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春，福建闽西解放前夕，傅柏翠正设法联络地方武装，准备脱离国民党阵营。这个曾经担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的人，早已离开红军多年，却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闽西。命运的转折，早在20年前便埋下了伏笔。
傅柏翠出身于上杭蛟洋一个富裕家庭。家中拥有大量田产，每年收租达四千担米谷。这样的出身，本来足以让他安稳度日，但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只有15岁，刚从上杭县城的琴冈高等小学堂毕业，便剪去辫子，加入同盟会。
后来，他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法政专科学习。回国后，傅柏翠参加国民革命，在上杭从事基层组织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成为被搜捕对象，只得连夜逃离县城，翻越城墙，化装返回蛟洋。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进入闽西。那年9月4日，起义军抵达长汀，城内出现了许多操着外地口音、头戴红五星的士兵。傅柏翠很快与这支队伍取得联系，并成为上杭地区接应南昌起义军的重要人物。
他没有停留在口号上，而是从办学校、组织农会做起。在蛟洋创办平民学校和农民夜校，向农民讲解租佃关系与土地问题，还编写《农民苦》，用通俗的歌词描述农民终年劳作却难以温饱的处境。
有意思的是，傅柏翠本人就是当地大地主家庭出身。他带头退租，试图以家族的变化争取乡村群众。有人问他：“自家田租也不要了，靠什么过日子？”傅柏翠回答：“乡亲们活不下去，田租收得再多也站不住。”
这种做法很快产生影响。蛟洋农会不断扩大，农民自卫军也随之建立。到1928年前后，这支队伍发展到二百多人，拥有二百余支枪，参加打土豪、烧田契、分田地等斗争，成为上杭北部颇有影响的地方武装。蛟洋暴动由此爆发，并成为闽西地区较早的武装行动之一。
地方武装的成长，引起了红军主力的注意。1929年3月，红四军进入闽西，傅柏翠参与组织地方暴动武装整编。蛟洋、龙岩等地的队伍被纳入闽西红军序列，他担任第五十五团团长，随后这支部队成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的重要基础。
1929年6月，红四军在闽西重新整编，第四纵队正式成立，傅柏翠被任命为司令员，张鼎丞任党代表，谭震林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任参谋长。对于一个由地方武装成长起来的干部来说，这无疑是政治和军事生涯的高峰。
然而，职位提升并没有带来关系缓和。四纵队整编期间，傅柏翠对红四军派来的干部和部队建制作风颇有意见，坚持保留地方武装的特点。红军方面则认为，他身上存在较强的地方观念，缺少严格的组织纪律。
矛盾很快从工作分歧发展为组织冲突。傅柏翠拒绝接受闽西特委安排的部分工作，特委对他的教育和协调也不够耐心，最终作出开除党籍的决定，并要求他交出武装。傅柏翠没有服从，而是率领部分地方力量据守蛟洋、古田一带，与前来处理问题的部队发生对抗。
这一步，使他从红军将领变成了脱离组织的地方武装首领。此后，他在当地组建保安队，自任总队长，实行带有明显自治色彩的管理。红军主力长征后，闽西仍有游击队坚持斗争，傅柏翠与这些队伍保持互不侵犯：游击队不进入他的控制区，他也不禁粮、不封锁物资。
抗日战争时期，傅柏翠先后担任永定县县长、福建省保安第十一团代理团长、宁化县县长等职，还担任过福建省参议员。值得一提的是，他曾与闽西游击队达成联合抗日协定，在敌后开展抗日活动。这段经历说明，他虽然早已脱离红军组织，却始终没有完全融入国民党地方统治体系。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集团败局已定，闽西地方军政人员内部也出现分化。傅柏翠参与策划反蒋起义，组织地方武装成立闽西义勇军临时行动委员会，并率部起义，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闽西。起义后，他担任闽粤赣边区纵队司令部高级参谋。
新中国成立后，傅柏翠没有再回到军队系统，而是转入地方政务和文史工作，先后担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省文史馆副馆长、馆长，福建省政协常委，民革福建省主任委员、中央常委，以及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成为副省级干部。
1986年，组织批准90岁的傅柏翠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1月30日，他在福州逝世，享年98岁。这个曾经从红军司令员位置上跌落、又在解放前夕率部起义的人，人生轨迹始终夹在革命、地方势力与时代巨变之间，留下了极为复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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