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衣哥”朱之文被举报！人民日报发声！

最近，“大衣哥”朱之文的十几场演出，一场一场取消。

朱之文说，取消的原因是被“黑粉”举报为“劣迹艺人”。这些年他每到外地演出，就有人向文旅部门或者主办方举报。他对着镜头喊话，希望举报的人站出来当面对质。没有人应。

朱之文这个名字，很多人是从一件军大衣记住的。2011年，他在山东卫视《我是大明星》舞台上唱《滚滚长江东逝水》，一张口，台下先是安静，然后掌声起来了。十五年过去，他还住在山东单县朱楼村，院子外面常年架着几十部手机。

“劣迹艺人”这四个字，不是网友投票投出来的。它有一定的主体，有处置程序。2014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知，要求对吸毒、嫖娼等违法违纪艺人作为主创的作品暂停播出。2021年9月，中宣部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对违法失德艺人的处置规则进一步明确。

认定要有依据，处置要有主体。

结论还没出，演出先没了。

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评论，把话说得很明白。

一句是，是不是“劣迹艺人”，要看权威调查结论，不能妄断。

另一句更重，举报是公器，不能被当成伤人的“暗器”。

两句摆在一起，逻辑就清楚了。前一句管定性，不能拿举报当结论。后一句管用法，不能拿举报当武器。

这里得说清楚一件事，举报者和被举报者，成本本来就不对等。这不是漏洞，是制度故意这么设计的。

举报的目的是发现隐蔽的不当和不法。隐蔽意味着知情的人少，知情的人少意味着开口的人要担风险。所以门槛要低，保护要强，防止打击报复。纪检监察的信访举报、12345热线、平台的投诉入口，用的都是同一套逻辑。

民事上讲谁主张谁举证，行政程序里则是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举报制度又把这个方向调了个头。举报人只要提供线索，剩下的核实由公权力机关来做。

这个例外是必要的。很多线索，个人拿不到证据。

问题出在另一头。这套设计默认了一个前提，举报的人是善意的。

善意的前提一旦不成立，不对等就变成了杠杆。

被举报的人要自证。自证这件事，成本极高，而且方向是反的。证明“有”很容易，一张照片、一段录音就够了。证明“没有”，要把所有可能的地方翻一遍，还得证明翻得干净。

一个人被举报偷了东西，他可以说我没偷。一个人被举报作风有问题，他证明什么，证明自己每一天都在干什么？

大衣哥遇到的是后一种。

主办方不会等结论。演出有档期，场馆要租，票要卖，宣传要铺。一场演出挂着“待定”两个字，成本每天都在烧。对主办方来说，最理性的选择是先取消。

一场县级商演，报价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十几场，就是几十万到几百万的量级。这笔损失没有单据，找不到违约方，也没人赔。举报的人是匿名的。

这还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是“劣迹艺人”四个字挂上去以后，谁都说不清什么时候能摘下来。行业协会里有名单，平台上有审核，品牌方有风控。一处挂上，处处受限。演出取消只是第一环，后面还有作品下架、代言解约。

这些动作，没有一个需要等调查结论。

如果只是个人恩怨，事情还算简单。麻烦在于，这已经成了一门生意。

一个是某“行业协会”的会长，组织人员对别家企业的合格产品反复举报，目的不是查处，是拖工期。工程有节点，拖一个月，资金链就紧一分。

另一个更直接。短视频平台上，25元举报一个账号500次，1200元让一个账号消失。举报键被做成了商品，按次计价，量大从优。

25元500次，一次举报五分钱。平台的风控不是无限的，短时间高频举报，系统要么判异常，要么先冻结再说。冻结这一步，对举报者零成本，对被举报者是全部。

这就是“被举报、自证、再被举报”那个循环的可怕之处。它不需要打赢，只需要拖住。

那反制恶意举报，有没有风险？

有，而且不小。举报制度最怕的不是恶意举报太多，是正当举报变少。如果每一条举报都要先过一遍动机审查，真正掌握线索的人会退缩。很多问题被掩盖，不是因为没人知道，是因为知道的人不敢说。

所以反制的手，不能伸到举报的门槛上。门槛还得低，保护还得强。

要动的是另一处，是滥用者的成本。

人民日报的评论给了三个方向。

技术上的，一些平台已经在做。短时高频、文案雷同、反复撤诉，三个特征叠加，系统就预警。是预警，不是直接封。

机制上的，“听证式”投诉。举报方和被举报方坐在一张桌子上，各自说各自的。举报不实的，要承担澄清责任。这一条最要紧，它把“隐于幕后”这个前提拆掉了。你举报，你就要露脸。

成本上的，把以不正当牟利为目的的恶意投诉、虚假举报，纳入信用监管。个人泄愤，教育为主。做成生意的，得有代价。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

大衣哥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被质疑，是常态。这一点得承认，不能一有举报就喊冤。公众人物吃了知名度的红利，就要承担被审视的代价。

但“被审视”和“被处置”是两件事。审视是舆论的事，处置是程序的事。舆论可以怀疑，程序不能跳步。

现在的情况是，程序还没走，处置已经发生了。演出取消、合作终止，这些都是处置，而且是没有主体的处置。找不到人负责，也找不到地方申诉。

评论最后一段写，举报用得好，能净化某一领域的生态，滥用则会伤人害己。隐蔽的问题被揭露出来是好事，但如果有人因举报被误伤，甚至是蓄意伤害，也该有渠道为他们伸张正义。

这段话没有站在任何一边。举报人和被举报人，两头都护住了。这才是公器该有的样子。一把刀，在厨房里切菜是工具，在巷子里捅人是凶器。区别不在刀，在有没有人管。

回到朱楼村那个院子。

门外还是那些人，手机举着，直播开着。朱之文在院里，该干活干活。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自己就是个农民，唱歌是爱好，不唱了还能种地。

这话听着豁达。其实不是个好消息。

一个唱了十五年的人，被十几条匿名举报逼到说“不唱了还能种地”，这个结果不该由他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