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短考古与文保“时差”、关注土地与人文，让大遗址“活”起来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摄影 杨涛

近年来，四川考古事业发展迅速，诸多考古发掘和保护成果问世，引起关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核心理念，资阳濛溪河遗址的精细化发掘，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饱水象牙的课题突破，蜀道考古对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都给参与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的嘉宾们，带来了许多灵感。

在扎实的工作成果上，如何进一步打通考古与文保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发掘和保护文化遗产的价值？10月31日，以“大遗址考古与保护”为主题的圆桌对话，在以“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为主题的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之平行论坛拉开帷幕。

圆桌对话环节

缩短考古与保护工作的“时差”

“考古学者应逐渐成为保护学者”

打通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界线，被北京大学教授孙华视为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一步。他指出，研究人员应当了解所有大遗址的要素，包括路径、边界、功能区、标志物等。“这些要素需要考古工作揭示出来，并通过考古报告、论文让保护学家知晓，以便在保护中充分利用考古信息和要素，进行系统性保护。”孙华强调，考古学者所提供的信息不仅应当准确、整体地转化，还应在转化过程中与文化遗产保护学者充分沟通。“甚至考古学者应逐渐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学者。”孙华还抛出了这样的观点。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

四川大遗址的重要性也在讨论中得到进一步阐释。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杨林分享道，四川既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区域，是南方丝绸之路、蜀道、茶马古道等路线的枢纽，连接着云南、贵州等多个地区，在文化传播线路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本体外，这些文化线路还连接着大遗址。正是这些聚落城镇的相连，形成了文化交流的通道，使得四川通过文化传播和交往，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一环。”杨林还提到，近年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通过大量工作，厘清了四川的文化发展脉络，马尔康孔龙村遗址就是其中的代表。而这些遗址又持续进行文化扩散，影响范围包括云南、贵州乃至东南亚地区。“只有把这些遗址保护好、研究好，才能证明文化传播的过程。”杨林如此看待四川这些大遗址的重要性。

围绕保护理念与实践，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卢远征表示，近年来边发掘边阐释已成为主流方式，加强遗址的预防性保护、及时确认遗址的保存状态变得格外重要。他提出，应当组织开展调查诊断、动态监测和分类处置，减少大规模干预，不断提升开放水平，充分发挥大遗址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

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振斌以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为例，分享了遗址本身及饱水象牙的保护经验。“遗址的发掘就是风险识别、管理的动态过程。”他认为，做好风险预估、实行监控管理、以强大的组织保障体系作为支撑，都是更好保护大遗址和出土遗物的重要措施。此外，他还提出，针对大遗址的考古与保护，不光要保护文物和遗产本体，更要关注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部分，希望通过具体的保护实践，针对遗址形成有价值的保护理念，建立一套长期的、稳定的保护管理体系。

关注遗产地的土地和居民

共同建设文化遗产学科

在具体实践层面，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文物保护专业总工程师项瑾斐以宝墩遗址为例，分享了大遗址保护规划与遗址公园规划的实验经验，以及乡村环境下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关注要点。她提到，除考古信息与文物认定外，保护区划划定、土地利用与调整、大遗址保护展示与活化利用、居民调控与社区参与等方面的决策，同样影响着大遗址的建设。

“今天我们的嘉宾们围绕文化遗产与大遗址保护展开深入讨论，既有应该保护什么、如何保护，也有从世界文化遗产、四川大遗址切入的实践经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志岩在总结环节讲道，“这是一场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精彩讨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志岩

作为长期关注并参与一线考古事业发展的专家，他分享了三点感受：“作为考古工作者，不能只挖不保。”文保工作无疑应当与考古发掘同步进行，但只有对遗址本身的保护还不够。刘志岩还强调了系统性保护的重要：不能只保护本体，还要关心环境、相关的人与土地，才能真正把文化遗产保护好。最后，他提到文化遗产学科的建设迫在眉睫，呼吁在座学者同心同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尽快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