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怎么在AI面前捍卫人，是人道主义的新内容

今年7月，著名俄语文学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者、评论家刘文飞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刘文飞研究陀氏二十年的心血集结，书中收录文章九篇，既有对陀思妥耶夫斯的《穷人》《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群魔》《卡拉玛佐夫兄弟》等重要作品的详尽分析，也有关于陀思妥耶斯基生平故事的叙写和哲学思想阐释，带领读者一窥陀氏文学风景的全貌。

在本书开篇，作为资深拥趸，刘文飞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种读法：一是和陀氏的同时代人一样，将其作为19世纪60-8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现实问题的反映来读；二是以宗教角度切入，把陀氏小说视为“一种新宗教的布道”；三是将陀氏的文字看成他本人的精神痛苦的自传；四是将其视为情节离奇的通俗小说去读。此外，还可以将陀氏与同时代的其他大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对照阅读，或在其中寻找巴赫金的“复调”，西方现代派观念与技巧的萌芽，乃至于直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读成一个哲学文本、思想文本……

读法的多样性映证了作家作品的丰富性和文本阐述空间的深邃性。但刘文飞说，初次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不妨采取顺其自然的方式，碰到什么读什么，读到多少是多少。毕竟陀氏既是一位思想家、基督徒、精神世界的严肃勘探者，也是一位“善于营造复杂情节、渲染紧张氛围的高手”，即便厚重如《卡拉玛佐夫兄弟》，也有罪案情节扣人心弦，在阅读中给人以深度沉浸的乐趣。

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作品也一度因残酷地揭示人的心理阴暗面而饱受诟病。刘文飞坦言，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其他的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既写普通人的高贵、善良，更写普通人的极端、病态与备受折磨。“为什么这么写？我想可能还是为了更尖锐地揭示社会的不平等，更深地揭示人，哪怕是他是小人物，是一个不太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但他的内心依然是强大的、丰富的。因为他也是人，因为他心里面也有一个上帝，我觉得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的地方。”刘文飞告诉南都记者。

南都专访俄语文学翻译家、学者刘文飞

俄语文学翻译家、学者刘文飞

每一行字都是陀氏思想的密码

南都：在您人生的不同阶段，是否以不同的方式阅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

刘文飞：只要是一个读者，他20岁的时候读一本书和他60岁的时候读一本书，肯定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尽管他有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因为人读书会把自己带入进去，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阅读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就我本人来说，我不记得一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读的哪一本，在什么时候，但我想一定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大概是在1979年到1980年这几年。我虽然是一个俄语系的学生，但我肯定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来读的，现在又过了三四十年之后，我现在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恐怕多多少少是以一个“专家”的身份在读。因为我毕竟是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内行和外行的阅读肯定也还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把它当成文学作品来读，当成小说来读；现在可能任何一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在我这里都可能构成一种密码，是他的思想的密码，需要去解读，因为这是不由自主的。以前我读《罪与罚》，肯定是读故事，谁杀了谁，凶手抓到没有？现在我是读它背后的东西：到底什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的“罪”，什么是他认为的“罚”？所以现在的读法跟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的读法肯定不一样。

南都：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一书开篇罗列了八种阅读方式，您认为哪些阅读方式适合初次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

刘文飞：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方法可能有8种，也可能有18种。我刚才也说了，没有谁会预设自己怎么去读一本书。

车尔尼雪夫斯基引用过这样一个俄国寓言：蜈蚣特别会走路，爬得也很快，有一只昆虫问他，蜈蚣先生，你在动左边第一条腿的同时在动右边的哪条腿呢？蜈蚣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它就不会走路了。这个例子特别好，读书有好多种方式，但是你如果纠结于用哪种方式来读，可能反倒读不下去。

所以刚刚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你怎么读得舒服就怎么来，你读到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强迫自己，不然会很累。如果一位读者准备去读他平生的第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我建议他还是要顺其自然地读。

“残酷的天才”与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

南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底层的小人物：穷人、地下室人、失学的大学生、罹患白癜风的病人……他为什么热衷于讲述这个总是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的群体的故事？这些故事对我们理解人和人性有什么助益？

