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在澳洲住了四十年，回国就要150万在上海买房

我叫许志远，今年四十二岁，在上海一家做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做财务。妻子沈洁在小学教语文，女儿许一诺读初二。我们家住在中环边上的一套两居室里，房贷还剩十一年。

我爸叫许德海，七十四岁，退休前在国棉十七厂做机修工。我妈王秀兰，七十二岁，腿脚还算利索，每天早上六点去公园打太极。老两口住在杨浦的老工房里，五楼，没电梯，我劝了十年让他们搬，他们不肯。
我要说的是我二叔，许德明，我爸的亲弟弟。他一九八六年去的澳洲，那年我两岁，什么都不记得。关于他的一切，都是从我爸嘴里、从那些越洋电话里一点点拼出来的。
二叔走的那年二十八岁，在一家饭店掌勺。听我爸说，他把结婚时买的缝纫机都卖了，又跟同事借了钱，才凑够机票。到了悉尼先在中餐馆洗碗，后来去了墨尔本，在一家香港人开的外卖店里从帮厨做到大厨。
九十年代他寄过钱回来，一次两千美金，那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我爸拿着汇款单在弄堂里走了三圈，谁问都说是弟弟从澳洲寄来的。后来钱寄得少了，电话也少了。
再后来，二叔在墨尔本郊区买了房子，娶了个从广东过去的女人，我二婶林美凤。他们生了堂弟许志刚。志刚现在是澳洲的注册会计师，娶了个叫Lily的姑娘，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五岁。
我第一次见二叔是二〇一〇年，他回国探亲，穿一件米黄色夹克，说话夹着英文，给我女儿包了个红包，里面是一百澳元。那年一诺才刚会走路。
第二次是二〇一九年，二婶查出病，他一个人回来待了六天。我妈后来跟我说，那六天他天天在我爸家喝酒，喝完就哭。
第三次是二〇二三年，奶奶走的那年。他在灵前跪了很久，起来的时候腿都麻了，是我扶他起来的。那次他在上海待了九天，走的时候在机场跟我说了一句：等我把那边的事处理完，我就回来。
我当时只当是客气话。
今年三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在公司核一笔应付账款，接到一个陌生的号码。接起来，那边顿了两秒，说：“志远啊，我是二叔。”
声音很哑，背后有广播声，还有推车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他说他在墨尔本机场，房子卖了，东西都处理了，后天到浦东。
我握着电话愣了几秒，问：“您这是……回来住一阵？”
他说：“不走了。我这个岁数了，走不动了。”
三月七号下午三点，我开车去浦东机场T2接他。他推着两个大箱子出来，头发全白了，人比二〇二三年瘦了一圈，穿一件深蓝色冲锋衣，脚上是双旧旅游鞋。
我喊了一声二叔，他抬头看见我，笑得眼睛都挤起来了，走过来先在我胳膊上拍了两下，说：“长壮了，长壮了。”
上车之后，他从包里掏东西给我，一罐奶粉，两瓶绵羊油，三盒鱼油，还有两板巧克力。他说这些东西在澳洲便宜，国内卖得贵。我说现在网上什么都买得到，他哦了一声，把东西又往我怀里推了推。
路上他一直在看窗外。过了徐浦大桥，他忽然说：“这桥我走的时候还没有。”
我说：“九几年建的。”
他就没再说话，一直看到外环。
那天晚上在我爸妈家吃饭。我妈烧了红烧肉、油爆虾、腌笃鲜，还特意炸了一盘春卷。我爸把珍藏的一瓶五粮液拿出来了，说弟弟回来，喝一杯。
二叔吃得很快，一边吃一边说墨尔本的菜没有味道，猪肉有股腥气，青菜跟草一样。我妈听得高兴，一个劲给他夹菜。
酒喝到第二杯，二叔放下筷子，环视了一圈这间不到六十平的老房子，说话了。
“哥，嫂子，我这次回来，是想在上海买套房子。”
我爸说：“好啊，回来好。”
二叔伸出一只手，五个指头张开：“我算过了，我手上三十万澳元，换成人民币一百五十万。上海现在房价多少？我在静安买套三居室，剩下的钱装修，应该够了吧？”
桌子上一下静了。
我妈夹着春卷的筷子停在半空。我爸端着酒杯，没放下，也没喝。一诺抬头看了看我，又低头扒饭。
我听见我自己笑了一声，那种很难听的笑。
二叔还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像个等着被表扬的孩子：“不够？那两居室也行。我不挑，我一个人住。”
