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段被时间掩埋的四千里，重新发声

10月29日下午，罗伟章长篇小说《四千里》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场由首都文化科技集团主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四川文艺出版社承办的研讨会，没有宏大的排场，却在一段被时间掩埋的历史里，掀起了久久的共鸣。

主持专家研讨的韩敬群，是这部书的责任编辑之一。他有一个很珍视的比喻：遇到好作品的时刻，就像一只金丝雀翩然降临肩头。他回忆起看完《四千里》书稿最后一页的那个下午——不到五分钟，他便忍不住给罗伟章打去电话祝贺。“作为责任编辑，这种阅稿之后的自然反应，就是最好的评论与肯定。”

《四千里》写的是抗战时期一段几乎无人知晓的往事。以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场长王酉亭为首的八名教职工，护送一千余只珍贵的进口动物，从南京出发，跨越五省、行程四千里，最终抵达重庆。小说没有正面铺陈战争，而是借“动物西迁”这一小小切口，写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在山河破碎时的惊惶、觉醒与坚守。

“让被遗忘的历史重新发声。”冷文波在致辞中谈到，这部作品以文学的参与保存历史记忆，正是严肃文学在当下的责任与价值。孟华则评价罗伟章“很有耐心地写这四千里”，让宏大历史通过细节逐步显现，是对历史记忆的创新性表达。

研讨正式开始，会议室里的发言各有侧重，却反复落在同一个判断上：这是一部此前几乎没有被文学书写的题材。“写文物西迁、学者西迁的作品不少，但就我读过的文学作品而言，书写动物西迁的，这是唯一一部。”一位评论者的这句话，引来全场会意。

邱华栋与罗伟章相识三十年。他坦言，为了这场研讨会，自己把书橱里罗伟章二十年来出版的十多部长篇重新“捋了一遍”，从《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到《谁在敲门》《红砖楼》。“从体量上看，他已经可以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界相媲美，是当代作家里在长篇小说领域根本无法忽视的大象般的作家。”他还透露，《四千里》的种子早在十多年前罗伟章创作《太阳底下》、查阅重庆大轰炸史料时就已埋下。

郭义强直言，最初听到“一部真正写抗战的小说”这个评价时，自己有些好奇和疑问；认真读完后，他认为这是目前比较深刻、全面地揭露和反思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作品。小说中人与动物的反差，是现场讨论的一个焦点：王酉亭一行人拼死护着千余只动物，而侵略者却把人当作动物任意宰割。“中国人热爱和平，甚至连动物都这么保护，这种精神与日本侵华暴行的反差是巨大的。”他建议推动作品译介出版，让更多海外读者看到。

从“历史叙事的主权”谈起的评论者说，同一段历史，不同立场往往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四千里》站在文明与众生的角度，打开了记忆的伦理。“阶级论史观也好、人性论史观也好，最终会落在人民史观上。什么是人民史观？这就是人民史观。”在他看来，书里的“人民”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落在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爱恨情仇的普通人身上。

有人从细节里读出感动。谈到“码头诀别、宜昌求渡、朝天门重逢”，孟繁华说，“八千里路云和月，写的是岳飞的金戈铁马；四千里路云和月，写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志不可夺”。最让听众动容的，是书里那个抵达重庆后的点名场景——王酉亭一个个点名，连已经牺牲的伙伴也不漏过，不在场的牺牲者由同伴代为答“到”。有评论者说，小说为动物们一一起了名字，有对生命的悲悯，“它们是种子，是文明的种子”；护送它们的普通知识分子，同样是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明火种。

还有评论者自嘲说自己是被这部书“反差感最大”的一位读者：“研讨会开得轻松，读他的书却很痛苦。”她借用三个关键词概括这部作品——种子、缓慢、恐惧：“王酉亭他们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英雄，恰恰是最深切地感受到恐惧的普通人。我们这个民族的力量，从恐惧中来，从缓慢而坚决的抵抗中来。”

轮到作者罗伟章发言时，他把功劳让给了书背后的许多人。他说，一本书的产生不光是作者一个人的事情，还有很多环节共同促成，“如果是一本好书更是如此”。他感谢两家出版社编辑团队为打磨和推广这部作品付出的心血，表示会认真思考专家们的意见，把该修改、可以修改的地方改好，“以后写出更好的作品”。

研讨会最后，主办方代表高鹿璐作会议总结。“一本书印出来不算完成，摆在台面上让人谈、让人挑，才算真正站住了。”她说，从天府书展首发到北京研讨会，这部书的背后是一次跨地域合作，把编辑力量、评论资源和发行通道放在了一张桌上。集团还将在影视、戏剧等方向布局，希望携手作者与出版社，争取让作品“走出去”，“用真实的故事影响海外，把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讲给更多的读者听”。

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孟华、北京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冷文波出席研讨会并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郭义强，以及来自全国的十余位评论家、学者参加了研讨。

《四千里》

罗伟章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原标题：《让一段被时间掩埋的四千里，重新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