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48年10月8日，辽西，新民。
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的指挥所里，电话线一天断三次，参谋跑进跑出，催他回电。南京的电报已经堆了一摞，蒋介石的意思从头到尾没有变过：从新民往西，走直线，直奔锦州，把范汉杰从那座被围死的城里捞出来。
廖耀湘坐在那里，抬眼看了看催电的军官，只回了两个字：“且候。 ”
这一天，他麾下的新一军、新六军、新三军、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九军，拢共十几万人，是国民党在东北最后的本钱，美械，机械化，抗战里打过硬仗的番号。从新民到锦州，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不过七十公里。按一支正常机械化的兵团算，三天，最多四天，就该听到锦州城外的枪声。
但这支兵团从新民挪到彰武，就停住了。一停，就是好几天。锦州那边火烧眉毛，廖耀湘在彰武“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痛苦难言”。
十几万精锐，走得比老太太串门还慢。南京急得跳脚，前线却像一锅温吞水。
这中间到底卡着什么？
卡着的，不是路，不是河，不是共军。卡着的是廖耀湘心里那本账。 那本账算得很清楚，只是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敢在电报里把它原原本本写出来。
第一笔账：直线去锦州，是去“送死”
要弄明白廖耀湘为什么不懂，得先知道他心里“去锦州”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
东北野战军围锦州，围的不是一座城，是一个口袋。锦州是口袋底，塔山是口袋口，而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如果老老实实沿着北宁线直线往西走，就是把自己塞进口袋里，替范汉杰当垫背的。
廖耀湘自己后来在回忆和部将的记录里，态度从头到尾是清晰的。他的少将参谋长杨焜回忆得很直白：廖耀湘根本不愿意离开沈阳去冒解放军“围城打援”的危险，但他又不敢公开推却。他给蒋介石上过“条陈”，提出一堆困难：辽河、大凌河、新开河，重武器过不去，架桥费时，右翼侧背有威胁，部队没有聚齐。这些借口，每一条单独拎出来都有几分道理，但摞在一起，指向的只有一个意思：这条路，走不得。
他想走的是另一条路。按照杨焜的说法，廖耀湘和卫立煌的意见是一致的：让关内的傅作义出兵解锦州之围，沈阳的主力绕道辽中、营口，从侧翼迂回。这条路远，但避开了几条横断的大河，也避开了东野主力在正面等着的那张网。核心目的只有一个：保存实力。黄耀武的回忆说得更不客气：廖耀湘“就是想按照之前两次去南京时的思路往营口撤，这是唯一的出路，还不损失实力”。
蒋介石不干。
蒋介石的逻辑是政治逻辑：锦州必须救，东北的部队必须表现出“决战”的姿态，不能一枪不放就往回缩。在他看来，廖耀湘想绕道营口，就是“避战、保全实力”。
两个人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蒋介石说的是“必须去”，廖耀湘想的是“去了就是死”。当“服从命令”和“活下来”变成同一道选择题的两个互斥选项时，廖耀湘的选择是拖。他不公开抗命，他用“准备”来换时间。杨焜记得很清楚，所谓“部队集结需要时间”，只是廖耀湘的“家口”（借口），因为离他最远的部队，不过一天半的路程。
他拖的不是时间。他拖的是蒋介石的耐心，和锦州被攻破的速度。他赌的是：锦州在我赶到之前就丢了，那就不用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