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都邑是文明与国家共同的物化标志

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

从距今约4500年的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到夏商时期气势恢宏的三星堆古城，再到商周之际延续辉煌的金沙遗址……在成都平原这片沃土上，一座座夯土筑就的早期城址与都邑遗存，不仅串联起古蜀文明生生不息的演进脉络，也见证着长江上游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进程中的璀璨光芒。这些古老的城址在中华文明版图中占据着怎样的坐标？我们又该如何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界定文明与国家的形成？

10月30日至31日，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在成都举行。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震中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围绕“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体系的构建”以及“文明与国家形成的物化标志”两大核心议题，分享了他的最新思考。

王震中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文康林拍摄

构建“六大精神标识”体系：

长江与黄河“两条母亲河”并驾齐驱

谈及如何构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体系”，王震中认为，既然是一个体系，就不能仅停留在某一点上，但也不能包罗万象，关键在于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核心符号。在他看来，衡量与选取精神标识主要有两大尺度：一是能够体现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创新、统一、包容、和平等突出特性；二是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经过近两年的思考与探索，王震中提出由“六大精神标识”构成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体系，具体包括：黄帝陵、甲骨文（汉字）、都城、黄河、长江以及北方草原文化带。

这次来到“天府之国”四川，面对巴蜀大地丰富的史前与夏商周遗存，王震中在受访时特别强调了“两条母亲河”的重要意义。“我们中华民族有两条母亲河，一条是黄河，一条是长江。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就交相辉映。”王震中指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常将中国文明简单称为“黄河文明”；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一系列长江流域史前考古发现问世，充分证明长江流域在文明起源阶段便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

王震中梳理道，到了夏商周时期，虽然王朝都城建立在黄河中游地区，但长江流域对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中心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与呼应作用，“比如四川的三星堆，以及湖南、湖北等整个长江流域灿烂的商周青铜文化，其出土青铜器的灿烂程度，一点也不比北方的黄河流域逊色。”自秦汉、魏晋南北朝北方人口南迁，到隋唐大运河贯通南北，再到明清时期南方经济超越北方，两条母亲河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始终相互支撑。

“此外，从北方的黄河到南方的长江，在地理空间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战略纵深’。”王震中强调，这一地理空间上的战略纵深，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得以保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强调，中华民族有两条母亲河，长江、黄河同等重要，这是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10月31日，王震中在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主论坛上作演讲。

提出“都邑说”：

都城是文明与国家共同的物化标志

无论是成都平原的宝墩古城、三星堆古城、金沙遗址，还是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黄河中游的陶寺遗址，都拥有规模宏大的城垣或宫殿区。在文明探源研究中，究竟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阶段？针对这一学术界争鸣百余年的核心命题，王震中在专访中深入阐释了他近年来提出的“都邑说”。

王震中表示，过去国内学界曾长期流行“文字、铜器、城市”的“文明三要素说”，但这一标准放在世界范围内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结合中国考古实际来看，如果过度强调金属冶炼，那么已步入文明社会的良渚古城并无铜器；如果苛求成系统的文字遗存，中国早期日常书写于竹片、木片上的“简牍”历经3000多年早已化灰难存，唯有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晚商甲骨文和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等特殊载体得以留存，“难道我们的文明社会就从晚商才开始算起吗？”

与此同时，王震中也对自己早年提出并广受认可的“国家说”（即国家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开始）进行了理论反思。他指出，如果把“国家”作为文明社会的标志，而国家自身又有理论上的标志，就会陷入两个层次“标志套标志”的解释困境，且理论概念最终需要在考古遗存中找到对应的物化形态。

为此，王震中于2025年发表相关研究，明确提出“都城（城市）是文明和国家共同的物化标志”。

“都城（都邑）既是多种文明现象的集合体，也是国家各项构成要素的物化集合体。”王震中解释道，在一座达到一定面积与人口规模的早期都邑遗址中：城墙的大规模修建，需要人力与物力资源的高度集中，直接反映了国家强制性的行政运营与管理权力；宫殿区既是最高统治者的居所，也是国家的官署中枢；天文历法遗迹展现了专职神职人员“观象授时”及国君颁布历法的国家权威；城内外的墓葬分化，从随葬成百件玉器、铜器的大墓，到一无所有的小墓乃至殉葬坑，则直观呈现出社会的阶级分化。

“这样一来，‘都邑’把文字、礼器、王权、阶级分化等要素全部涵盖其中。”王震中表示，以“都邑”作为文明与国家形成的共同物化标志，能够直接接受考古学的检验，“当我们把一处考古遗址发掘出来以后，完全可以拿这个标志作为一把尺子去衡量，它具有客观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