我给我爸把酒满上，说：“二叔，明天我陪您去中介问问，您自己看。”
那天晚上回到家，沈洁在阳台上收衣服。她问我：“你二叔真以为一百五十万能在静安买三居室？”
我说：“他心里的上海还是一九八六年的上海。那时候静安区的房子，一万块能买一间。”
沈洁把衣架放下来，说：“他一个人，也没个医保。”
我说：“我知道。”
第二天上午，我请了假，带二叔去了我家附近的一家中介。门店里坐着个小伙子，姓罗，二十六七岁，衬衫领子白得发亮，一听口音不是本地人。
小罗很热情，先倒了两杯水，问预算。二叔说一百五十万，全款，最好在市区。
小罗的笑容僵了零点五秒，然后恢复过来，说：“叔，一百五十万，全款，市区的话……我给您找找。”
他在电脑上敲了几下，转过屏幕。第一套在普陀曹杨新村，一九八二年的房子，三十八平，一室户，七楼，没电梯，一百七十二万。
二叔凑近看照片，看了很久，问：“这个……三十八平，是建筑面积？”
小罗说：“是建筑面积，套内三十出头。”
二叔说：“三十八平，还没我在墨尔本的车库大。”
小罗说：“叔，这是市区。”
第二套在宝山顾村，一九九四年的老工房，四十五平，两室，一百四十八万。照片上厨房的墙砖是绿的，阳台封了铝合金窗。
二叔问：“这里到外滩多远？”
小罗说：“地铁七号线，加换乘，一个小时。”
二叔算了算，说：“一个小时。我从墨尔本开到市中心也就四十分钟。”
第三套在嘉定，二〇一六年的次新房，六十二平，两室一厅，两百零五万。二叔看着照片上的小区绿化，明显心动了，问能不能看看。
小罗说：“叔，这套超预算了，五十五万。”
二叔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我那三十万澳元，在墨尔本够买半套房子，在这儿连一套小的都买不起？”
小罗很客气地说：“叔，上海这两年房价是稳的，但基数在那儿。”
从门店出来，二叔一句话没说，走了两百多米，忽然站住，问我：“志远，是不是我被骗了？我那房子卖了六十八万澳元，一半给了志刚，剩下三十万。我在澳洲干了四十年，就值这一百五十万？”
我说：“二叔，钱没被骗。是上海变了。”
他不说话了，站在路边看车流。三月的风还挺硬，他把冲锋衣的领子竖起来，那个动作让我想起我爸。
过了三天，小罗给二叔打电话，说有个“不限购”的项目，嘉定那边的商办公寓，四十五平，一百一十八万，精装修，拎包入住。
二叔兴冲冲拉着我去看。楼是新楼，大堂气派，样板间灯光打得暖洋洋的。销售小姑娘说这是“类住宅”，可以住，不限购，外地人外国人都能买。
二叔在样板间的沙发上坐了十分钟，说：“这个好，这个我能买。”
我没当场说什么。回家之后我查了一晚上，第二天把手机递给他看：商水商电，物业费一平七八块，四十年产权，不能落户，转手税费高，一层楼二十几户。
二叔把手机推回来，说：“那我住着不就行了，我又不转手。”
我说：“二叔，您七十二岁的时候住着没问题，八十二岁呢？这种楼里电梯坏了没人管，物业换过三茬，邻居今天开公司明天开直播。您一个人在那儿，我们过来一趟五十分钟。”
他坐在我家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很久没说话。
那天晚上他住在我家客房。半夜我起来喝水，看见客房的门缝里透着光。我敲了敲门，他说进来。
他坐在床边，脚边放着那只旧铁皮饼干盒。盒子里是一沓老照片，几张澳元旧钞，还有一本护照。
他拿起一张照片给我看，是个中年女人，烫着短发，站在一栋带院子的房子前面。是二婶。
“美凤是二〇一九年十一月走的。”他说，“走之前那半个月，她一直说要回家。我问她回哪个家，她说回上海。她这辈子就在上海待过三个月，就是跟我结婚那年。”
我坐在地板上，没说话。
“志刚让我把房子卖了，钱分他一半，剩下的我自己养老。他说爸你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干什么，要不你去养老院，或者搬到我们家附近。”二叔笑了一下，“他媳妇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可我坐在他们家客厅里，两个孩子跟我说英文，我一个字都插不上。”
他把照片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手掌在上面按了一下。
“我在那边四十年，开了十六年店。街对面的老头每天跟我打招呼，可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我每周三去一趟唐人街，就为了听人讲上海话。”