刘文飞：我想从这样几个角度来回答您的问题。第一，在19世纪的俄国经典文学中，不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这样写，几乎俄国的大作家都在写小人物，这就是他们的人道主义立场的显现。其实俄国文学中的每个大作家都是“忏悔的贵族”，他们自己是贵族，但是在文学里，他们却是站在平民的一边的，这特别可贵。

第二，就是巴赫金后来提出的“文学的狂欢化”，我们在全世界的经典文学中很少看到赞美帝王将相的文学名著，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这样。文学的任务可能更是为了颠覆社会的不公正，也就是在文学中，高贵者是卑贱的，卑贱者是高贵的。

第三，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其他的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还是不太一样，他也写普通人的高贵、善良，但是他更写普通人的这种极端、病态，这种备受折磨，既有生活的折磨，也又精神的折磨。这一点跟其他的大分作家，比如跟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就都不太一样。他写病态的小人物，为什么这么写？我想可能还是为了更尖锐地揭示社会的不平等，更深地揭示人，哪怕是他是小人物，是一个不太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但他的内心依然是强大的，他的内心依然是丰富的。因为他也是人，因为他心里面也有一个上帝，我觉得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的地方。

南都：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直不乏争议，有俄国评论家认为他是一个“残酷的天才”，总是发掘人内心的阴暗面并毫无保留地予以揭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还是会被吸引，被感动。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刘文飞：高尔基确实对他评价不高，其实纳博科夫对他也评价也不高，说他是“残酷的天才”的是一个俄国的社会学家，叫米哈伊洛夫斯基。但是我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人的阴暗面，跟别人爱读他的作品这中间没有矛盾，其实有可能恰好是相反的。只写人的正面形象，这样的文学作品其实是枯燥的，但是写奇特的人，写奇特的人的奇特的心理，奇特的行为，这个是所有的小说家吸引人的几乎唯一招数了。

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陀思妥夫斯基看到了绝大多数作家没有看出来的东西，他写出了绝大多数作家没有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唯一性，独特性，超过他同时代的和他之后的绝大多数作家，识别度非常高。

他的作品你一看就是他的。我们知道托尔斯泰也善于抒情，屠格涅夫也善于抒情，把他俩的小说找一个段落，都是写景的或者都是抒情的放到一块，你觉得可能差别不大。但是你把一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景和抒情文字和他俩的作品放到一块，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哪怕是翻译过来的，它的独特性、唯一性还是能够凸显出来。

南都：和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比，他的特点是什么？

刘文飞：我们前面也说到，他写人的病态，写人的那种心理的阴暗，这方面是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不怎么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残忍的、残酷的，那两个人可能稍微温暖一些。风格上，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语言更精致一些，更贵族化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更平民一些。总之从内容到主题到风格以及作家的情绪，我觉得他们三个人不大一样。当然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也不一样，但他俩之间的距离毕竟跟他们两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距离更近。

南都：您个人最喜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哪一部，为什么？

刘文飞：我最喜欢的可能还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是我翻译的，我当然喜欢。但是它毕竟没有《卡拉玛佐夫兄弟》这么厚重，因为《卡拉玛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百科全书。

《地下室手记》是艰涩的，不在于长短，也不在于情节，而是思想深度的问题。《卡拉玛佐夫兄弟》适合所有人，你要看他的晚年思想，你能找到；你就是看情节，哪怕当成一个奇情剧，父亲死了，到底是谁杀的，也可以看下去。但是你要想这么看《地下室手记》就不行，《地下室手记》没有情节，也没有谁杀谁，这个人在干什么都不知道，反倒难读。

陀氏的文学是俄罗斯文学的象征

南都：请谈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俄罗斯文坛的地位。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具有高度思想性的作品能够受到俄罗斯民众的喜爱，让他得以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并称当时最杰出的三位作家？

