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人民网党史频道《"愿以身许国"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科学院官网、《物理评论》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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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每年十二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在那座北欧小城。
中国本土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记录屈指可数，而有一位中国人曾经三次走到距离那座奖杯最近的位置。
他的实验思路为后人的获奖论文奠定了关键基础，他领导的发现被国际同行公认为足以问鼎最高荣誉。
可他每一次都选择了转身离开，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远方有一个更需要他的祖国在召唤。
他从世界物理学的中心回到一穷二白的中国，又从国际学术会议上整整消失了十七年。
当他的名字重新被人提起的时候，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一场谁也未曾预料到的命运重击。
【一】孤苦少年，清华立誓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县枫塘湾一个普通商人家庭，幼年时家境尚可维持温饱。
他的父亲王以仁是当地一个经营小买卖的商人，母亲操持家务，一家人日子虽不富裕但也算安稳。
可好景不长，在他还未成年的时候父母便相继病逝，十几岁的孩子一夜之间成了孤儿。
大家族里的亲戚们各有各的难处，没有人能真正照料这个孤儿的成长和教育，他从小就学会了自己管自己。
早年失亲的经历让他比同龄人早熟得多，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时候，他已经懂得了凡事只能靠自己。
村里老人都说这孩子将来必有出息，那种眼神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跟他早早没了爹娘却从不诉苦的脾性一模一样。
那种认准方向就绝不回头的倔强性格，就是从那段无人依靠的日子里一点点磨出来的。
1920年，十三岁的王淦昌离开常熟老家来到上海，进入浦东中学读书，在这座通商口岸第一次见识了外面的世界。
上海街头随处可见外国租界、巡捕和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码头上的中国苦力被外国水手推搡打骂。
这些画面像烙铁一样印在这个从江南小镇出来的少年心里，让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家积贫积弱是什么滋味。
浦东中学的老师后来回忆，王淦昌那时候沉默寡言但学习极其刻苦，每晚宿舍熄灯后还在走廊路灯下埋头看书。
1925年，十八岁的王淦昌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他最初报考的是铁道工程专业。
他当时的想法很直接，中国铁路交通落后，修铁路是实业救国最直接的路子，学好了就能为国家出一份力。
入学后一堂物理课彻底扭转了他的人生方向，授课者是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先生。
叶企孙在黑板上画出原子结构示意图，讲到微观世界中那些肉眼不可见却决定物质本质的基本粒子。
那些关于原子、电子和射线的知识像一道闪电劈开了王淦昌的脑海，他当场就被这个精密而神秘的世界深深吸引。
他找到教务处申请从铁道工程系转入物理系，这个决定在当时需要很大勇气，因为物理系毕业出路远不如铁路工程。
转入物理系后他如鱼得水，对物理概念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力和对未知世界近乎执拗的探索欲。
清华物理系条件虽然简陋，但叶企孙和吴有训两位先生倾尽心血培养学生，实验室里每台仪器都被擦得锃亮。
王淦昌每天最早一个进实验室最晚一个离开，有时候为了测一组数据能在仪器前蹲上整整一天连饭都顾不上吃。
另一位名师吴有训十分欣赏这个天资聪颖又肯下苦功的学生，让他毕业后留校当助手。
1926年3月18日的三一八惨案，成为王淦昌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转折点。
那天他随北平各校学生上街抗议日军炮击大沽口，段祺瑞政府的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扫射。
他亲眼看到身边的同学中弹倒下，鲜血染红了街头的石板路，总共四十七名学生在那天遇难，伤者两百余人。
游行队伍里有人被机枪扫倒有人被刺刀捅伤，王淦昌夹在人群中拼命往外跑，耳边全是同学的惨叫和军警的呵斥。
游行结束后他找到叶企孙倾诉满腔悲愤，只觉得读书人在枪炮面前太无力了。
叶企孙听完后说了一番影响他终生的话，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在了他心底。
叶企孙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国家太落后，要是国家强盛谁也不敢骑到中国人头上，要想不受欺辱就必须发展科学和教育。
这番话让王淦昌彻底确立了人生方向——读书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是为了拯救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此后他在清华的每一天都像上了发条，把所有时间和精力扑在实验室和书本上，不再有一丝一毫浪费。
吴有训指导他完成毕业论文《北平上空大气层的放射性》，这篇论文的水平放在当时的国际期刊上也毫不逊色。
毕业时吴有训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我带过最有前途的学生，将来一定要做出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工作。
