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戏剧振兴的第一块基石为何是这套《集萃》

10月17日，上海大歌剧院镜厅，伴随《上海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的发布和上海演艺集团的成立，《上海市级国有文艺院团经典保留作品集萃》（以下简称《集萃》）正式亮相。

由上海市委宣传部统筹，经过院团梳理、专家论证、出版社校勘，《集萃》覆盖全市全部18家市级国有文艺院团，共18册，收录1358部作品，是上海首次以“一团一册”体例对市级国有院团经典保留作品做系统性整理。

10月17日，《上海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正式发布，《上海市级国有文艺院团经典保留作品集萃》也同步推出。

从“存档”到“活用”

如此全面的院团经典保留剧目编纂工作，在上海舞台艺术史上，可追溯至上世纪五十年代。

1959年至1963年，上海传统剧目编辑委员会编印《传统剧目汇编》，全书共58集、约650万字，覆盖京剧、越剧、通俗话剧、锡剧、沪剧、扬剧、甬剧七个剧种，目标明确为“保存戏曲艺术遗产，为戏曲工作者提供整理、改编剧目的材料”。

《传统剧目汇编》将艺人藏本、梨园抄本中的大量舞台文本，连同部分仅存于老艺人记忆中的剧目，一并征集、整理成文，为后来的研究和改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底本。2017年，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上海基地揭牌，运用现代摄制技术为名家名段留存高质量影像资料，其重心在于声像档案的抢救与保存。从《传统剧目汇编》到“像音像”工程，两次行动都止步于“文献保存”层面，未能走向“生产活化”。

而这正是《集萃》要跨越的门槛：从“汇编资料”到“清点家底”，从“存档”到“活用”，从“文献整理”到“文艺治理”，这套书真正的意义，是为海派文艺建立一套“可识别、可传承、可复用、可迭代”的作品基因库。

在这个意义上，1358部作品不是存量清单，而是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加快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制度起点。

《集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从起步就指向“使用”。

它承接《上海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六大专项行动——创作强源、传承活化、演出提质、传播创新、人才引育、评论建设，本质上不是出版项目，而是一项文艺基础制度工程：

首先，统一编纂，把散落各院团的作品信息汇拢；其次，分类归档，把保留作品划归为“优秀传统经典”和“重点保留作品”两大类；最后，建立动态管理长效机制，确保其可动态更新、按需调用、并反哺创作。

《上海市级国有文艺院团经典保留作品集萃》

功能两分背后的传承逻辑

《集萃》最见功力的设计，不是按年代、按奖项、按热度排序，而是把1358部作品按“功能”进行分区。

“优秀传统经典”旨在守根脉、立范式、供复排，遴选的是历史地位突出、艺术范式成熟、具备传承价值的名家扛鼎之作；“重点保留作品”则以市场表现为尺度、以持续演出活力为指标、以运营效益为导向，汇聚久演不衰、兼具艺术品质与市场口碑的精品，为当代演出和新创作积蓄动能。

以上海昆剧团为例，最能看清这套“两分法”背后的传承逻辑。全本55出《牡丹亭》（2022年版）获舞台艺术最高奖项文华大奖·剧目奖，自2022年首演以来已演出近70场，是“优秀传统经典”里范式成熟的代表。但《集萃》同时把俞言版《牡丹亭》《墙头马上》《十五贯》《烂柯山》《玉簪记》《雷峰塔》等历经数代打磨的标志性大戏，以及《夜奔》《思凡》《出塞》《刀会》《下山》等按行当归类的折子戏一并梳理入册。

这个组合恰好构成一条完整的传承链：大戏立文脉，折子戏保技法，版本谱系存差异。全本《牡丹亭》回应的是“汤显祖原典如何当代呈现”这一命题；《墙头马上》、俞言版《牡丹亭》等历经数代打磨的经典，诠释的正是“昆曲美学如何代际传递”这一命题；而《夜奔》《思凡》这类折子戏，则是生、旦、净、末、丑各行当的“标本科目”。青年演员学戏，不是只靠看一台大戏，而是从一招一式、一支曲牌、一个行当范式入手。

