特峰林间错落的石头寨子。可这座城市真正的分量，不在山水，而在它脚下层层叠叠的泥土里。自春秋以降，这片土地先后被牂牁国、夜郎国、牂牁郡、普定路、普定卫、安顺府这些名号依次覆盖，历史的每一页都刻得深。我始终认为，读懂安顺，要先放下"旅游城市"的标签，把它放回中国西南边疆开发的宏大坐标里去，那才看得清它的地位——它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南的咽喉，也是多元族群交汇的舞台。

图源：新华社

安顺地处贵州中西部，西接云南，北通巴蜀，南达两广，古人用"黔之腹、滇之喉、蜀粤之唇齿"九个字，精准道出了它的枢纽位置。这一地理禀赋，决定了它的历史始终与中央王朝的边疆战略缠绕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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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从最深处讲起。普定县城西南有一个南北对穿的溶洞，名叫穿洞。1976年，南京大学的科研人员在这里做岩溶勘察时，偶然发现骨化石、烧骨和灰烬。此后历次发掘，先后出土两件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两万余件石器和一千余件骨器，还保留着多处用火的遗迹。学界据碳十四测定，其文化层主体年代距今约一万六千六百年至八千五百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而2024年公布的最新考古成果，又把人类活动的上限推前至五万五千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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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器出土数量之丰，在全国同类型遗址中极为少见，因此这处遗址被称作"亚洲文明之灯"。在我看来，这个称谓并不夸张——在贵州乃至西南的史前谱系里，穿洞是一把关键的时间标尺，它证明在数万年前，这片喀斯特洞穴里就有人类长年栖居，他们取火、打制石器、磨制骨器，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生存能力。几乎同时，平坝的飞虎山遗址出土了贵州迄今发现最早的史前彩陶，表明先民开始从采集狩猎走向定居与原始农耕。安顺的史前底色，因此不是空白，而是一条绵延数万年的文明线索。

进入信史时代，这片土地的第一个政治名号，是牂牁。春秋时期，今安顺一带属牂牁国地。到战国，牂牁衰亡，古濮人在此建立夜郎国，政治中心相传在安顺至广顺一带。对于夜郎的中心区域，学界始终存在争议，主流观点中确实有一派主张就在今安顺周边，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我倾向于认为，至少可以说安顺是古夜郎的核心区域之一，而非凭空指认，理由来自两条线索：一是司马迁《史记》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夜郎之强盛，必然依托一块肥饶且位置显要的腹地，安顺恰在其间。

二是镇宁等地至今保留的"竹王"信仰，与《后汉书》所载夜郎竹王传说遥相呼应，呈现出清晰的民俗传承。当然，把话说满并不严谨，夜郎的具体疆域，恐怕要等更多考古材料来钉死。至于"夜郎自大"这个典故，我倒觉得需谨慎看待。那是汉使者出使西南夷时，夜郎侯问"汉孰与我大"，放在当时信息闭塞、山川阻隔的背景下，不过是一方君长对陌生大国的朴素好奇，谈不上什么傲慢。后人把它当作笑柄，多少有些以今度古。

汉武帝元朔三年，朝廷在夜郎地置夜郎、且兰两县，今安顺一带属夜郎县。元鼎六年，汉军平定南越，进而压服且兰，朝廷保留夜郎国，封夜郎侯为王、赐印绶，同年在其地设立牂牁郡，形成郡国并治的局面，今安顺地区便是牂牁郡的核心。西汉末年，夜郎王举兵反汉，被灭，其地尽归牂牁郡。

值得注意的是，安顺史学界与地方文史界曾提出，汉牂牁郡郡治或在今安顺西秀区宁谷镇一带，依据是当地汉墓群出土的木牍文字。不过这一判断尚未得到学界的普遍定论，姑且存为一家之说。无论如何，自西汉起，安顺就已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版图，这是它此后两千多年"腹心"地位的起点。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里名义上仍属牂牁、夜郎诸郡，却因中原动荡而多为"遥属"，实际由当地大姓与部落首领把持。隋唐之际，朝廷对西南采取羁縻之策，唐贞观四年在此置琰州，辖数县，名义上归附的牂牁、罗甸、普里诸部先后接受朝廷封号。

五代时期，楚王派兵西进，今安顺旧州一带为当地大姓张氏所据。入宋以后，这片土地分属普宁郡王领地与罗甸国，中央的统治始终是象征性的。这段漫长的"若即若离"，其实是西南边疆的常态——中原政权鞭长莫及，地方势力坐大，唯有到了大一统的元明，情况才彻底改变。

