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运大王”彭湃：两任妻子都是革命烈士，儿子是中国核潜艇之父

1922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广东海丰龙舌埔的戏台上锣鼓喧天，台下却坐着一群将信将疑的农民。

这时一个身穿粗布衣裳的年轻人走上台来，怀里抱着一大捆纸契。他一张一张地念，念的是田地的位置、亩数，还有每一块田背后那个佃户的名字。念完一张，就扔进火里一张。

图|彭湃

火苗蹿起来的时候，台下有人喊了一声“彭菩萨”，更多的人只是愣愣地看着，他们种了一辈子的别人的地，这时候都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

烧契的年轻人叫彭湃，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来不过一年，回到家刚不久，他亲手把这些田产从自己名下抹掉了。

同一年，彭湃成立赤山约农会，会员从六个人起步，三个月后发展到五百余人，再后来是整个海陆丰，是广东，是一句“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名号。

焚契掷田，书生自断千石租

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白鑫的出卖，彭湃与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一起被帝国主义租界工部局巡捕逮捕，两天后就被引渡给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同月30日就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彭湃牺牲时，距离他烧掉自家田契也不过才过了七年而已。

因为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彭湃从小的就接触了很好的教育，尽管父母去世的极早，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学业。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社会困苦不堪，接受了新思想教育的彭湃很快成了一名进步青年，他参与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游行。

图|彭湃在日本留学时的照片

1917年，彭湃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课余钻进“建设者同盟”的讨论会，啃的是农民问题，琢磨的是俄国革命的经验。

也是在日本求学期间，彭湃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1921年回国后，彭湃在广州参加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参照在日本留学时期所见所闻，在海丰开办了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

不久后，彭湃出任海丰县教育局长，试图从课堂入手撬动社会，结果因为组织师生上街纪念五一劳动节，被军阀陈炯明撤了职。

官帽丢了的彭湃反而彻底松了绑。他脱掉学生装，换上粗布衣，走到农民常经过的十字路口，把“剥削”“剩余价值”这些词翻译成海丰土话，搬一台留声机放在大榕树下，放潮剧、放音乐，人围上来了，他就开口讲。

一开始农民起初躲他，以为他是收税的，后来肯听他说完一席话，再后来有人半夜摸到他的住处悄悄问：

“你说的那个农会，能不能算我一个”。

1922年7月29日，彭湃和张妈安等六个人在得趣书室成立了广东最早的农会组织赤山约农会。

虽然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你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凭什么带我们反对地主？”，可这个问题彭湃自己回答了。

一开始他把自己家里的田契全都拿出来，挨家挨户的分给佃户，当时没有人敢接，当时彭湃就意识到：

“一纸田契可以从地主手里交出来，却交不进农民心里。”

于是他换了一个方式，把田契带到戏台下，当众宣读，当众烧毁。火焰吞掉的不只是几百石租谷的凭据，更是他和那个阶级之间最后一条可以回头的路。

消息传开，赤山约农会成立时会员已经过了五百，1923年元旦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会员两万户，约十万人，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

彭湃做的事情很快就不再局限于一县一省。

1924年4月，彭湃到广州后，转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于是他出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

不久后在彭湃倡议下，党组织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出任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

从1924年到1926年9月，这个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办了六届，其中前五届都是主持人都是彭湃，第六届则是毛主席担任所长。

这个广州农民运动间讲习所后来培养了许多农运骨干。

1926年1月，彭湃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开始只是在杂志上连载，后来出了单行本，这本小册子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农民运动的著作。

这本书后来被毛泽东列入《农民运动丛刊》，成为各地农运干部的必读书。

大革命失败以后，彭湃参与领导南昌起义，随后回到海陆丰，在红宫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成立。

不久之后，彭湃又担任了中共东江特委书记，领导南昌起义由南昌起义第二十四师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和由广州起义教导团等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

不过，因为缺乏经验加之国民党当局重兵围剿，海丰很快就沦陷，彭湃率部九死一生突围出来，辗转到了大南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同年六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彭湃虽然未出席，却以第四得票率当选中央委员，并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028年冬，彭湃调中央工作，历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江苏省委常务委员、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书记，期间还提出了一系列反对盲动主义的方针。

