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7月，河北冀东乐亭一带，李运昌把几名地方干部召集到一间普通民房里，摊开地图，指向北平、天津、唐山和山海关之间的狭长地带：“这里没有大山可守，却不能把土地让给敌人。”
这不是一句轻松的话。冀东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铁路、公路密集，周边又有唐山、滦县、山海关等交通要点。日军据点像钉子一样嵌在乡村之间，骑兵和汽车可以迅速机动。对一支缺乏重武器的队伍来说，这里比深山更难藏身。
李运昌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抗战爆发后回到家乡开展工作。他没有现成的部队，也没有稳定的军械来源，只能从恢复地方组织、联络乡村骨干做起。1938年夏，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爆发，许多农民带着步枪、土枪，甚至大刀和农具加入队伍。
起义声势一度迅速扩大，部队人数达到数万。但人多并不等于战斗力强，队伍成分复杂、武器杂乱、缺少训练，这些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日军和伪军随即展开围剿，起义部队遭到严重损失，不得不分散转移。冀东抗日斗争由此从声势浩大的起兵，转入极其艰难的生存阶段。
粮食是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敌占区的村庄经常遭到搜查，群众自身尚且难以糊口，部队很难得到稳定供应。弹药同样稀缺，一支步枪配不上几发子弹，是常见情形。战士们开枪前要判断距离，能接近就不远射，能伏击就不硬冲。
“子弹不能白打。”
这类命令听着严厉，却是敌后部队的现实选择。冀东与晋察冀腹地联系不便，外部补给难以及时抵达，部队必须依靠缴获维持。武器从敌人手中夺，粮食从战斗中取，伤员和新兵则由地方群众掩护转移。
关于“不收日军俘虏”的说法，需要放回当时环境中理解。部分基层武装在弹药、粮食和看押能力极度不足时，对日军及顽抗的伪军采取了极端处置办法，这并不等同于整个八路军对俘虏的一概政策。八路军总部和各抗日根据地都有争取、教育和改造俘虏的做法，能利用者往往被用来获取情报、瓦解敌军。
冀东部队真正的特点，不是单纯靠“凶”，而是把有限兵力集中到敌人的薄弱处。1939年前后，马家峪等地的战斗便体现出这一点。部队选择夜间接近，先打火力点，再切断据点之间的联系，迫使兵力占优的敌军无法展开。战斗规模和伤亡数字在不同资料中存在差异，但小部队袭击较大据点、缴获武器后迅速撤离，是当时常用战法。
盘山、白草洼一带的战斗，则更多依靠地形和突然性。冀东虽是平原，却并非处处无遮无拦，丘陵、沟壑、村落和树林可以形成短暂的伏击区。日军的骑兵机动性强，却不熟悉乡间道路，一旦进入预设地域，优势便可能被压缩。
黄土坎战斗中，日军曾凭借装甲车辆和火力推进。八路军没有反坦克炮，只能使用集束手榴弹、地雷和近距离爆破。这样的攻击代价极大，靠的是提前侦察、设置障碍，再由突击组逼近目标。坦克一旦被阻在狭窄道路上，便难以发挥速度优势。
“先断它的路，再打它的车。”
这句战场上的朴素话，道出了敌后作战的核心。不是和日军比炮火，而是让对方的炮火无法顺利展开；不是长期守住一处阵地，而是在敌人调兵之前转移力量。
日军对冀东的围剿因此越来越频繁。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曾推动大规模“扫荡”和封锁，企图切断根据地与群众的联系。冀东部队则采取分散隐蔽、昼伏夜行、破坏交通、袭击据点等办法，使日军很难通过一次行动彻底解决问题。
有意思的是，冀东根据地并不是在安稳环境里逐渐扩大的，而是在反复遭受打击后重新组织起来。部队退入山区时，保存骨干；敌军撤离后，又回到平原发动群众。根据地的边界并不固定，今天控制的村庄，明天可能成为争夺地带，这种流动性正是敌后战争的常态。
1940年至1941年间，冀东部队向长城以北发展，进入热河部分地区。这里既是华北与东北的连接地带，也是日军控制较薄弱但交通价值很高的区域。部队北进并非一路推进，而是伴随着建政、筹粮、整训和反围剿，逐步建立新的支撑点。
到抗战后期，冀东、热河和辽西部分地区形成了相互呼应的抗日力量。关于根据地面积和人口，各类史料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但其战略意义十分明确：这支从冀东平原成长起来的队伍，已经成为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力量。
1945年日本投降后，冀东部队北上，参与接收东北和建立地方武装。此前那些在平原村落间反复转移的战士，带着缴获来的枪械、积累下来的作战经验，进入了更大的战场。冀东抗战的许多细节，也随之从一次次夜袭和突围，嵌入了东北战场的整体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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