刘文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840年代出名的。他当时是被别林斯基当作一个“希望之星”推出来的。他在文坛出名早，而且名气很大。他的第一篇小说《穷人》出版以后，别林斯基恨不得就把他推成整个俄国文坛的Number One。别林斯基本来对果戈里也充满希望，但果戈里后来写着写着就不走这条路了，他们要找一个人取代果戈里，就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1840年代，那个时候也是俄国文学刚刚开始起飞的时候，他就变成这种Number One的作家。他中间如果不是被抓去坐牢10多年，可能作品更多，地位更高。他的写作中断了10年，但是中断的10年对他作为作家的声誉并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他更出名了，经历了假死刑，经历了苦役和流放，结果全社会都知道他。后来他为什么一写《死屋手记》就特别有影响，因为大家都还没忘记这个人。因为他坐牢了，他身上又带有那种受难者的光环，所以从他刚出名的1840年代一直到他返回彼得堡的1860年代，在文坛都一直非常声名显赫，甚至在他没有作品面世的时候，他都很有知名度。1840年代俄国文学开始有作品、有大作家，到1880年代全世界（主要是欧洲）都知道俄国文学很厉害，也就是获得了国际声誉。这个时候俄国文学有“三巨头”，文学史上说“屠陀托”——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托尔斯泰不喜欢官方场合，他一个人住在他的庄园里，任何活动都不参加。屠格涅夫常年追随他的情人在欧洲生活。结果“三巨头”就剩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在彼得堡，然后他就变成了最“官方的”作家。因为坐牢之后，他的世界观有所转变，他比较爱国，他主要是爱俄罗斯的“土壤”和人民，他爱人民的立场特别受官方待见。他1881年就去世了，去世之前他应该是俄国国内的真正的Number One，从官方到民间，从文学到社会，他都是首屈一指的。

这个情况到了十月革命以后，正因为他是沙皇时代的Number One，肯定在苏联时期地位就相对降低了。苏联时期一直出他的作品，从来没禁过他的书，但有的时候，他被说成是保守立场的代表，甚至有的时候还说他是“反动”作家，文坛的地位就不像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那么稳固。

苏联解体以后，最近几十年来他又成为了俄国的第一作家。当然文学史是不排座次的，我们写文学史从来不可能说托尔斯泰第一还是普希金第一？这个没有意义。但是现在在俄罗斯，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肯定超过阅读托尔斯泰的读者，就像在中国一样，其实托尔斯泰也有读者，但是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火。

还有一个例子，现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前面的广场上立了一个雕塑，就是陀思妥耶斯基的像。在一个国家的图书馆前面立谁的像，我想大家能意识到这个分量。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学的象征，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

南都：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尔斯泰更受到现代读者的喜爱？

刘文飞：一言以蔽之，他的创作更有现代性。托尔斯泰写得非常好，宏大的史诗，但他还是属于那个时代，他在写作里教你怎么生活。现在的年轻读者最怕这个，你想教我怎么生活，我就不读了，我不想被动地接受教导。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你，我不想教你，但是人生是很神秘的，生活中没有真理，也不一定要有信仰，我们需要自由，但是自由可能也是有限度的，你一定在某个时候会面临着自由和信仰的选择，这实际上是存在主义意识的问题，他没那么简单，他是一个更复杂的作家，所以读他更有挑战性一些，在当下也可能更贴切一些。

读到《地下室手记》是尼采“一生中最幸运的事”

南都：高尔基说他在《地下室手记》里“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尼采”，而《罪与罚》里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简直就是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前身。请谈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尼采及后世哲学的影响。

刘文飞：世界各国的学者，尤其是西方的学者关于这个问题谈得比较多。你引了高尔基这句话其实也挺逗的，高尔基自己就曾经受到尼采的深刻影响，但是高尔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反感。他们两个实际上是对立面，一个特别阳光，一个特别阴暗，一个特别正面积极，一个乐于、也善于去体验存在的荒谬。

但是我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尼采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你可能也知道这个轶事：尼采有一次在书店里面买到一个法文版的《地下室手记》，他读完以后在日记中还是给别人的书信中写道：“读了这本书，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我想，很可能这本书对尼采的存在主义意识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虽然尼采不完全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但是所有的哲学史中都会把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当成是存在主义的两个先驱。我们回过头来看，尼采的哲学体系不外乎就那几个东西。一个是个人对社会的反叛；第二个就是对理性的质疑，我们认为天经地义、合理的东西它就那么合理吗？第三个就是尼采提出上帝死了，实际上他不是说上帝死了，而是提出了价值重估的问题。只要有上帝，一切价值体系就是颠扑不破的。当我们把上帝去掉以后，突然发现，对和错，善和恶也就不是那么绝对了。还有，尼采处理最多的是自由和信仰的问题。

