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我把红围巾摔在饭桌上，碗里的汤晃出来半碗。“妈把它落在姑父摩托车上了。我看见他们在河对岸的仓库接吻。”
爸爸林建成握着筷子看我，说：“大人的事，你别看错了就胡说。”他伸手去拿围巾，我按住桌角，手心都是汗。
“我还看见妈拎着那个装户口簿的旅行包。”包是她下午从柜顶取下来的，出门前，她叫我别告诉爸爸。
爸爸把筷子放下，去厨房抓起案板上的菜刀。我追到院里，他还回身替我关好了纱门，说：“你待在家。”
我推开纱门跟出去。他走得太快，我只能看见他背心上的汗印，一直追到两村交界的石桥。桥那边传来一声铁器撞击，仓库的卷帘门猛地落下。
我喊爸爸，没人答应。跑上桥时，一只鞋被桥沿的石缝绊住，掉进了路边的草里。我光着一只脚往前走了几步，听见仓库里有人吼，吓得又退回来。
我不知道门里有几个人，更不知道爸爸进去没有。我捡不起那只鞋，转身跑回本村，拍开了桥头杂货铺的门。
店主老周披着衣服出来，听我说爸爸带刀去了仓库，先问：“你妈呢？”我说她也在那里，他立刻叫醒儿子，让他去喊村干部，自己拿了手电跟我过桥。
卷帘门锁着，侧面的窗户也黑着。老周绕到仓库背后，用手电照见一扇小门敞开，门槛上有被踩烂的泥。
他不许我进去，沿河喊了几遍人名。村干部赶来后，几个人举着手电分开找，我也跟着喊，喊到嗓子疼。河水从桥洞下流过去，没有一个人应声。
天快亮时，老周带我回了家。他说已经有人去报案，让我把昨晚看到的事好好告诉民警。我坐在门槛上，另一只脚的鞋还湿着。
姑姑林桂是天亮后来的。她揪住我的衣领，问：“你为什么非要告诉他？”她丈夫赵有福也没回来，姑姑的手抖得厉害，却一直没有松开我。
“我以为爸爸能把妈带回来。”我告诉她我去叫了老周，大家还找到了仓库后门。她盯着我的脚，问我是不是也跑进仓库看见了什么。
“没有。我到桥头就跑去找人了。”我说完，她把我放开，朝院外走去。那天我还以为她只是急着找丈夫。
在派出所，民警让我从头讲。我说了红围巾、旅行包、菜刀和卷帘门，也说老周什么时候跟我回到桥边。他们记下我的话，又找老周核对。
我问能不能把爸爸找回来。民警说沿河的人还在找，仓库也会再查，叫我想起别的事就来补充。登记簿上写的是三个人失踪，没有人告诉我爸爸杀了谁。
那天的搜索一直到了下游渡口。有人捞起一块木板，有人说在滩上见过脚印，后来都没找到三个人。爸爸出门前关纱门的声音，却在我脑子里响了整夜。
第二天，有人在桥边捡到了我的童鞋。鞋底沾着河泥，姑姑看了一眼，问我：“你昨晚到底在那儿站了多久？”
“我站了一会儿，就回来叫人了。老周知道。”我想把鞋接过去，她没给，提着鞋走在前面，把我领回旧屋。
院门口围着几个人。有人问姑姑，赵有福有没有跟爸爸打起来；还有人望着我，说孩子既然看见他拿刀，怎么不拦。
我当着他们的面说：“是我告诉他的，可刀不是我递的。”声音大得把檐下的麻雀都惊飞了，谁也没接我的话。
老周替我说，我当晚确实拍开了他的店门。那人便改口问，我是不是先在桥上看够了热闹，才想起来找大人。老周还要争，姑姑叫他别说了，先去帮着找人。
她把童鞋扔回门内，鞋尖撞上饭桌的腿。我弯腰捡起它，隔着敞开的院门，看见姑姑跟那些人一道往桥的方向走。
我把两只鞋并排放在门槛上，等他们回来问我仓库里还有什么声音。一直等到天黑，院门外有人经过，也没人再进来问。
十年后，林川在殡葬铺的柜台前核完一张丧事清单，把折好的工钱单递给丧户。对方看见他的名字，捏着笔停了下来。
“你是石桥那头林家的孩子？”男人把单子翻过来，像是怕签了字就会沾上什么，“我家坟就在你们村后山，你以后别碰我家祖坟。”
林川指着清单上已经完成的活：“今天的车、棚子和守灵都是我做的。工钱是先前谈好的，您签收，我就把余下的东西搬走。”
