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名人构成了一个小圈子，当他们又出来讲，大家就会很厌烦”

随着视频播客的兴起乃至“泛滥”，原本小众的播客今年第一次密集地遭遇争议。从“所有人采访所有人”“意义过剩”，到“播客腔”，再到主播仲树引发的风波，过去属于小圈子的讨论进入公共舆论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系主任刘海龙认为，这并不只是内容好坏的问题，而是一个媒介从小众走向大众、从兴趣共同体走向商业化产品之后必然出现的生态变化。

刘海龙真切地感受到，播客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媒介。同时，在短视频越来越密集、聒噪的时代，人们会产生一种想要慢下来的反向需求，播客的流行，也是当代人的一种心理疗愈仪式。

刘海龙 图/受访者提供

小众媒介走向大众，

就会觉得“变味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你也在一些播客中当过嘉宾“串台”，你觉得播客这种媒介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如今播客带来了声音媒介的复兴？

刘海龙：我个人参与播客的感觉，是它非常个性化。不同播主的兴趣、认知和问题意识不同，谈话就会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所以播客是一种极具个人化色彩的媒介。

早期播客有很强的知识取向，很多主播本身就具有内容生产经验，或者是某些专业领域的人，他们提供的是现有媒体无法提供的信息，包括一些冷门知识、职业经验、个人经历，或者对社会现象的深入观察。

而且播客可以容纳大量传统媒体会删掉的“冗余”，比如谈着谈着跑题了，穿插很多细节，延伸出一些旁逸斜出的话题。这些“冗余”在播客里反而构成了它的丰富性，让你看到主播和被访者更完整的生活状态和人格。

《中国新闻周刊》：很长时间以来，广播一直在衰落。播客这种声音媒介的复兴，是一个意外现象吗？

刘海龙：也不算特别意外。播客并不是广播的“复活”，它虽然也是声音媒介，但本质上是一种新的数字媒介。广播是大众传播，播客则是个人化生产，并围绕兴趣和垂直领域形成受众。

播客的流行，首先是因为制作成本非常低，上手容易，制作也方便。而且受众也没有那么高的期待，不会要求内容一定要多么精致。一些冗余也好，粗糙也好，反而构成了它的特征，会让人们觉得，就像唠家常一样，在跟我们娓娓道来。所以它的这些“缺点”，都变成了优点。

目前为止播客还是一种小众媒体，社会影响力没有那么大，播客的受众比较单一，它不是一个广场型媒介，所以相对友好。又因为播客有一种社群的感觉，使得表达空间会更大一些，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

我觉得这些都构成了小众媒体本身发展的优势。播客这种长尾状态或者垂直状态，是它能够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播客作为一种新媒介，发展初期在商业和文化规则没有建立之前，会更自由一些，充满实验性，给了创作者和用户更大的自由度。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在视频播客领域已经开始出现“受众的审查”了。怎么看待这些争议？

刘海龙：播客一旦超出原来的界限，生态就会发生变化。就像鲁豫，她做《岩中花述》时评价很好，因为那个节目比较垂直。但到了B站以后，节目考虑的问题就不一样了，会去找一些流量更大的嘉宾和名人，一旦流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这时候的观众，就不是播客原来吸引的那群人了，所以就会出现争议。

大家会发现，这些名人似乎构成了一个小圈子。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曾将名人（celebrity）定义为“因其知名度而为人所知的人”。名人本身不一定有太多专业性或知识性，而是处于一种被过度包装、过度曝光的状态。当访谈嘉宾不断在节目之间循环，人们对他们的故事已经很熟悉，所以当他们又出来讲，大家就会很厌烦。

他们反感的地方在于，这些对谈丧失了播客本身应该提供的那种知识量。播客的知识含量是比较高的，它本身是一种相对中产的媒介。一旦把它大众化，原有的一些播客受众就会反感，会觉得“变味了”。

2021年6月12日，建投书局联合播客《不合时宜》举行线下沙龙，邀请播客 《故事FM》《别任性》《忽左忽右》《去现场》主播、媒体人、内容创作者，讲述创作经历及感受。图/视觉中国

信息大爆炸时代的“慢食运动”

《中国新闻周刊》：因为播客节目长度很长，经常被视为一种“深度媒体”。但人们听播客的时候，往往是在通勤、运动、做家务这些碎片时间。播客是不是也是大家应对信息焦虑、信息饥渴的产物？

刘海龙：这正好符合“剩余媒介”的特点。你不会总是专门拿出一个小时，坐在那里认真听，而是在通勤、健身、做家务的时候顺便听。听觉媒介天然具有伴随性。这恰恰是播客的优势，它给人的感觉不是占用我的时间，所以能容纳几个小时的长内容。同样的内容如果搬到视频里，大家很容易疲倦。现在所谓视频播客，很多时候其实大家还是在听，只是偶尔看一眼。

我觉得播客是比较典型的“慢媒介”。短视频的信息非常密集、非常聒噪，但同时，人们又会产生一种反向需求，想要慢下来。所以播客甚至有一点心理疗愈的作用，你花一两个小时听一个没有那么“硬”，甚至可以说没有那么“有用”的内容，仅仅是因为自己感兴趣。它跟看新闻和学习都不完全一样。

它有点像“慢食运动”，不要永远吃快餐，不要追求越多越好，而是接受制作更慢、消费也更慢的东西。现在平台经济希望你不断转换、不断刷新、不断产生流量，大家可能会对此形成一种对抗，我觉得这也是人们选择播客的一个动机。

《中国新闻周刊》：说起深度，“听”似乎还是不如阅读更适合知识的系统吸收？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播客听的时候明白，听完很快就忘？

刘海龙：从认知过程来看，我们接收信息，一方面要识别信息，另一方面要进行深度加工。听觉的问题是，你要花更多脑力先去识别声音本身。比如中文有很多同音字，你要根据前后文判断到底是哪一个词，而且声音过去就过去了，前面的内容可能会忘。但看文字不一样，你可以跳着看，也可以回看。所以听觉会占用一部分认知资源。你听的时候好像明白了，但真正用于深度思考和记忆的脑力会少一些。

但是，人们听播客，本身也没有抱着要去听一门课的期待。人们在通勤、锻炼、睡觉前，为了把这个时间填满才听播客。本来就是一段“多余”的时间，如果不听播客，这个时间就浪费掉了。所以整个期待值会大大降低，中间走神了，也不妨碍继续听，最后留下一个点、两个点的印象，在那个时间里满足了需求就可以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知识付费的衰落并不奇怪。很多知识付费其实就是把书本知识直接搬到声音里，没有充分利用听觉媒介的优势。

发于2026.11.2总第125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刘海龙：播客是一种“剩余媒介”

记者：倪伟

（niwei@chinanews.com.cn）

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