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世界的资格：国际法院法官选任中的“能力清单”

纽约联合国总部，11月3日，投票开始。国际法院15把法官席中空出5把，10名候选人角逐2027年至2036年任期。新加坡巡回大使兼国际法大使陈惠菁是其中之一，也是新加坡自独立以来首次提名的候选人。外交部长维文和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专程飞往纽约，在投票前夜举办招待会，为一个并非政治明星的法律人站台。

这看起来是一场寻常的外交助选。但陈惠菁的候选资格所触碰的，是一组比“谁当选”更根本的问题：国际法院的法官究竟需要具备什么？《国际法院规约》第二条给出的答案是“品格高尚”“具有最高司法职位之任命资格”或“公认为国际法之法学家”。措辞庄重，却刻意留白。留白之处，正是政治、专业与代表性反复角力的空间；也是“能力”二字最容易被简化、被遗漏的地方。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国际号带你走进国际法院的这次选举。

一、五席与十人：选举不只是算术

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设15名法官，每届任期九年，每三年改选五席。候选人由常设仲裁法院各国团体提名，经联合国大会与安理会同时、分别投票，各自须获绝对多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这一投票中不享有否决权，规约第十条明文规定“不论常任理事国及非常任理事国之区别”。制度设计者的意图很清楚：让法律资格而非大国意志，成为筛选的第一道闸门。

但规约第九条紧接着嵌入了另一层逻辑：选举人“不独应注意被选人必须具必要资格，并应注意务使法官全体确能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法系”。这是“资格”之外的“构成”要求。它不分配给任何地区固定席位，不设地理配额，却在近八十年实践中演化出一套高度稳定的不成文地区轮换惯例。专业资历是入场券，但入场券本身并不决定座位归属。

本届选举迎来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共10名候选人。57岁的陈惠菁是新加坡首次提名的候选人。2024年10月14日，新加坡外交部和律政部宣布常设仲裁法院新加坡国家小组有意提名她参选；今年7月，她被正式提名。新加坡两部门在投票日联合文告中称，陈惠菁是杰出的国际法实践者，有超过30年深厚专业知识，熟悉海洋法、环境法、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等领域。

二、规约第二条的留白：法官需要哪些能力？

国际法院法官的“综合素质”远不止“懂国际法”。规约第二条留下的是一个宽口径，而实际审判工作提出的是一张复合能力清单。至少包括以下几层：

第一，国际法各领域的专业厚度。国际法院案件覆盖领土与海洋划界、国家管辖豁免、使用武力合法性、气候变化责任、环境损害、人权与人道法交叉问题。法官不能只熟悉某一分支，而须在公法、条约法、习惯国际法、国际责任法等基础领域有可检验的功底。

第二，司法审判与法律推理能力。国际法院不是学术论坛，法官要参与书面程序、口头听审、证据评估、合议庭评议和判决起草。能否把高度抽象的原则转化为可执行的法律判断，能否在多数意见与个别意见之间保持推理一致性，是“法学家”与“法官”之间的关键区别。

第三，多边谈判与分歧弥合能力。国际法院十五人合议庭本身就是一个小型多边场域。法官来自不同法律传统，对同一规则可以读出不同含义。能在不牺牲法律原则的前提下收敛分歧、形成可被多数接受的判决文本，是一种稀缺能力。

第四，比较法与跨法律传统理解力。规约第九条要求法官全体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法系”。这不是装饰性条款。普通法、大陆法、伊斯兰法、混合法系以及不同区域国际法实践，对证据、程序、国家实践的解释习惯并不相同。法官需要具备把一方法律概念翻译成另一方能够理解的语言的能力。

第五，语言能力。国际法院正式语文为英文和法文。法官未必人人双语流利，但至少应能无障碍使用其中一种工作语文，并理解另一种语文的裁判文本。判决的措辞差之毫厘，执行中的争议可能失之千里。

第六，合议庭协作与独立判断。法官由本国团体提名，但一旦当选，须独立履行职责，不接受任何政府指令。独立性与合作性并不矛盾：在评议中坚持判断，在判决中尊重合议，是职业伦理的一部分。

第七，公正、诚信与职业道德。新加坡文告称陈惠菁“诚信、公正”，这并非套话。国际法院的权威不来自强制执行机制，而来自判决的说服力和法官个人的可信度。回避规则、保密义务、避免外部不当影响，都是“能力”的制度前提。

第八，实务感与判决可执行性意识。国际法院判决最终要落到国家行为上。法官如果只熟悉条约文本和判例汇编，而缺乏对规则如何被国家机器实际消化、扭曲或抗拒的感知，判决的说服力就会在执行起点上打折。

