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4年秋，豫西抗日根据地迎来一支新部队。张才千率领的八路军第770团团部和两个营改编为豫西抗日游击第4支队，他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名义上职务变了，部队规模却只有1200余人，实际仍是团级兵力。
这件事颇能说明张才千的军旅经历：资历不浅，能力不弱，抗战期间却长期停留在团长位置。1937年八路军改编时，他担任第129师第385旅第770团团长；到了1944年，仍然是这个职务，整整七年没有明显晋升。
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受重视。恰恰相反，张才千所在的770团承担过一项十分关键、却不容易被外界看见的任务——留在延安，担负保卫党中央和后方机关的责任。
抗战初期，第129师并没有全部开赴华北前线。385旅旅部和770团留在延安，部队训练、警戒、保卫交通和重要机关，都是日常任务。这样的岗位不能说不重要，但和前线部队相比，直接战果较少，晋升所依赖的战绩也就不那么突出。
有意思的是，张才千本人并非缺少战场经历。1911年，他出生于湖北麻城。这里是红四方面军将领集中成长的地方，王树声、王宏坤、陈再道等人都与麻城有渊源。张才千1930年参加红军，早年便在作战部队中崭露头角。
1933年7月，他担任红31军第93师副师长，次年转为师长。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扩张迅速，战事频繁，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担任师级职务，已经说明了他的军事能力和组织才干。
1934年2月，张才千第一次担任红四军第12师师长。后来他又在1937年7月再次出任这一职务。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红12师一部编入第385旅第770团，他因此成为该团首任团长，任职顺理成章。
当时有人可能会问：“一直留在后方，难道就没有战功吗？”答案是有，只是这种功劳更多体现为确保核心机关安全、维持部队秩序和完成训练保障，并不容易像攻城拔寨那样形成醒目的战报。
张才千没有因长期留守而消沉。相反，他把部队训练和整顿抓得很紧，为后来开赴豫西保存了骨干。1944年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期，豫西地区需要加强力量，770团团部和两个营被抽调南下，张才千也终于离开延安，走上了新的战场。
1945年2月，八路军河南军区成立，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豫西抗日游击第4支队改编为河南军区第4支队兼第4军分区，张才千担任支队司令员兼军分区司令员。此时，他才真正拥有了独立经营一方部队的空间。
抗战胜利后，中原军区成立，第4支队改编为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2旅第5团，张才千升任第2旅旅长。这次职务变化来得并不算早，却与部队建设、区域作战和独立指挥经验直接相关。
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原部队处境艰难。中原突围时，张才千率第2旅编入南路军，随王树声向鄂中、鄂西方向转移，进入武当山区。此后，他先后担任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江南游击纵队司令员等职，长期负责在复杂地区保存力量、组织地方武装和配合主力行动。
这些任务十分考验指挥员，却不一定能带来显赫战果。张才千后来担任中原军区独立旅旅长、中原野战军第12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江汉军区副司令员。赵基梅病逝后，他接任第12纵队司令员兼江汉军区司令员，承担起更重的指挥责任。
1949年6月湖北军区成立，张才千出任参谋长，随后调任第44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凭借早年的师长经历获得特殊待遇，而是在军队建设和大军区机关工作中继续积累。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时，他任南京军区参谋长；1957年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真正改变其历史位置的，是进入总参谋部之后的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张才千调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根据当时的工作安排，在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后，他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负责军队作战指挥、训练建设和机关运转等重要事务。
这份工作看不见硝烟，却直接关系全军。张才千早年在基层部队形成的稳健作风，此时转化为统筹全局的能力。抗战时期七年未晋升，并没有成为他军旅生涯的定论，反而让他在长期复杂岗位上积累了少见的耐性和组织经验。
1980年1月至1982年10月，张才千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此后，他继续参与军队领导工作，1994年12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几十年军旅生涯中，他从延安的一名团长走到全军机关的重要岗位，职位变化并不总是很快，却始终没有离开核心军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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