“志远，我不是回来买房的。我是回来找地方的。”
那天夜里我没睡着。我在阳台上站到三点，看着中环上的车灯一条线一条线地流过去。
事情到这儿还没完。我妈这边有意见。
她不是不讲理的人，但她心里有一本账。二〇一六年爷爷走的时候，二叔没回来。电话里说店里正忙，走不开，寄了五千澳元回来。爷爷的后事是我爸一个人张罗的，八十一岁的人，在殡仪馆跑了六趟。
我妈说：“你爸那年腿肿得穿不上鞋，回来还得自己煮面吃。你二叔在澳洲。”
我说：“妈，都过去了。”
她说：“我不是要他钱。他要是回来说一句‘哥，我这些年不孝’，我给他做饭做一辈子。他一进门就说要买房，静安，三居室。他把这儿当什么了？”
同一周，苏州的大伯许德山也打来电话。大伯七十六了，耳朵有点背，说话声音特别大，我在旁边都听得见。
大伯说：“德明回来了？他还有脸回来？老爷子走的时候他在哪儿？他要买房，让他买，买了也是给别人买。”
我爸拿着电话，嗯了几声，最后说了一句：“哥，他是我弟弟。”
就这一句。说完我爸把电话挂了，坐在小板凳上剥毛豆，剥了很久。
二叔不知道这些。他那几天每天早上去我爸家楼下的公园坐着，看人下棋。第三天他跟我说，有个老头跟他搭话，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上海人，老头说听口音不像。他说我出去太久了。
三月二十号，我陪二叔去了青浦的福寿园。爷爷奶奶葬在那儿，一排第三区。
二婶的骨灰是他从墨尔本带回来的，装在一个深灰色的小坛子里，放在行李箱最下面，用毛衣裹了三层。他在海关申报单上写的是“个人物品”，说当时手都在抖。
那天下午，墓园的工作人员陪我们看了一块双穴的位置，在爷爷奶奶那排往东二十米，三万八。二叔当场刷了卡，签字的时候手很稳。
他说：“美凤，到家了。”
我站在旁边，鼻子发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回来路上他忽然跟我说：“志远，我不买房了。”
我说：“二叔……”
他说：“我算了。一百五十万，我在你们家附近租个一室一厅，一个月五六千，一年七万。我存银行三年定期，利息也有三万多。我澳洲那边还有养老金，每个月换过来一万出头。够我吃，够我看病，够我每年清明给美凤买束花。”
“房子我买不起，但我可以住在这儿。这不一样。”
四月初，他在我家隔壁小区租了一套五十八平的一室一厅，朝南，六楼，有电梯，月租五千四。房东是个退休的中学老师，听说他是从澳洲回来的，还给他留了一台旧电视。
我帮他办了境外人员住宿登记，又陪他去社区问医保的事。工作人员说，办了居住证、符合条件的话，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一年交几百块。二叔把那张纸折好，放进饼干盒里。
他不会用手机支付。一诺教他，教了三个晚上，他自己在笔记本上画流程图，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天他第一次自己扫码买了一斤青菜，回来特别得意，说比墨尔本便宜一半。
五月的时候他找到了组织。公园里有一群退休的老头下象棋，他一开始只看，后来有人让位，他坐下就赢了两盘。现在他每天八点半到公园，十一点半回家做饭，下午睡一觉，四点再去。
他做的红烧肉比我妈做的咸，我妈说了他三次，他改了一点。
上个周末，我们一家在我爸家吃饭。二叔带了两个菜来，一个糖醋排骨，一个炒青菜。饭桌上他跟我爸说起一九七几年的事，说弄堂口那家老虎灶，说冬天两个人挤一张床。我爸听着听着就笑了，笑出眼泪来，用袖子一抹，说：“你记性倒好。”
我妈给他们俩一人盛了一碗汤。
二叔现在还用着那只铁皮饼干盒。盒子里除了老照片，多了一张居住证、一张医保卡，还有一张公园象棋队的合影，他站在最右边，笑得露出牙。
前天他跟我说，志刚打电话来，问他在上海习惯不习惯。他说习惯。志刚说爸要不你还是回来吧。他说不回了，我在这儿有棋盘。
我问他，一百五十万没买成房，后悔吗。
他想了想，说：“我四十年前离开上海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去挣一个家。挣了四十年，才知道家不是买来的。”
“是走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