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印象中的日本,素来被贴上守规矩、讲法治的标签,警务体系看上去严谨完备。可 2015 年成田机场发生的一幕,狠狠戳破了这个表象。当年 6 月 8 日,办案警员手握法院正式签发的逮捕令,等候嫌疑人山口敬之入境,可目标明明从眼前经过,警员却接到上级指令,不得实施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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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后来震动全日本的性侵风波,就此拉开帷幕。山口敬之是 TBS 资深媒体人,还执笔过安倍晋三的个人传记。一纸合法逮捕令被中途按下,也让这桩案件,被称作日本近代最耐人寻味的性丑闻。
求职饭局酿成悲剧,受害者被迫化身 “侦探”
事件回溯到 2015 年 3 月,25 岁的伊藤诗织当时在汤森路透日本分社实习,一心向往去往美国从事新闻行业。早年在纽约,她曾经结识山口敬之,知晓对方掌管过 TBS 华盛顿分局,手里掌握实习岗位资源,便主动发送邮件打探工作机会。
山口敬之回复可以当面详谈岗位与签证事宜。4 月 3 日,两人相约东京惠比寿,先吃烤鸡小酌,之后转场寿司店。几杯清酒下肚,伊藤诗织迅速眩晕,意识逐渐涣散,残存记忆停留在自己倚靠在卫生间马桶水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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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的证词还原了后续经过:在车上伊藤诗织多次提出要就近下车,山口敬之却以还要继续聊工作为由,吩咐司机直接开往酒店。抵达酒店的时候,伊藤诗织已经完全失去意识。
时隔四年,东京地方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中明确认定事实:山口敬之在对方丧失反抗能力、没有取得同意的前提下,和伊藤诗织发生性关系。但山口敬之始终坚称双方属于自愿,法庭核对往来邮件,发现其说辞前后矛盾,并未采信这套辩解。
但这是多年之后的结论。案发之初,维权之路就布满荆棘。前往警局报案,伊藤诗织需要一遍一遍复述受害细节,警方还要求她利用等身人偶现场重演案发过程,并且拍摄照片留存记录。这段经历,被她形容为精神层面的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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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证据,几乎全靠受害者自己四处奔走搜集。她主动向酒店申请调取监控录像,画面清晰记录下山口半拖半扶,将失去行动能力的她带入酒店的全过程。拿到这份录像之后,警方的侦查工作才真正推进起来。
4 月 30 日,距离事发已经过去 27 天,高轮警署正式以准强奸嫌疑受理报案立案。受伤的受害者,反倒要承担起搜集证据的侦查工作,这是她维权路上第一道委屈。好在证据链足够扎实,到 6 月初,法院正式核发逮捕令。
逮捕令已然生效,嫌疑人却黯然从机场离开
成田机场那次落空的抓捕,成为整件案子最大的疑点。两年之后,《周刊新潮》采访时任警视厅刑事部长中村格,他亲口承认,是自己拍板叫停逮捕行动,并且声称作为现场指挥,做出该决定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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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出具合法手续,却被高层人为拦截,可官方始终没有对外解释背后的动机。中村格否认决策和山口敬之的身份存在关联,但两件事很难不让人联想:叫停逮捕的三个月前,中村格刚刚卸任官房长官菅义伟的秘书官;而被放过的山口敬之,正是安倍晋三传记的撰写者。
多年间日本舆论不断追问内情,没有任何法院证实有官邸直接干预办案,可同样也没有给出一份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
逮捕行动作废之后,一连串反常操作接踵而至。案件被从原有警署移交警视厅本部重新调查,原本负责办案的检察官遭到调离。新接手的侦查人员透过律师传话,规劝伊藤诗织接受和解、撤销控诉,遭到她明确拒绝。
2016 年 7 月,东京地方检察厅作出决定,以嫌疑不充分不予起诉。伊藤诗织不服结果,申请检察审查会重新复核,2017 年 9 月审查会维持不起诉的结论。刑事维权路径,彻底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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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个例,日本检察系统移送案件最终起诉率仅有三成左右,检察审查会超九成会维持不起诉的原有判断,复核所能参考的材料,也全部来源于检察官一方提交。直至最后,伊藤诗织也没有收到不起诉的具体理由。办案人员那句 “整件事发生在黑箱之中,真相无从考证”,被她记了下来,也成为后续著作《黑箱》的书名来源。
刑事途径全部关闭,所有制度渠道全部碰壁,万般无奈之下,她选择把自己的真实面貌公之于众。
民事赢得官司,现实却已无处立足
2017 年 5 月,东京司法记者俱乐部,伊藤诗织公开本人姓名与样貌,实名指控山口敬之的性侵行为。在战后日本,敢于以真面目站出来控诉性侵害,她是第一个。
她坦言自己并不愿意抛头露面,但隐姓埋名申诉两年,始终得不到重视。公开身份带来的代价,很快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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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恶意攻击接踵而至,甚至有人拿她发布会衬衫没有扣紧最上方扣子做文章,以此质疑受害者品行。家人最开始也无法理解她的选择,经过很长时间才选择站在她这边。就连国会议员杉田水脉,也在 BBC 采访中公开发言,暗示伊藤诗织自身存在过错,还点赞了二十多条造谣诽谤她的网络推文。
伊藤诗织就此提起名誉诉讼。2024 年日本最高法院裁定,杉田水脉需要赔付 55 万日元,这也是日本国内第一例因网络点赞行为判定名誉毁损成立的判例。
刑事追责无望,她转战民事诉讼,这场官司整整拉锯七年零三个月。2019 年 12 月,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判令山口敬之赔偿 330 万日元。反过来山口敬之提起反诉,索要高达 1.3 亿日元名誉损失赔偿,接近赔偿金额的四十倍,被法庭直接驳回。
二审将赔偿金额微调至 332 万日元;同时法院认定,书中关于疑似被下药的描述缺少足够证据,判决伊藤诗织反过来赔付山口 55 万日元。2022 年 7 月 7 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双方上诉,民事胜诉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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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落幕之后,各方人物的境遇对比,充满讽刺。山口敬之没有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赔付赔偿金之后,依旧以政治评论家身份活跃于公众视野;当年叫停逮捕令的中村格,一路晋升至警察厅长官,后续因安倍遇刺事件安保失职引咎辞职,和本案毫无牵连,辞职当月就入职药企担任顾问。
反观伊藤诗织,持续遭受网络暴力与各类人身威胁,已经没办法继续在日本生活,只能远走伦敦定居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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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亲身经历拍摄成纪录片《黑箱日记》,拿到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却迟迟无法在日本公映。影片因为部分素材没有取得当事人授权引发争议,伊藤诗织公开致歉并且修改影片内容,一直拖到 2025 年 12 月 12 日,这部作品才终于在东京完成首映。采访中她坦言,相比奥斯卡提名,自己更希望本国观众看见这部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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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场漫长抗争,并非毫无意义。2023 年日本刑法修订,正式增设 “不同意性交罪”,定罪不再硬性要求必须存在暴力、胁迫要件。法条更新背后,凝聚许许多多受害者的奔走,伊藤诗织长达七年的诉讼抗争,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施暴者缴纳赔款继续正常生活,干预办案的官员仕途不受该案影响,勇敢站出来说出真相的人,却被迫背井离乡。就像伊藤诗织的感慨,如果当初侦查程序能够正常推进,她根本不会拍摄这部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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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 #MeToo 运动标志性案件,整件事的荒诞之处就在于:成田机场那一张逮捕令没能把嫌疑人送入刑事流程,名为黑箱的制度缝隙,最终困住的却是敢于发声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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