第九，案件管理与效率能力。国际法院案件周期长、程序复杂。法官需要理解程序规则、证据开示、时间管理，推动合议庭在合理期限内产出判决。司法能力不仅是“想得对”，也是“判得出”。

第十，对国际法发展的眼光。国际法院的判决不仅解决个案，也塑造习惯国际法的形成。法官需要对规则演进保持敏感，既不激进造法，也不因守旧而让规则失去现实解释力。

这张清单并不试图穷尽“好法官”的全部。它想说明的是：规约第二条的“公认为国际法之法学家”只是最低门槛，真正坐在海牙法官席上的人，需要把学术能力、司法技艺、多边沟通、语言工具和职业道德合成为一种复合素质。

三、陈惠菁样本：BBNJ经历为何被反复提及

新加坡政府在提名文告中列举陈惠菁的资历：超过30年国际法实践；担任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政府间会议主席，引导长达五年复杂且高风险的多边谈判，最终促成2023年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BBNJ协定》；在常设仲裁法院、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员小组等担任职务。

维文评价说，陈惠菁深厚的专业知识、对法治的坚定信念，以及在化解分歧时理解不同观点的能力，都将成为国际法院的宝贵资产。唐振辉则说，她“不仅将国际法理解为一套法律学说，也将它视为各国作出决策、管控分歧和开展合作的框架”，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稳健判断力，也深谙法律推理在实践中可能产生的影响。

BBNJ经历之所以被反复提及，正因为它同时检验了多种能力：海洋法与环境法的专业厚度、多边谈判的程序掌控、不同法律传统之间的语言转换、在高度政治化场域中把分歧收敛为文本的技艺。国际法院审理的许多案件，很少是纯粹的法条演绎；法官面对的往往是法律传统不同、地缘政治利益对立、对同一规则可以读出不同含义的国家。一个只在书斋里精通国际法的法学家，未必能在十五人合议庭中把分歧收敛为可执行的判决。

当然，陈惠菁的履历强项不在国内司法审判，而在国际法实践与多边程序。这恰好提示：国际法院法官的能力结构不是单一模板。规约允许“最高司法职位之任命资格”或“公认为国际法之法学家”两条路径，选举人要检验的是候选人能否把各自的经验转化为合议庭中的司法判断，而不是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

四、小国逻辑与“代表性”的边界

陈惠菁的候选人身份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意涵。新加坡是一个小国。维文在支持声明中的逻辑毫不掩饰：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一直受益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因此当多边机构承受压力时，“小国更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对一个没有足够实力通过双边施压保护自身利益的国家而言，国际法院不是可选项，而是结构性需求。小国对国际法治的态度，不是“理念偏好”，而是生存理性。

这与大国的处境构成有意义的对照。大国同样使用国际法，但大国拥有国际法之外的工具。当判决不利时，大国的“退出选项”远多于小国。因此，一个来自小国的法官，其对规则确定性的执着、对“双重标准”的敏感、对判决可执行性的关切，可能与来自大国的法官存在可辨识的差异。这不是说大国法官必然不公正，而是说处境塑造问题意识。唐振辉说陈惠菁体现了新加坡所追求的贡献方式：“有原则、务实、兼顾不同观点，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在 smaller state 的语境中，“务实”与“解决问题”指向的正是规则必须真正管用的紧迫感。

但“代表性”也有边界。规约第九条要求的是法官全体代表各大文化和主要法系，而不是把席位分配给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组。地区轮换惯例可以解释选举政治，却不能替代能力检验。一个候选人是否适任，最终仍要回到专业厚度、司法技艺、独立公正和跨文化理解力上来。

结语：选任的是法官，检验的是体系

回到纽约的投票现场。五席更替，十人角逐，程序会在几轮投票后产生结果。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不是谁跨过了绝对多数的门槛，而是这套选任机制在多大程度上仍然能够产出一种稀缺的组合：既拥有无可争议的专业能力，又具备跨法律传统的感知力；既能在合议庭中独立判断，又理解判决落地时一个弱国所面对的约束；既忠于规则文本，又不把规则当成回避现实的挡箭牌；既能用法学语言写作，也能用多边程序语言让不同立场的人坐下来把文本谈成。

《国际法院规约》把这些期待压缩进了“品格高尚”和“公认为国际法之法学家”寥寥数语之中。近八十年过去，世界早已不是1945年的样子，但规约的留白仍然把定义“资格”的权力交给每一次选举中的政治判断。陈惠菁的候选资格之所以值得认真对待，不在于她来自一个小国因而“理应”获得一个席位，而在于她的履历恰好把一种复合的、实践导向的、对分歧有敏感度的法律人格呈现了出来。无论投票结果如何，这一点本身，就是对“谁有资格裁判世界”这个问题的某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