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1月7日，福建南安县官桥乡，一架小型飞机擦着土路冲下，机翼撞断路旁树枝，机身在小学附近停住。烟尘尚未散尽，三名男子从舱门走出，双手高举。为首的韦大卫，已经泪流满面。
这不是普通迫降。飞机来自台湾，机上三人也不是迷航飞行员，而是冒险驾机返回大陆。更特别的是，这架飞机原本属于蒋纬国，平时承担私人出行和特殊任务，守卫并不松懈。
韦大卫出生于1930年12月26日，广西象州人。家中有三位叔叔从事飞行，其中两人牺牲在抗战时期，另一人在飞行表演中遇难。这样的家庭经历，让他很早便想成为飞行员。
遗憾的是，母亲担心他步入叔叔们的后尘，对航空抱有强烈反对。少年时期的韦大卫没有立刻进入空军学校，而是一边谋生，一边坚持读书。1944年桂林局势紧张，父亲失去工作，他还到私塾教书，补贴家用。
1949年7月，十九岁的韦大卫到了广州。那时国民党军队正在撤退，一些招生广告把年轻人吸引到军舰上，许多人以为能够进入军校，甚至前往海外求学。等到“惠民轮”驶离大陆，船上才有人得知目的地是台湾高雄。
被骗上船的事实，使韦大卫彻底改变了想法。他后来回忆，自己并非主动选择离开家乡，而是被裹挟着带走。抵达台湾后，他和同伴曾试图抗议，甚至有人绝食，但反抗很快遭到严厉镇压。
那年“ 双十节”前后，韦大卫趁军营人员松懈，独自逃入甘蔗林。他在林中躲了七天，饿了吃水果，渴了啃甘蔗，偶尔捕捉小鱼充饥。走出甘蔗地时，他已经疲惫不堪，却没有返回的打算。
有意思的是，他后来同时考取海军士官学校和空军军官学校，却因顾念母亲的意见，先选择了海军。服役期间，他曾设想驾驶军舰回大陆，但船速、人员和武器戒备都让计划难以实施。一次起义失败并造成严重后果，更使他明白，走海路几乎没有成功可能。
韦大卫随后再次报考空军。海军方面不愿放人，司令马继壮曾明确表示，至少服役五年才能调离。韦大卫没有接受这个安排，直言道：“要是等五年，我还怎么飞回大陆？”他甚至表示，宁可私自离开。
这场冲突最终以韦大卫进入空军告终。他在飞行训练中表现突出，也逐渐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准备借训练机会集体驾机起义。计划尚未实施，一名飞行员便提前驾驶教练机降落福建，台湾方面随即下令停飞并展开调查。
韦大卫被捕后，曾面临送往火烧岛的危险。那座岛屿远离本岛，四周多为海岸峭壁，守卫森严。后来因相关人员求情，涉案人员意外获释，但韦大卫没有回到原部队，而是躲到台北，靠擦车、割草等工作维持生活。
1955年，他终于重新获得飞行机会，进入台北飞行社。社内的普通小飞机无法直达大陆，直到一架“赛思纳”飞机出现。韦大卫查明，这正是蒋纬国使用的专机，停放时会拆下重要零件并放空油料，周围还有专人看守。
他没有急于行动，而是观察飞机结构，熟悉驾驶员和守卫，甚至设法配制备用钥匙。1956年1月5日深夜，他写下三十多封信，托人销毁自己的遗物，随后叫来同学梁枫、翟笑梧。三人都知道，这次行动若失败，后果极重。
1月7日凌晨，韦大卫借口试飞，让守卫提前装回零件、加满燃油。梁枫和翟笑梧藏在机场内，准备伺机登机。第一次启动时，钥匙突然弯曲，三人只得暂时离开修理。第二次行动中，守卫发现异常并开枪，韦大卫只能强行在空地上起飞。
地面不断发出降落警告，他却通过无线电喊道：“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起飞后，四架战斗机很快出现在前方。韦大卫没有直线硬闯，而是压低高度，借山地遮挡摆脱追击。随后，他又发现海面上的美国军舰，只能再次改变航向。原本距离较近的福州，他也没有贸然飞去，而是转向泉州湾。
这个选择关系到成败。福州沿海防空力量较强，台湾方面也可能在惯常航线上设伏。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获悉情况后下令，确认飞机继续飞向大陆便予以保护，若返台则击落。正因这道命令，韦大卫没有遭到误击。
飞机接近南安县时，韦大卫原想降落在小学操场，看到学生聚集在场内，只得重新拉升，改在旁边土路迫降。飞机冲出一道长沟，距离水沟仅有几米，三个人最终活着走下飞机。
当时的韦大卫二十五岁。离开大陆七年，他经历欺骗、逃亡、审讯和多次生死关口，仍把返回故乡当成唯一目标。那架冒险飞越海峡的飞机，后来被保留下来，成为这段特殊历史中极具分量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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