昆剧全本《牡丹亭》剧照

与此同时，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小剧场《椅子》《伤逝》《夫的人》等归入“重点保留作品”，标记出昆曲对接时代审美的探索边界。

两分法由此不只是分类标签，而是一套传承方法论：哪些是必须守住的本源，哪些是可以试验的边界，哪些进入课堂、哪些进入市场、哪些进入当代剧场——各归其位，互不替代。

分类之后，这些作品可根据功能定位实现差异化活化利用：“优秀传统经典”纳入教学体系，进入课堂、学馆或排练厅，作为传承范本与基本功训练的依据；“重点保留作品”投入演出运营，进入年度演出季、巡演驻演或文旅消费场景，作为面向市场的持续供给。

《集萃》让“海派”有了具体所指

从1358部作品，可以看到，海派不是某一种风格，而是一种中西兼容、剧种会通、市民性与现代性并存的舞台生态。

从京、昆、沪、越、淮、评弹，到话剧、交响、芭蕾、歌剧、舞剧、民乐、杂技、木偶、滑稽戏等，上海国有院团的谱系之全，全国少有。纵观之下，这1358部作品至少构成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江南与传统的深度。昆曲全本《牡丹亭》、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沪剧《罗汉钱》《芦荡火种》、淮剧《三女抢板》《金龙与蜉蝣》、评弹《玉蜻蜓》《珍珠塔》等，这些剧目揭示了一个事实：海派文化有着深厚的江南乡土根系。

上海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沪剧和滑稽戏这两个本地起源的剧种之外，其舞台版图上最主要的剧种无一不是从周边江南地区流入的。这些来自江南各地的乡土艺术，进入上海之后，随着上海都市的发展完成了脱胎换骨的现代化转型。

越剧在进入上海之前，是源于浙江嵊县乡村的“的笃班”（小歌班），进入上海后，才发展出女班、流派、完整的剧场美学，被公认为全国第二大剧种。昆曲在苏州趋于衰落之际，1921年由苏州地方绅商发起创办的昆曲传习所（后由上海实业家穆藕初资助），培养了“传”字辈一代艺人；这批学员毕业后在上海商业舞台立足，使昆曲艺术传统得以延续。

淮剧自1906年前后随苏北移民进入上海，从街头卖艺的“香火戏”起步，逐步成长为上海五大剧种之一。评弹自19世纪中叶随苏州移民进入上海，先在茶楼书场落脚，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逐步成为评弹艺术的中心。这批入册的传统经典，保存的不是静止的遗产，而是一段完整的文化迁徙史和城市化记忆，见证着江南的声腔、叙事、伦理，如何在上海这座海纳百川的现代都市里被接纳、被改造、被重新激活。

第二层，是国家叙事与现代命题的回应。上海舞台处理“大题材”的路径，可从三个维度考察：

其一，红色叙事的舞台转化。京剧《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白毛女》、歌剧《江姐》《长征组歌》《义勇军进行曲》、杂技剧《战上海》，以及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沪剧《芦荡火种》、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从戏曲到话剧，从交响乐到舞剧，红色叙事几乎覆盖了上海全部艺术门类。

这些作品的共同取向，是将革命历史转化为可信的人物、可见的肢体、可感的声腔与音乐，其着力点在于艺术形式本身，而非概念的直接传达。京剧《智取威虎山》是现代京剧的巅峰之作，它在程式化表演中融入现实主义表达，回应了“传统戏曲如何表现现代生活”这一命题；芭蕾舞剧《白毛女》以芭蕾这一世界性舞蹈语言讲述中国革命故事，推进芭蕾民族化的探索，被学界视为中国芭蕾的奠基作品之一。