男人说，肯让他做这场丧事已经够给面子。旁边的家属嫌吵，催着结账，男人才把钱数出来，少放了一张。
林川没伸手，报出约定的数。家属从男人手里抽出那张钱压在单上，说：“活做完了，该多少就多少。”林川收钱、收单，推车离开院子。
到了街口，他才发现衣袋里多了一封信。信封是铺里师傅转交的，邮戳是邻市，落款写着魏兰。他在路边站住，拆开信。
魏兰说她曾与陈秀一起做工。前些日子，陈秀找上她，托她打听林川的电话，还说想见儿子。信末写了一个号码，叮嘱林川先听一段语音，再决定要不要回话。
林川把信看了两遍。十年里，村里人说过他妈跟姑父一起死了，也说过他们撇下林建成跑了。他从没收到过她的消息。
手机拨通后，魏兰先报了自己以前住在河街的门牌。林川小时候去过她家，记得她门前有棵石榴树。
魏兰说，她现在有陈秀的住址，但想先让他听听本人留下的话。
语音里先是一阵椅子拖动声，接着有人轻轻咳嗽。那个女人说：“小川，我是妈妈。你肯不肯来看看我？我们母子俩，总得有个说话的机会。”
林川把手机从耳边拿开，又放回去。那句“小川”的尾音，他认得。小时候他发烧，陈秀坐在床边叫他喝水，就是这样的声调。
他问魏兰：“她什么时候录的？”魏兰说是上周。她没替陈秀多说，只告诉他，人就在邻市，赵有福也在，陈秀是因为照料他的事找来的。
“她说过我爸在哪儿吗？”林川问。魏兰沉默一会儿，说陈秀提过一段河，叫南汊口，称当年他们从那里往下走，却没拿出能证明林建成去向的东西。
林川记下河段名称，又请魏兰把语音原文件和陈秀联系她的时间发过来。魏兰问他要不要住址，他说先收着，自己要查几件事。
他把车推回铺里。师傅看见信封上的字，没问是谁写的，只帮他把车上的白布收进柜子。林川十六岁到这里学活时，师傅也是这样，先给他一件能做的事。
那年他没钱再往住校的饭卡里充，放假回旧屋也没人开火。师傅让他在铺里搬花圈、洗车，发工钱时按天算，从不问他是不是那个把父亲喊去桥对面的孩子。
林桂名义上管着他，替他办过入学手续，却没让他在自己家住。她说一见他就会想起赵有福。林川放假独自回旧屋，冬天的水缸结了冰，也只能自己凿开。
他原先总把院门修好，想着三个人里无论谁回来，都能推门进去。十九岁那年，屋顶漏雨，他用攒下的工钱换了瓦；第二年，他才肯把铺里的被褥搬到宿舍。
魏兰发来的语音时间与信上相符，附有陈秀打给她的通话记录。林川存好文件，去了派出所。
民警调出当年的失踪登记。林川交出魏兰的联系方式、语音文件和南汊口的名称：“声音我认得，但河段是她转述的。我爸在哪儿，还得请你们查。”
民警听完语音，记下陈秀可能在世的消息，请他重讲当晚。林川讲到鞋落在桥头、老周陪他回仓库，又说：“当年的记录里就有老周的姓名。”
从派出所出来，林川给魏兰回了电话。他说警方可能会联系她核实语音来源，魏兰答应配合，又告诉他陈秀来时问过他是不是还住在老房子里。
“你怎么答的？”林川问。魏兰说：“我说我不知道。她要找你，就该自己讲清楚要说什么。”
傍晚，林川拿着失踪登记的受理信息去了县里的档案窗口。工作人员查到，南汊口往下属于另一个县，劝他把情况交给警方对接，别自己去河边找。
回铺里的路上，林川经过一排开着灯的住户。有人在喊孩子吃饭，他停下给手机充了会儿电，向民警发去魏兰刚补充的通话日期。
陈秀的语音还在手机里。他没有回复，先把它和那张写着南汊口的纸放进同一个文件夹。第二天起，他照常接活，手机响时却总会先看一眼号码。
一周后，民警通知林川，南汊口下游县的记录里有一具多年未确认身份的遗体。
发现时间是父亲失踪后的第二年，地点与原报案地分属两县，现有材料不足以直接认定是谁。
林川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和当年的失踪登记，到指定地点申请核查。他在表上写下林建成的姓名、失踪日期和身体特征，写到“随身物品”时停住了。
