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建安十九年，成都刚刚易主不久，益州士人张裕的一句话，便让胜利气氛陡然冷了下来。他说刘备得到益州后，九年左右会失去它。后来刘备病逝白帝城，时间恰在入蜀后的第九年。于是，张裕被说成算出了刘备死期。
但把传闻拆开看，事情并没有标题说得那么简单。张裕所说的是益州得失，并非明确预言刘备何日去世。两者后来碰巧重叠，才让这句话有了惊人的意味。
三国时代的预言，往往不是凭空冒出。星象、谶纬、地势判断和政治经验混在一起，后人再用已经发生的结局回头解释，神秘色彩便越来越浓。若要看清三位“神人”的故事，得先把传闻和史实分开。
张裕在益州颇有名气，熟悉谶纬之学。刘备入主益州后，他留下了关于九年之期的说法。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219年，刘备夺取汉中，自称汉中王；章武元年，221年，他在成都称帝。两年后，夷陵之战失利，刘备退至白帝城，并于章武三年、223年去世。
从214年取得益州到223年去世，确是九年上下。可这不等于张裕准确说出了刘备的死期。刘备失去的并不是益州，蜀汉政权也没有在那一年覆亡。把“失之”直接解释成刘备身死，是后人借结局作出的联想，不能当成原话的确证。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裕的结局。他曾劝刘备不要急于争夺汉中，也因言语触怒刘备。刘备最终没有留下他。古代君主身边，谈论天命从来不是一件轻松事；预言即便说中，也可能被视为不祥，甚至被看作对权威的冒犯。
诸葛亮的“结局”，则常与水镜先生司马徽联系在一起。刘备三顾茅庐之前，司马徽向他谈起荆州人才，诸葛亮、庞统由此进入刘备视野。后世流传的“孔明虽得其主，不得其时”，说的正是诸葛亮遇到了刘备，却没赶上足以成就大业的时势。
这句话未必能当作司马徽当面所说的可靠记录，却抓住了蜀汉最难解的处境。刘备有了根据地，曹魏已据中原，孙吴也经营江东多年。蜀汉山川险固，却地少人稀，北伐所需的钱粮、兵员都难以长期支撑。诸葛亮的才干再高，也无法凭一己之力抹平国力差距。
诸葛亮辅佐刘禅后，多次北伐。建兴十二年，即234年，他在五丈原病逝，享年五十四岁。把他的结局归结为“不得其时”，并非什么玄妙算法，而是对地理、国力和战略格局的判断。司马徽的故事之所以流传，也正因为这句话说中了蜀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第三位刘寔的预言，牵涉魏灭蜀之战。景元四年，263年，魏军分路进攻蜀汉。刘寔听说邓艾、钟会出兵后，据说说过“破蜀必矣，而皆不还”。这判断一半指向战局，一半指向两名将领的命运，后来果然都应验了。
邓艾从阴平险道进军，迫使蜀汉局势迅速崩溃；钟会主力则在汉中方向推进。蜀汉灭亡后，钟会与邓艾相继卷入魏国内部的权力冲突。264年，钟会起兵失败，被乱军杀死；邓艾则在押送途中遭杀害。两人都没能安然回到魏国。
刘寔为何能看出这样的结局？与其说他窥见天命，不如说当时的胜利本就埋着危险。邓艾功劳太大，钟会也握有重兵，两人又各有打算；司马昭对他们并不放心。灭蜀之后，功臣与掌权者之间的猜忌骤然加深，局面失控并不难料。
三人的故事，后来被压缩成“算得准”三个字。可张裕说的是益州兴亡，司马徽的话带有后世传说色彩，刘寔的判断则与魏军将领的处境密切相关。所谓预言，有时是观察所得，有时是史家回望时赋予的一层解释。把这层区别说清，三国人物的判断力，反而比神秘色彩更值得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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