1930年，二十三岁的王淦昌考取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获洪堡奖学金赴欧深造，师从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
【二】柏林四载，三擦肩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柏林是全球物理学的中心，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薛定谔都在那里开展研究。
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王淦昌走进了这个当时地球上最密集的天才头脑聚集地，成为梅特纳唯一的中国学生。
在柏林大学的四年里，他接触到核物理最前沿的课题，也见识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头脑是如何思考问题的。
梅特纳对这个中国学生要求极其严格，每一个实验步骤都要求反复验证，每一组数据都要求亲自复核。
柏林物理研讨会上群英荟萃，各国年轻物理学家为了一个公式争论到面红耳赤，王淦昌在讨论中从不怯场常有独到见解。
读博期间他凭借敏锐的科学直觉捕捉到一个关键线索，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实验设想。
他设想用α粒子轰击金属铍，通过这种方式探寻原子核内部一种尚未被发现的中性粒子，这种粒子后来被证实就是中子。
他满怀期待地将实验方案呈交梅特纳，希望尽快安排设备验证自己的猜想。
梅特纳看完后摇了摇头，认为当时实验室设备条件无法满足实验精度要求，建议他换一个更容易出成果的课题。
王淦昌没有气馁，回去后把实验方案从头到尾重新梳理了一遍，补充了三组对照数据，第二次正式递交给导师。
梅特纳看完修改后的方案还是摇头，说设备条件摆在那里，再好的设计也无法在现有条件下完成。
王淦昌没有放弃，回去后反复修改设计又正式提交了一次，结果还是被导师以同样理由婉拒。
这两次被拒让他与一个诺奖级别的发现擦肩而过，而这个遗憾在此后的岁月里还将两次重演。
一年多以后，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用几乎完全相同的思路成功发现了中子，1935年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消息传到柏林时王淦昌正在实验室测量另一组数据，他放下笔沉默良久，随后继续手头的工作，未发一言。
类似的遗憾没有就此打住，1941年前后已在浙江大学任教的王淦昌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微子探测的论文。
他在这篇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探测中微子的实验方案，这个思路后来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王淦昌—阿伦方案。
论文发表于美国《物理评论》杂志，当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篇来自中国后方山沟里的论文究竟意味着什么。
十五年后，美国物理学家莱因斯和考恩沿着王淦昌提出的思路做了大量实验，最终成功捕获中微子。
1995年，八十七岁高龄的莱因斯因直接探测到中微子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考恩已在多年前去世。
当年那个最早画出探测蓝图的中国人叫什么名字，几乎没有评委记得，那份铅笔勾勒的草图被埋没在故纸堆中。
1934年春，王淦昌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四年苦读画上句号，导师和同学们都以为他会留在欧洲。
数位教授开出优厚条件挽留他，直言中国太过落后，回去不会有前途，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王淦昌回应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他出来留学就是为了日后报效祖国。
他告诉那些挽留他的外国同行，中国现在是落后，但总有一天会强盛起来。
1934年4月，二十七岁的王淦昌登上返回中国的轮船，拒绝了所有留在欧洲的机会，怀里揣着一个中国人最朴素的信念。
回国后他先后任教于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抗战爆发后随浙大西迁，在贵州湄潭的山沟里一待就是七年。
湄潭的教室是破旧庙宇改造的，实验仪器靠师生自己动手拼凑，连一盏稳定的煤油灯都成了奢侈品。
日军飞机时不时从头顶飞过，师生们抱着实验仪器往山洞里躲，警报解除后又回到庙里继续上课。
湄潭的冬天湿冷刺骨，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王淦昌把自己的棉衣让给穿得单薄的学生，自己裹着毯子在黑板前写公式。
他那点微薄工资还要接济从战区逃难来的同事和学生，家里经常米缸见底，吴月琴靠典当衣物维持一家生计。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培养出了一批日后撑起中国物理学半边天的人才，其中就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
李政道晚年回忆，王淦昌在油灯下给学生们讲量子力学的那间破庙教室，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求学记忆。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杭州，王淦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半天没出来，出来时眼眶通红说这下中国有希望了。
【三】杜布纳巅峰，故国召唤