彭湃四人被捕以后，周恩来立刻主持了“中央特科”开会，并下达了两项紧急命令：

一、千方百计营救彭湃、杨殷等同志；
二、一定要找到白鑫的行踪，尽快制裁，以绝后患。

当时中央特科制定了武装劫囚车的计划，却因为运送枪支的人来迟一步，枪身上的黄油尚未完全擦出，导致劫囚计划失败。

图|1926年，黄学增(左二)与阮啸仙(左一)、彭湃(左三)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

几天后，彭湃等四人在上海国民党军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惨遭杀害，壮烈牺牲。

好在叛徒白鑫后来被红队的同志铲除，对烈士在天之灵，也算是一个安慰。

刑场血书，满门妇孺皆烈骨

很多人都不知道，彭湃的两任夫人都是烈士。

彭湃的原配妻子蔡素屏出身海丰鹿境乡富商之家，1912年嫁入彭家时，还是一个识字不多的旧式女子。

后来彭湃教她读书，给她讲妇女解放的道理，去日本留学期间两人书信往返，每一封信都是彭湃批改后再寄回海丰。

后来彭湃要把家里的地都分给佃户，也是得到蔡素屏的支持。后来彭湃在老家办农会，领导农民运动，蔡素屏也积极参与其中，并领导了当地的妇女工作。

1926年蔡素屏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任海丰县一区妇女解放协会主任。

大革命失败以后，海丰地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然而因为敌众我寡的关系，迅速遭到了失败。

1928年2月，蔡素屏生下了他和彭湃的第三个儿子，恰逢国民党军大举入侵海陆丰，蔡素屏不顾刚分娩的虚弱身体，毅然投入战斗。

不幸的是，同年9月因叛徒告密，蔡素屏在公平平岗乡被反动民团围捕，押进海丰县城监狱。

严刑拷打持续了两天，蔡素屏没有交出一个名字。

9月21日，蔡素屏被押往老车头刑场，枪声响过，三十一岁。

图|蔡素屏烈士雕像

彭湃当时已经在上海，甚至来不及收到妻子死难的完整消息，第二年八月，他自己也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枪杀，三十三岁。

彭湃的第二任妻子许玉磬比彭湃小十二岁，出生揭阳贫苦农家，幼年被卖作养女。

好在许玉磬的养父许英豪十分开明，不仅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反而还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抚养教育女儿，得益于此，许玉磬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为她走上革命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彭湃领导了潮汕地区的工农支援省港大罢工运动，当时在汕头碣石女子学校读书的许玉磬也积极参与其中，组织上看她行动积极果敢，于是任命她为队长。

不久之后，许玉磬加入了共青团（1926年），并于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

1926年夏秋，许玉磬调往汕头地委工作，期间得到了时任汕头地委常务委员彭湃的帮助，随着渐渐相处，两人产生了感情，同年年底，许玉磬便与彭湃结婚。

大革命失败以后，许玉磬被分配到香港，之后彭湃在海陆丰地区展开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许玉磬又被调回海陆丰帮助工作

后来因为盲动主义，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海陆丰，许玉磬陪同彭湃在大南山地区继续领导游击战争。

惠来攻城战中，许玉磬剪短头发、腰别驳壳枪，和彭湃并肩冲锋。至1928年11月，彭湃被调往上海，许玉磬仍随同前往。

彭湃在上海被捕后，从狱中递出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她的：

“冰妹：从此永别，望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

图|彭湃与夫人许玉磬合影

许玉磬收到这封信时，彭湃已经牺牲，痛不欲生的她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而是向党组织申请返回大南山继续领导游击战争。

1930年夏，许玉磬把一双儿女寄养在战友家中，只身回到广东任东江特委委员，继续在潮汕一带组织妇女工作。

1931年农历春节前夕，许玉磬带领的东江革命小分队分散住在普宁大坝杜香寮村的农户家中，被国民党军优势兵力包围，经过一番激烈作战后，许玉磬寡不敌众被俘（也有说是被叛徒出卖）。

