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写了篇《“可怕”的红果与中国互联网的字节时间》。他说红果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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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觉得,比红果更可怕的,是他说“可怕”时的那种姿态。
一个日活1.68亿、人均单日使用125分钟的产品,在他笔下被定性为“用算法拿捏人性,登峰造极”。他说这125分钟的机会成本,是让人“在大自然中的时间少了,读书的时间少了,思考的时间少了……”。
这句话颇有公共关怀的成分,但它同时也暴露了一个未经反思的价值排序。起码在秦朔看来,大自然、读书、以及思考都是要高于红果的。所以红果用户的选择是不高明的,最起码,这种选择不如秦朔替他们设想的选择。
秦朔没有问那1.68亿人为什么打开红果,相反,他直接替他们判断了这125分钟“不值”。
这就是我说的“秦兽们”的傲慢。这不是骂人,而是在描述一种结构:直到如今,仍有一批自以为站在品味的高处的所谓精英,在给普通的老百姓作出价值判断,在替处于低处的人判断他们的时间值不值、他们的快乐低级不低级。
这种知识精英的高傲姿态,其实一点都不新鲜。古往今来,以高明人自居,以阳春白雪之姿态批判下里巴人的,秦朔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100年来的秦朔模板
秦朔对红果的态度,不是他个人的发明。它是一套反复出现的历史模板的最新版本。
18到19世纪,小说在欧洲被批为“腐蚀青年”“使人脱离现实”。 circulating library 被精英视为危险场所,因为普通人居然可以自己选择读什么。
20世纪上半叶,电影被批为“廉价幻觉”。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工业定性为操纵大众的工具,阿多诺对爵士乐的蔑视几乎不加掩饰。
1950年代,摇滚乐被批为青少年堕落的象征。美国社会学家正经讨论过它是否导致犯罪率上升。
1980到90年代,电视被批为“白痴盒子”。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成了精英批判的经典文本,其核心恐惧是:人们正在“娱乐自己至死”。
2000年代,电子游戏被批为“电子海洛因”。中国媒体一度用“网瘾”框架系统性地污名化游戏玩家,杨永信的戒网瘾学校能存在那么久,靠的就是这套话语的土壤。
到了2020年代,短视频和直播开始被批判为“低俗”“审丑”“精神鸦片”。
每一次批判都有道德依据,比如他们说,这些东西不利于未成年人,让注意力碎片化,其提供的价值观更是粗糙,甚至粗鄙。
有些批判依据或许不是假的,有些痛我们也能感同身受。但问题是,每一次事后回看,我们都会看到,这些自以为高明的批判者,其实都犯了同一个错误:
他们低估了受众的能动性,高估了自己品味的普遍性。
小说没有毁掉青年,摇滚没有毁掉社会,游戏成了千亿产业,短视频成了基础设施。波兹曼的书卖得确实不错,但老百姓的电视照看不误,而且人们看得其实挺明白。
秦朔的精英傲慢,藏在措辞里
同样作为一名经济观察者和评论者,我不怀疑秦朔的道德关切是真诚的。注意力伦理、未成年人保护、自动播放和无限下滑的设计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公共议题,值得认真讨论。
但问题在于,他的批判从“机制需要治理”滑向了“看红果的人需要被拯救”。这就未免有点过于主观甚至故意了。
我们只需从几个关键词里,就能看出这一点:
“可怕”:一个看短视频的商业产品,直接被定性为可怕。这是直接用审美判断冒充事实判断。
“拿捏人性”:秦朔把用户默认成被操纵的对象,取消了他们在选择短剧时的任何自主性。但一个人累了一天,打开红果看两集狗血短剧,这到底是被“拿捏”,还是他在有限条件下做出的真实选择?显然,秦朔没有给这个问题留下任何空间。
“爽是有代价的”:这句话本身没错。但它的潜台词是“你不该为了爽而看”,而不是“你应该知道代价后自己决定”。前者是家长式判断,后者才是公共讨论。
这些措辞的共同结构是,它们并不是在审问产品设计的目标函数和治理机制,相反,它们只是替这近2亿用户做道德判断:你们这是在浪费时间!
这绝不是知识分子的批判。这只是知识分子的傲慢。
但这不是替红果辩护
这里必须说清楚:批判红果的产品设计,和蔑视看红果的人,是两件事。
红果有没有问题?有。自动播放、无限下滑、诱导付费、未成年人默认保护不足……这些是真实的设计伦理问题。以停留时长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产品逻辑,确实值得审视。秦朔提出“占用了社会成本,就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这个规范性主张本身是站得住的。
但“机制需要治理”和“用户需要被教育”是两回事。秦朔的问题不在于他批判红果,而在于他把这两件事混在了一起,而且混得不太自觉。
当他用“可怕”“拿捏人性”“登峰造极”来定性时,读者很容易觉得他是在说“看红果的人可怜、低俗、被收割”,而不是在说“这个产品的默认设置需要监管”。
精英式蔑视的代价,是它削弱了批判本身的说服力。它把结构问题(比如空闲时间碎片化、公共文化供给不足、下沉市场娱乐选择有限)简化成了“算法太坏、用户太弱”,同时也回避了一个更艰难的问题:
如果红果满足的需求是真实的,那批判的落点到底应该放在哪里?
当然应该是“为什么这种需求只能由这样的产品来满足”,而不是“这种需求本身很低级”。
真正该问的问题是什么
秦朔问的是:这125分钟的机会成本是什么?
这个问题可以问,但更好的问法是:为什么这125分钟的需求,只能由红果来满足?
如果一个人下班后没有精力去“大自然”,没有便宜方便的公共文化空间,没有质量在线又门槛不高的娱乐选项,那红果填补的就是一个真实的结构性空缺。批判这个空缺的填补者,而不批判空缺本身,是容易的,也是不够的。
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反复误判,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关切是假的,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大众有在有限条件下做出自己选择的能力,而这些选择未必需要被精英批准。
小说没有被禁掉,摇滚没有消失,游戏成了产业,短视频成了基础设施。每一次,精英的“可怕”都落空了。者不是因为这些产品没有问题,而是因为“可怕”这个词用错了地方。
真正可怕的是设计伦理的失守,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缺位,是公共文化供给的不足,而不是1.68亿人打开了一个App。
注:作者不是红果用户,至今没有下载过红果APP。作者忙着码字,不是不想看,是确实没时间看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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