1950年，王淦昌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主持核物理与宇宙线研究工作。
1956年9月，作为中国代表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物理研究。
杜布纳研究所汇聚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最优秀的核物理学家，拥有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加速器之一。
1959年至1960年间，王淦昌领导的小组用高能质子轰击靶核，率先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反物质粒子。
这一发现将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整个国际物理学界引起轰动。
各国同行纷纷预测，这位来自东方的实验物理学家即将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诺奖几乎是囊中之物。
杜布纳走廊里各国研究员见到王淦昌都主动停下握手，称他为东方来的实验天才。
按照国际惯例，如此重大的发现应以项目主导者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这也是获得诺奖提名的基本前提。
王淦昌却坚持集体署名，将全组人员名字悉数列入，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后一位，亲手关上了通往诺奖的第三扇门。
从1931年错失中子发现，到1942年提出中微子探测方案，再到1959年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他三次站在诺奖门槛前。
前两次是外部条件所限，第三次是他主动退让，每一次退让的背后都是同一个原因——他心里装的不是个人荣誉。
在杜布纳工作期间正值国内三年困难时期，粮店前排长队、乡亲靠野菜充饥的消息传来，他饭桌上的俄式面包再也咽不下去。
他把自己在苏联的生活开销压到最低，办公桌上常年放着一个铝饭盒，里面装着从国内带过去的干馒头片。
杜布纳研究所的食堂每天供应俄式大餐，他却很少去吃，大部分时间就在办公室里啃两片干馒头就一杯白开水。
1961年初，他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十四万卢布。
这笔钱在当时价值近三万元人民币，对一个上有老下有小、全家六口靠工资过日子的学者来说不是小数目。
刘晓大使深知这笔钱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说什么也不肯收。
王淦昌动情地说，游子在外谁不惦念家中父老，给家里父母用钱天经地义，国家遇到困难自己作为中国人怎能不尽一份心。
刘晓含泪收下这笔钱转交国内受灾群众。早在1933年从德国归国时，他就将家中白银首饰全部捐出支援抗日。
苏联方面提出双倍工资和带花园的房子挽留他加入苏联国籍，西方各国也通过各种渠道伸出橄榄枝。
王淦昌的心思早已飞回那个一穷二白却百废待兴的祖国，他在杜布纳等待的就是一个来自祖国的召唤。
1961年4月，一封从北京发来的密电送到了他手中，改变了他此后整整十七年的人生轨迹。
【四】以身许国，十七隐身
1961年4月1日，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淦昌接到二机部通知，部长刘杰要立即见他。
走进那栋北京西郊的灰色大楼，办公室里除了刘杰还有钱三强，两人表情异常严肃，气氛凝重。
刘杰开门见山地传达了中央决定，请他放弃从事多年的基础物理研究，转去做一项国家最迫切需要的秘密工作。
钱三强补充说，这项工作意味着他将从国际学术界彻底消失，不能再发表论文、参加会议、与海外通信。
当时苏联刚刚撕毁援华核协定撤走全部专家，美国人公开嘲讽没有苏联帮助中国人十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刘杰最后问他是否愿意为此改一个名字，从此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开始工作。
房间里沉默了一分多钟，王淦昌脑中闪过柏林的实验室、杜布纳的加速器、那些尚未完成的研究计划。
他想到那些寄到研究所却再也无法回复的国外来信，想到自己距离诺奖最近的那次发现，想到三十年积累的学术声望。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是一个顶尖物理学家最宝贵的全部家当，而他要做的就是亲手将这一切封存起来。
他拿起毛笔在白纸上写下两个字——王京，从此王淦昌这个名字将从世界学术版图上彻底消失。
写完后他站起来说了一句后来被刻在中国核工业纪念碑上的话——我愿以身许国。
这不是一句豪言壮语，而是一份用后半生签署的没有日期的契约，代价是整整十七年的隐身。
从那天起家人只知道他去了一个叫某某信箱的地方工作，具体在哪里、做什么，半个字都不能透露。
妻子吴月琴独自拉扯四个孩子，丈夫偶尔寄回的家信字迹潦草几乎认不出，信封上的地址永远是一个邮政信箱号。
孩子们长大后不知道父亲从事什么职业，小儿子在学校被同学问起父亲做什么，张嘴却说不出来。
国外同行以为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科学家已经离世，写信到中科院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因健康原因退休。
离开北京前他回家待了一个晚上，给每个孩子准备了小礼物，却没有说去哪里、去多久。
吴月琴站在门口看他扛着行李卷出门，什么也没问，只是把一件叠好的毛衣塞进他的背包。
而当那列满载着铺盖卷和决心的火车缓缓驶出北京站时，月台上送行的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叫王京的人将在西北荒原上消失整整十七年。
更没有人知道，当这位为国家燃尽了最后一丝光热的老人终于可以回家安度晚年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正在那个普通的傍晚静静等待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