父亲那晚穿什么鞋，他记不清。他只记得爸爸拿刀前，白背心的肩上有一道洗不掉的灰印。他把能确定的写上，拿不准的空着，交给民警说明。
民警说需要补亲属关系材料，之后才能安排亲缘鉴定。
林川回到旧屋，打开柜顶的铁盒，里面有一张全家合照、几张缴费票据，还有他上学时办手续用过的户口页复印件。
合照是他十岁那年拍的。林建成站在后排，手扶着他的肩，笑得眼睛只剩一条缝。照片背面写着拍摄日期，字是陈秀的。
林川去照相馆请人把照片扫描，原件仍夹回纸套。他又找到父亲以前工作的修车铺，老板认出照片，说林建成左手食指有一道旧伤，是被铁皮划的。
老板翻出一张合影，照片里林建成正举着扳手，左手朝向镜头。林川把老板的联系方式交给民警，请他直接说自己记得的部分。
等材料的那些天，林川白天在铺里干活，晚上查下游县的地名。他把桥、南汊口和发现遗体的河滩标在纸上，才知道三处隔着多远，也看见中间还有几道闸。
他想起陈秀说过“从那里往下走”。她知道的是哪一段路，走的时候又有谁在身边？林川把问题写在纸背面，没拿猜测填进申请表。
林桂听说他在找林建成，第一次主动到了殡葬铺。她站在门口，问：“你是从谁嘴里听来的？”
“下游有条无名遗体记录，正在核查。”林川把受理回执给她看，“还没确认。”
林桂看着回执上的日期，低声说那年村里传过，下游捞上来一个人。有人说个头不像林建成，有人说刀客早躲远了，她也没去问过。
林川问她，为什么从没把传闻告诉他。林桂把回执还给他，说：“那时我只顾着找有福。后来每次看见你，都想让你替那晚赔点什么。”
她说完没有等林川回答，留下了赵有福旧摩托车的照片。车在事发后也不见了，照片拍的是前一年，车尾绑着一截蓝绳。她说也许能帮着辨认旧记录。
民警后来告诉林川，摩托车信息会另行核查，与无名遗体的身份鉴定分开处理。林川把那张照片送去，没再追问林桂当晚究竟信过哪些说法。
样本采集那天，林川在候诊区坐了很久。他曾想过，只要找到父亲，就能问他为什么不回来；轮到自己进去时，他却只希望那具遗体不要是爸爸。
采完样本，工作人员告诉他结果需要时间。林川回铺里把一场白事的用车安排好，隔天又替师傅去乡下收一副旧棺。
他忙起来能暂时不看手机，一闲下来就盯着屏幕。
第二周，民警让他辨认登记遗物的照片。照片里有一枚磨平花纹的钥匙扣、一段皮带和几片已经无法看出原样的布料。
钥匙扣像父亲用过的，他不敢说一定是。家里的大门锁早换过两次，那枚旧钥匙也找不到了。他在辨认笔录里写“相似”，没有写“确认”。
第三周，他去学校补了一份当年的监护材料。
档案里记着父亲失踪后由林桂代签的日期，林川看见自己十二岁的笔迹，忽然想起那年开学，他总把另一只童鞋藏在书包里。
学校老师问材料够不够，他说够了。走出校门，他给林桂发消息，告诉她警方还在等结果。林桂回了一个“知道了”，第二天送来父亲旧修车证的复印件。
到了第四周，办案民警通知他面谈。林川把铺里的事交给师傅，坐车过去，手里一直捏着那张全家合照。
民警说亲缘鉴定结果与其他身份资料吻合，能够确认：下游县登记的无名遗体是林建成。他把正式材料推到林川面前，留时间让他看。
林川先看姓名，又看发现日期。父亲是在失踪后的第二年才被人发现的。十年里，他一次次经过旧屋门口，心里给一个不会回来的人留着开门的地方。
“我能领他回家吗？”他问。民警说可以按程序办理认领，相关手续会有人协助；遗体发现时的记录正在调取，死亡原因也要继续查。
林川点头，把材料放进文件袋。他原本准备问当年找人的人有没有漏掉哪一段河，话到嘴边，问出的却是：“有没有人看见他落水？”
民警说，目前还不能给他答案。下游县保存着发现遗体时的记录，他们会核对位置、当时所见和相关证人，再查当年仓库附近的人。