敌人一开始并不知道许玉磬的身份，但从她言行举止确认她是一个大人物，于是对她动用酷刑，意图迫使她招认，但许玉磬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没有办法，将其押赴汕头枪决。

许玉磬牺牲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生为红军人，为革命而死，光明正大，绝不贪生受辱。”

百家哺孤，深潜一生铸重器

彭湃烈士一家可谓是满门忠烈，除了他本人以及两位夫人是烈士外，

彭湃的三哥彭汉垣1928年在澳门被国民党特务跟踪逮捕，与二哥彭达伍一同引渡到广州杀害。七弟彭述跟着彭湃搞农运，1933年在大南山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中阵亡。侄子彭陆以广州一家书店作掩护做地下工作，1928年被杀害后尸身被抛入珠江，年仅十七岁。

当时彭湃的母亲周凤在儿子、媳妇、孙儿六人相继死难之后，仍然替地下党做联络工作，在香港和澳门两次入狱，一直活到一百零二岁。

彭湃与妻子家人先后遇害牺牲，其子女也不得不在各地流离度日。

彭湃和蔡素屏的长子彭干仁幼年时经历白色恐怖，曾被捕入狱过，后来经地下党组织营救获救，被转入在上海的大同幼稚园，但因为身体孱弱，于1932年病逝于上海。

三子彭洪刚出生不久，母亲就被敌人抓捕牺牲，待年岁渐长，他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后，也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海丰县委干事、部长、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始终坚持在农村一线工作，1968年去世，1978年获正式平反。

彭湃与第二任妻子许玉磬育有一子一女，后来都被母亲送给战友抚养，遗憾的是，因为战争年代纷乱不断，这两个子女后来就都下落不明。

在彭湃所有子女中，最致命的莫过于次子彭士禄。

事实上，彭士禄也是在今天才赫赫有名，但他曾为了祖国，隐姓埋名了半个多世纪。

图|彭士禄

彭湃夫妇先后遇难后，彭士禄也过了一段东躲西藏的日子，八岁那年，叛徒出卖了他的住处，彭士禄和养母潘舜贞一同被国民党抓进潮安监狱，后来又押到汕头石炮台，再转广州感化院。

出狱之后，彭士禄无处可去，在潮安街头当过乞丐，靠绣花、打柴、放鹅换一口饭吃。十一岁再次被捕，祖母周凤费尽周折把他营救出来，带到澳门、香港，才算勉强读完了小学。

1940年，周恩来派人把彭士禄接到重庆，再送往延安。他后来在自述里写：

“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感染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延安圣地培育了我自力更生、艰苦拼搏、直率坦诚的品格。总之，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新中国成立后，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先学化工机械，后遵命改行攻读核动力。陈赓问他愿不愿意改行，他回答：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958年回国后，彭士禄扎进了核潜艇研制这座几乎从零起步的深山。没有资料，没有计算机，全室不到五十个人，每月办公费五块钱，数据靠手摇计算器和算盘没日没夜地打出来。

1962年核潜艇项目暂时下马，只留一个五十多人的核动力研究室，彭士禄作为副主任把队伍拢住，组织大家边学英语边啃外文资料，自己站上讲台讲反应堆物理和热工水力。

后来项目重启，他告别北京的妻儿，只身入川，在荒山沟里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

也因为多年忘我的工作，彭士禄的胃病十分严重，后来一次现场调试过程中，彭士禄当场晕了过去，被诊断为急性胃穿孔，因为病情紧急，医生来不及把他送到医院，就在工地现场紧急手术，把他的胃切掉了四分之三，这才保住了他的命。

1970年，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1985年，第一代核潜艇研究设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彭士禄是第一主要完成人。

八十年代，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出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又参与秦山二期筹建，把后半辈子交给了中国的核电事业。他总结自己的一生只说了一句：

“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一是建核电站。”

彭士禄后来也成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