对理性的质疑、个体的反叛、价值重估以及自由和信仰的关系，在陀思妥耶夫斯作品里，这些东西全部都有，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讨论这四大问题。尼采读完他的小说以后不感到震撼才怪呢。他以为，他正在考虑的问题是没有人考虑过的，他是开天辟地的人，忽然他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居然早已深思熟虑过了。

实际上，所有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都拜倒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脚下。最典型的就是萨特和加缪。加缪到最后言必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后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改编成话剧，这个剧本现在也成了加缪的戏剧名作。其实20世纪现代派作家，像沃尔夫他们，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特别有惺惺相惜的感觉。

南都：您还翻译过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等俄罗斯作家、诗人的作品，作为文学后辈，他们或多或少生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中。请谈谈20世纪俄罗斯作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遗产的继承。

刘文飞：这些基本上都是诗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是一个小说家，所以他对这些人的影响更多的可能还是思想方面。但是茨维塔耶娃和布罗茨基这些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心悦诚服的。

道理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现代性的。你提到的这四个诗人，布罗茨基晚一点，其他三个都是白银时代的。布罗茨基的创作也好，白银时代的创作也好，基本上是现代主义的，我觉得他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比读托尔斯泰要亲近一些。

布罗茨基现在基本上也被认为是一个存在主义诗人，西方也有人做布罗茨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位论文，主要是在美学观和世界观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一句话：“我们都来自果戈里的外套”。我觉得，20世纪所有的现代派作家也可以说：“我们都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他是一个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作家，那么他跟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会有程度不等的关联。

在AI面前捍卫人，是人道主义的新内容

南都：您认为今天的中国读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能在哪些方面获得情感和思想上的共振？

刘文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写道：“2×2也可以不等于4。”2×2为什么非得等于4呢？这就是搞技术的人跟技术盲之间的区别，他还说：“2×2=5有时也是挺可爱的。”2×2=4，每个人都这样想，所有人都是统一的思维，这多可怕，那个体就没有自由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们感到共振的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对理性的质疑。对理性的质疑实际上就是对技术的质疑，甚至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缓和的词，不说质疑，就说是抗衡。人人都认为这样，我作为一个个体有没有权利质疑一下呢？我举过一个例子，人人都用手机，我能不能不用？现在实际上不可能，这就牵涉到我们要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们感到亲切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选择的问题。技术给我们带来很多东西，给人类带来很多福祉，我们要感谢技术，我们甚至要信仰技术，但是我们的选择却变少了，甚至没有了。在这个前提下，我作为一个个体，我可不可以保留一点我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起码价值呢？

第三，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是一个作家，作家的主业是文学艺术，他给我们的遗产，我个人觉得最珍贵的还是审美意义上的。他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美拯救世界。”在技术越发达，越衣食无忧，我觉得精神生活越重要，在精神生活里边的审美的精神生活其实又更重要。我们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看戏，一辈子都不读诗，我们觉得也天经地义，但是到技术真正让我们整个社会都趋同的时候，我觉得文学艺术的价值就出来了。因为文学的价值，文学的存在价值就是个性，就是个体的感觉。

南都：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就是一个用写作积极介入社会的作家，如果他活在今天，您猜测他会对AI时代的到来表达怎样的看法？

刘文飞：这是一个有科幻色彩的提问。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反对技术潮流的人，我觉得他可能比我还要更愤世嫉俗一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也是文学史里的一个典型形象。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把“地下室人”等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但是“地下室人”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人”就是一个反潮流的人。本来潮流就要反，技术的潮流更要反，因为它是理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站在人一边，站在每一个个体的人一边考虑问题。

人道主义以前主要是指对弱者的同情，对弱者权利的捍卫，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我觉得，现在人道主义的内涵应该再扩展一下，就是人面对技术和机器所应该获得的同情和选择权。怎么在AI面前捍卫人，这应该是人道主义一个新的内容。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