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先说一个在泰安市档案馆里躺着的东西。
一张黄草纸，不大，黑墨印的，边角已经发脆。上面印着一行字，搁今天看，口气硬邦邦的：“凭票银二钱方可登山” 。落款是“同治三年泰安府官印票”，底下盖着一方红印。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距今一百六十来年。这张纸是迄今所知唯一存世的泰山进山香税票，也可以说是泰山最早的“门票”实物。
但有意思的不在这张纸本身。有意思的是：这张票，是在哪儿验的？
你要是拿今天爬泰山的经验去套，多半会猜：肯定在山脚下，红门那个口子上，一排闸机，刷身份证进去。可古人不是这么干的。
清康熙六十年，有个叫孙嘉淦的京官，守孝期间死了妻子和儿子，心里堵得慌，约了个落榜的朋友从北京南下，一路走到泰安，想爬泰山散散心。他爬到半山腰，被人拦住了。拦他的人说了一句话，孙嘉淦记在《南游记》里：“不可，山顶有娘娘庙，领官票而后得入。” 他问票多少钱，答：“票银人二钱。”
你品一品这个位置。不是山脚，是半山腰。不是把你挡在离山几十里外的游客中心，是你已经爬上来了，腿已经开始酸了，快到顶了，这时候有人告诉你：前面是娘娘庙，得凭票进。
明清两代的香税征收点，设在岱庙遥参亭、红门宫，也在岱顶碧霞祠设查验点。红门有分理官“验票放行”，南天门也有分理官“验票放行”。也就是说，古代的“票”和“门”，是贴着山、贴着庙、贴着人真正要去的地方设的。你买票的地方，跟你进山的地方，中间隔着的距离，是你本来就打算走的那段路。
那今天呢？
今天很多景区的大门，不是修在半山腰，也不是修在山脚，是修在你和山之间凭空多出来的那几公里、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上。
你开着车，导航到“某某景区游客中心”，到了。停车场巨大，空空荡荡，你停好车，走进游客中心，买票。然后你问：景区大门在哪儿？工作人员往旁边一指：坐摆渡车。
你坐上摆渡车，车开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窗外的风景从停车场变成公路，从公路变成荒地，从荒地变成远山。你心里开始犯嘀咕：我到底是来爬山的，还是来坐车的？
这不是个别现象。人民日报的评论写得非常直白：在一些地方，“抵达景区大门后，穿过长长的商业街才能到达游客中心，购票、坐上摆渡车，开行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才能抵达游览区”。新京报的报道标题更狠：“摆渡车比门票贵，为什么景区大门越修越远了？” 光明网的评论开头是一句带刺的调侃：“旅行最远的距离，莫过于你到了景区大门，发现真正的景点离你还有几十公里。”
四川稻城亚丁，把将近四十公里的省道圈进了内部管理，游客想进去，先买摆渡车票。长白山，门票一百零五块，摆渡车一百二十五块，车比门贵。有景区门票九十块，摆渡车三十八块，车费干到了门票的四成多。更极端的例子，有游客被要求开车三十五公里回到镇上买票，再坐大巴进景区。
你看到这儿，脑子里一定会冒出一个问号，而且是那种越想越不对劲的问号：凭什么？
古代的票，是在你要去的地方门口验的。今天的大门，凭什么修在你根本不需要经过的地方？
悬念到这儿，该翻底牌了。
有人早就替景区把理由想好了。云南石林景区，游客中心到景区入口，两点六公里，走路得走一阵，不想走就花二十五块坐摆渡车。工作人员面对记者，给了一个听起来特别“官方”的解释：景区等级评定审核时要求必须要有间隔距离。
这句话的杀伤力在于，它把一个商业选择包装成了一个行政规定。你一听“评级要求”，就觉得这事儿不怪景区，规矩是上面定的，人家也是照章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