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照

这些作品的意义超越了题材本身，它们足以证明，海派舞台在处理重大叙事时，始终保持着形式创新的自觉，运用各艺术门类自身的成熟语汇，去回应“如何讲述”这一核心命题。这种对形式的自觉追求，构成海派文艺的鲜明特征之一。

其二，历史命题的现代重审。京剧《曹操与杨修》以三国人物呈现权力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张力，话剧《商鞅》以商鞅的变法实践，叩问制度革新与个体牺牲之间的代价，淮剧《金龙与蜉蝣》以皇权继承重写父子伦理。这些作品共同指向“人如何面对权力、制度与理想”这一持久命题。

其三，城市现实主义的延续。话剧《上海屋檐下》以同一屋檐下的五户人家映照大时代阴影下小人物的集体困顿，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以市井幽默记录弄堂生存，沪剧《雷雨》以都市家庭的伦理困局映照人性幽微......这些作品共同将宏大历史收束于日常烟火，延续了海派舞台“以小人物观照大时代”的现实主义传统。

可见，无论面对红色题材、历史命题还是市井日常，上海舞台的共性在于摆脱概念化表达，回归对人的具体观照。

第三层，是世界语言的转译。这一层触及海派文化最本质的能力：翻译与转译。上海是中国最早系统接受西方表演艺术的城市，交响乐、芭蕾、歌剧在这里落地的时间超过百年。但海派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转化。朱践耳的十部交响曲，从《第一交响曲》到《第九交响曲》《第十交响曲“江雪”》，贯穿了他将中国传统音乐思维注入交响曲式的毕生实验；上海芭蕾舞团的《茶花女》不是简单地移植，而是用中国芭蕾学派的审美重新编排了这部西方经典。

朱践耳谱写的曲子。高剑平 澎湃资料

这种转译能力的背后，是上海这座城市百年来形成的文化自信：敢于引进，也敢于改造；尊重原作，却不迷信原作。

上述三个层次，为我们理解海派文艺提供了一个观察框架：以江南传统为根系、以红色叙事为担当、以世界语言为视野，经由市场化驱动、跨界融合与制度迭代，上海持续生产并再生产舞台作品，由此形成了一种兼具开放性、包容性与创新性的文艺生态。

这套《集萃》的价值，让“海派”有了具体的所指——1358部经典保留作品，构成了这一概念可触可感的实物凭证。

资源要“活”，关键在“动”

整套工程明确了“统一编纂、分类归档、动态管理”的长效机制。其中，“动态”二字才是真正的考验。《集萃》出版18册后，唯有持续接入院团日常运作，才有可能成为舞台生态的基础设施。具体而言，须承担三项功能：

一是作为复排依据。《集萃》为哪部戏应当整体恢复，哪部适合片段传承，哪部应当进行当代重排，提供了判断标准，其确立的基本原则是：复排不是照搬，而是在不同版本、不同流派、不同艺术家的处理方式之间进行比较，从而把握作品的核心精神。

二是服务于人才传承。经典的物质形态可以存档，表演技艺却只能通过示范与模仿代际传递。上海芭蕾舞团《白毛女》历经数代艺术家接续，上海歌剧院《江姐》六代演员接力，上海昆剧团老中青同台，这些代际传递，离不开可参照的谱系、可复看的影像和可遵循的范式。青年演员学戏，不能仅凭“师傅当年如此”的经验传授，而应有标本科目、流派坐标及版本谱系可依。

三是充当创作母本。新戏不必从零开始。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谍战片的类型语言重构舞剧叙事，话剧《商鞅》以严密的悲剧结构组织冲突，京剧《曹操与杨修》以高度思辨的对话推进人物——这些均可成为后来者借鉴的舞台语法资源。《集萃》将这些散存的创作经验系统整理为可参照、可复用的谱系，使后来者不必从零开始。