元代是安顺行政建置的关键转折。蒙古宪宗七年，普里、普东二部北降，朝廷置普定万户，旋即改为普定府。至元二十七年，又设罗甸宣慰司。至正十一年，置习安州、安顺州和普定县——"安顺"之名，正是从这时开始见于史册，取意"平安顺遂"，寄托着统治者对这一咽喉之地安稳的期许。元朝以普定路统领四州一县，治所便在今日西秀区境内。

而真正把安顺推向历史舞台中央的，是明朝。明洪武十四年，盘踞云南的元梁王残部叛乱，朱元璋遣征南将军傅友德、副将军沐英等率三十万大军"调北征南"。安顺"襟带楚粤、控制滇蜀"，是兵家必争的要冲，明军先锋顾成当年十二月便攻克普定。

次年，明军平定云南，西南归于一统。为巩固这一线边疆，朝廷把大军就地留下屯田戍边，"屯则兵、堡则民"，将士与家眷在黔中扎下根来；此后又推行"调北填南"，从江南、湖广等地征发军士、工匠、商贾、役夫入黔。这些来自江南的移民，就构成了今天安顺屯堡人的先民。

在我看来，屯堡文化是安顺历史中最动人、也最独特的一页。六百多年过去，这些屯堡聚落依然保留着明代的格局——用石头垒起的墙垣、街巷、屋宇，防御性极强；屯堡妇女至今穿着近似明朝江南服饰的"凤阳汉装"；每逢节庆，还会上演被称为"中国戏剧活化石"的地戏，面具下演绎的是《三国》《封神》里金戈铁马的忠义故事。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来自江南的汉人后裔，在数百年间刻意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族群认同，自称"老汉人"，固执地守护着先辈的语言、服饰与习俗。我始终觉得，这背后是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他们是被国家战略安插在边疆的"活化石"，用石头和习俗，把六百年前的家国记忆原样封存了下来。屯堡的价值，正在于此。

明代的建置也彻底重塑了安顺。洪武十五年，朝廷择地阿达卜寨建城，设普定卫指挥使司，此即今日安顺城的雏形。永乐十一年，贵州正式设省。万历三十年，安顺州升为安顺军民府，府、卫同城而治。到清代，顺治十五年安顺纳入清廷版图，云贵总督一度半年驻曲靖、半年驻安顺，贵州提督也移驻于此，可见其军政地位之重。康熙二十六年，安顺军民府改为安顺府。此后二百余年，安顺作为黔中军政重镇的地位愈发稳固。

进入近代，安顺的历史又添上了浓重的红色一笔。这里走出了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王若飞。他原名王荫生，1896年生于安顺城北，幼年被舅父黄齐生接到贵阳达德学校读书。因喜爱《木兰诗》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一句，改名若飞，寄托着少年救国的心志。此后他远赴日本、法国、苏联求学，探寻救国真理，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豫陕区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要职。

他一生以"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自勉，1946年4月8日，在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年仅五十。王若飞被列为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我读他的一生，最受触动的是那份"出走半生、赤诚不改"的信念——一个西南边城少年，最终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新中国的史册。

安顺的红色记忆，远不止一位人物。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穿行于紫云、西秀、镇宁的千山万壑之间，在安顺度过了惊心动魄的六天五夜。当时十万追兵四面合围，红军分左右两路进入安顺，右路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由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等率领。在此危急时刻，红军与关岭六马地区的布依族首领陆瑞光在弄染寨结盟，争取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也打通了通往北盘江的要道。

我始终认为，"弄染结盟"是长征史上一段极能体现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佳话——在国民党重兵围堵的绝境中，正是各族群众的一路相帮，才让这支队伍转危为安。这与安顺"多民族共存"的历史底色，恰好遥相呼应。

说到多民族，安顺从来不是单一族群的舞台。这里生活着汉族、布依族、苗族、仡佬族等多个民族，镇宁、紫云、关岭都是民族自治县。布依族的蜡染与铜鼓、苗族的刺绣与歌舞、屯堡汉族的石砌建筑与地戏，在同一片土地上并置共生。

在我看来，这种多元性正是安顺最深厚的文化底气——它既接纳了江南移民带来的汉文化，也滋养着本地各民族的古老传统，彼此交融又各自完整，最终沉淀出今天安顺独特的气质。

回望安顺数万年的历史，从穿洞洞穴里燃起的篝火，到牂牁夜郎的兴亡，再到汉唐郡县、宋元羁縻、明代屯堡、近代烽烟，直至今天这座黔中新城，它始终是中国西南边疆一个绕不开的坐标。我一直觉得，一座城市的历史厚度，不在于它有多少华丽的头衔，而在于它能否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站住自己的位置。

安顺做到了——它是文明的孕育地，是疆域的锁钥，是移民的家园，也是革命的见证者。读懂安顺，便读懂了大一统中国在西南边疆如何一步步落地生根。这，或许就是这座"黔之腹、滇之喉"留给后人最深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