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朱旦华逝世，江西省委公布五年前遗嘱，内容让人泪流满面！

2010年5月30日，江西南昌，朱旦华去世后的第二天，江西省政协办公厅档案柜里取出了一封保存多年的亲笔信。信封并不显眼，写信的人也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安排，却让在场的人久久沉默。这位走过近百年风雨的老人，早已替自己交代好了身后之事。

朱旦华于1911年12月出生在浙江慈溪，后来随父母迁居上海。家中子女众多，父亲经营布店，因洋货冲击生意失败，家庭很快背上了债务。她成绩出色，考入务本女子中学，毕业后又进入本校师范学习，留校任教，用工资帮助家里渡过难关。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局势骤然紧张，学校停办，她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此前，她已经接触进步思想，也读过从延安寄来的信件。面对父母的担忧，她仍然决定离开上海。

“我想去延安。”

这句话说出口时，父母已经泪眼模糊。她把好友寄来的延安来信转交给进步刊物，随后辗转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并于1937年秋进入延安。1938年3月，她从陕北公学毕业，被派往新疆工作，途中改名为朱旦华。

在迪化女子中学，她担任教导主任，后来又参与新疆省妇女协会的工作，负责宣传、组织和文教事务。她制定校训，撰写校歌，组织师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繁重，却很少推辞。那时的新疆环境复杂，能够把学校和妇女工作做起来，并不只是有热情就够了。

她也在新疆认识了毛泽民。毛泽民当时化名周彬，担任新疆财政厅代厅长。两人都肩负着特殊任务，接触逐渐增多后，于1940年5月在新疆省政府大礼堂举行了简朴婚礼。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短暂拥有了一段安稳的家庭生活。

1942年，盛世才转向国民党方面后，新疆政治空气急剧恶化。包括毛泽民在内的大批共产党人被捕，家属也受到牵连，朱旦华抱着孩子被关进监狱。毛泽民遭受审讯和折磨，始终没有屈服，后来被秘密杀害。

直到1945年2月，朱旦华才得知丈夫遇害的消息。她一度昏厥，醒来后仍要照料孩子，还要安抚狱中的其他家属。漫长囚禁中，她组织大家学习，商量如何坚持斗争。1946年6月10日，张治中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后，相关人员获释，朱旦华终于带着孩子回到延安。

新中国成立前后，她继续从事妇女工作。1949年全国妇联成立后，她担任干部科科长。经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等人撮合，她与方志纯结为夫妻，邓颖超担任证婚人。方志纯曾在新疆监狱中失去妻子，身边已有一儿一女，两人结合后共同承担起照料家庭的责任。

1959年夏，朱旦华曾陪同邓颖超到庐山整理材料，并在毛泽东安排下参与了与贺子珍见面的事务。那场饭菜很简单，毛泽东见她不习惯辣味，笑着说：“你这个上海人，也要学着吃一点辣椒。”饭后谈到贺子珍时，朱旦华没有急于表态。她明白，这不是普通的见面，双方多年的人生经历和身体状况，都需要谨慎对待。

这些经历，使她对聚散有了更深的体会。丈夫牺牲，亲人离散，牢狱岁月，以及后来重新建立家庭，都没有让她把个人得失看得过重。她与方志纯在江西工作多年，生活始终俭朴。两人的住房不大，家具多是旧式物件，墙上挂着方志敏《清贫》的手迹内容，饭桌旁也没有多余陈设。

方志纯晚年患病，病榻上度过了四年多。1993年7月31日，他在南昌去世，享年88岁。两位老人留下的积蓄只有4万元左右。有人劝他们改善住房，也有人提议为子女留下一套条件更好的房子，方志纯始终不愿接受。

他常说：“活下来的人，没有享受奢侈的权利。”

朱旦华认同这句话。进入新世纪后，江西有关方面为照顾老干部安排住房，她仍然拒绝购买。她认为，自己参加革命时就没有把个人财产当作目标，毛泽民和方志纯留下的精神，比一处房产更适合留给子女。

2005年10月15日，在纪念方志纯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前后，年过九旬的朱旦华给江西省政协并转省委写下一封信。她当时意识清楚，身体尚可，却已经开始安排身后之事。信中写道，自己不买新房，希望把名额留给更需要的老同志；现有住房继续居住，去世后交由组织处理。

她还写道，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后来经历新疆狱难和长期革命工作，虽然风雨不断，却从不后悔，只觉得为党和人民做得还不够。这封信不是写给子女的财产说明，而是一名老党员对组织作出的正式交代。

2010年5月29日，朱旦华在南昌病逝，享年99岁。她去世后，江西省委有关方面才将这封信交给家属阅看。纸上的字迹已经显得苍老，内容却十分明确：不买新房，不留房产，住处交公，个人物品按组织规定处理。

信读完后，家人和工作人员都没有立即说话。对于朱旦华而言，遗嘱并不是临终前的姿态，而是她从1937年离开上海那天起，便一直坚持的生活选择。她把一生交给了革命，也把身后仅有的住房，交还给了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