在此之上，还须补充一项关键的机制设计：动态入册与出册。一次盘点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让“1358”成为一个能够持续增长的数字。新创剧目若累积足够场次、获得良好口碑、具备复排价值、并有青年演员承接，应当进入预备库；而长期未演出、缺乏传承路径的剧目，则考虑从中移出转入院团档案系统留存，它依然具有文献价值，只是不再作为《集萃》的复排首选。

与此同时，《集萃》应与各院团的年度演出计划深度衔接：哪部作品进入年度排期、哪部进驻剧场、哪部进入艺术节，均从册中提取，而非每次从零开始规划。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从“戏码头”到“演艺之都”

上海历来被称为“戏码头”。码头的优势在于流通迅捷、名家荟萃、观众踊跃，但流动性也带来局限：资源往来频繁，积累机制却相对薄弱。演出后，经验与资料往往难以沉淀；人事更迭，相关资产也容易散失，剧目资源因而长期处于分散状态。

此次《集萃》编纂的意义正在于此：将原本分散于各个院团的剧目资源，从“院团自有”转化为“城市共享”的公共知识资产。

上海演艺集团的使命，并非将18家院团简单合并，而是对全市国有演艺资源进行系统性重构与整体性重塑——重构体制机制、重振创作能力、重塑剧场集群、重建资源配置、重造产业生态。而要推进这一系列工作，首先需要明确“家底何在”。

1358部作品，正是这幅全局图景的第一块基石。

放眼全国，这套做法亦具有示范意义。国有院团改革长期以来面临两难困境：一端是过度倚重新创剧目，年年催生新作，看似成绩斐然，实则沉淀甚少；另一端是片面强调保护传承，将老剧目仅作保存而不演出、不转化。

上海此次提供的是一条中间路径——将老剧目资产化、结构化，使其成为可持续生产的文艺资源，达到戏有人演，谱有处查，派有传承，新戏有根的目的。

与此同时，也需保持清醒的边界意识。这1358部作品，准确而言是“上海国有院团舞台资产总目”，而非“海派舞台全集”。当前上海舞台最活跃的现场，一半在体制内的剧场，另一半则在亚洲大厦等演艺新空间中——民营剧团、独立戏剧、小剧场、沉浸式演出、脱口秀、环境式音乐剧等，构成了海派文艺的另一重面貌。这些力量暂时未被纳入这套册子。

这未必是缺陷，而更应被视为下一版扩容的接口。若要完整呈现“海派家底”，未来有必要增设补编机制：建立民营优秀作品的入册通道，制定新空间作品的评估标准，推动非遗传承人私人班社的文献共建。国有院团如同骨架，民营与实验力量则是血肉；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商鞅》首演三十周年纪念演出【传承特别场】剧照

文艺传承的制度化路径

这套《集萃》最值得关注的，不是“1358”这个数字本身，而是其背后所蕴含的体制转向：从保存文献，走向服务生产；从整理归档，走向介入治理；从怀旧式的传承，走向长期主义的运营。

1358部是上海舞台艺术的一份基础坐标。此后每创作一部新戏，都知晓其在哪条文脉中生长；每培养一位青年演员，都明晰其所承接的是哪一派传统；每进行一次海外传播，都清楚其所携带的是哪一种海派美学语言。

所谓“家底”，不是资产的简单盘点，而是对文化身份的确认；所谓“活态”，并非一句口号，而是让《集萃》进入复排、传承与创作的实际流程，成为可参照、可复用的谱系；所谓“长期主义”，并不是放慢节奏，而是让文艺生产建立在可累积、可更新的传统之上。

在此基础上，《集萃》的意义便不再停留于一份目录，它让优秀作品的复排与传承成为可制度化推进的事业，更让海派文艺的传承有了可依凭的制度支点。

澎湃新闻“戏剧振兴 上海先声”专题。策划：何涛、石剑峰、程姣姣、徐萧；海报设计：王璐瑶

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