“陈秀知道南汊口。”林川把魏兰转来的原话又说了一遍，“她这些年活着，也知道我在找爸爸。请你们问她，那晚她看见了什么。”
民警记下他的问题，说会依法核实陈秀和赵有福的情况，也提醒他暂时不要拿猜测去找人对质。林川说好，收起文件袋起身。
他走到门口又折回来，问能不能复印一份确认身份的材料带走。
办妥后，他把复印件放在合照后面，给师傅打电话，说父亲找到了，铺里那场丧事他明天照常去。
电话那端安静了一瞬。师傅说：“回来先吃饭。”林川应了，走下台阶时，秋风把文件袋的封口吹开，他停下来仔细扣好。
当晚他把旧屋的灯打开，坐在饭桌前看那张照片。十年前摔下去的汤渍早擦干净了，桌腿上还留着童鞋撞出的浅痕。
他给民警发去老周现在的电话。老周当晚跟他一起到过仓库后门，也记得河边找人的方向。发完消息，林川没有再拨陈秀的号码。
桌上摆着父亲的确认材料和母亲留下的语音。林川知道下一步该去领回谁，也知道自己还要问那个活着的人：爸爸沉下去的时候，你在哪里？
第二天早上，林川把父亲的身份确认材料装进文件袋，给魏兰打电话，请她把陈秀的住址再发一遍。他向师傅请了半天假，坐车去了邻市。
地址落在一条修车街的尽头。门口停着两辆拆了轮子的摩托车，卷起一半的帘子后面，有人正在擦地。林川站住脚，认出那人是陈秀。
她比语音里的声音老得多，头发在脑后随便挽着。看见林川，她先盯着他的脸，手里的抹布掉进了水桶。
“小川？”她走近一步，又停下，“你真来了。路上累不累？我给你盛饭，锅里还热着。”
里屋传来男人含混的声音：“秀，饭。”陈秀回头应了一声，快步走过去，把半开的门关严，才回来拉林川的袖子。
林川避开她的手。门关上前，他看见床边摆着拐杖，床头是一排药盒，墙上挂着男人的外套。屋里有两只碗，洗净了倒扣在灶台旁。
陈秀说：“你姑父病了，话说不清，听见生人容易急。咱们先在外头说。”她把一张凳子搬到炉边，拿布擦了两遍。
林川没坐，把文件袋放在干净的台面上。“我爸找到了。下游县那具无名遗体，已经确认是林建成。”
陈秀的手停在凳背上。里屋又叫了一声，她没有应，只问：“你去认过了？”
“手续正在办。这是身份确认材料。”林川打开文件袋，让她看见姓名和日期，“我来问你，他最后是在哪儿跟你们分开的？”
陈秀看了材料，指尖碰到纸边又缩回去。她说当年有人追赵有福的债，他们三个人先后离开仓库，走到南汊口附近乱了方向。
“你们三个人一起走？”林川问。
“那时太乱了，我记不牢。”她把材料推回去，“你先吃口饭，坐下来慢慢说。十年了，你长这么高，我都没好好看你。”
林川把纸收好：“你记得南汊口，怎么没记得告诉人我爸可能落在下游？他在哪儿从你眼前消失的？”
陈秀转身揭开锅盖。锅里是给两个人煮的粥，旁边的小碗已经摆好。她拿起第三只碗，翻了翻柜子才找到，又用热水冲了一遍。
“先吃饭。”她说，“你小时候饿了就容易发脾气。”
林川看着她端碗的手。十二岁以后，他饿过很多次，陈秀都不在。他把那只碗推回灶边：“我问的是我爸最后在哪儿，不是这顿饭。”
里屋传来床架碰撞的响声。陈秀放下勺子，隔着门说：“等会儿。”那边安静了，她才压低声音，问林川如今做什么，一个人住还是跟师傅住。
林川说自己在殡葬铺做事。陈秀皱起眉：“这活能做一辈子吗？你要是肯留下，店里的事也能帮把手。你姑父现在离不开人，我一个人实在顾不过来。”
“所以你去找魏姨打听我。”林川问，“你录那段话的时候，已经打算让我来照顾他了？”
“我确实想见你，也确实需要人帮忙。”陈秀把碗移到林川面前，“住的地方可以腾出来，铺里还有活可做。”
“你给他喂饭，我替他看店。”林川指了指关着的门，“那我爸呢？你要我把他安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