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移居背景下台北市中华地名文化景观研究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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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作为人类活动的空间投影，是理解人群迁徙与历史发展的关键切入点。结合扎根理论与GIS空间分析方法，系统梳理大陆移居背景下台北市中华地名的构成类型、分布规律及命名机制。研究表明：（1）台北市中华地名涵盖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两大类别，整体构成以“中华文化命名逻辑的地方映射与空间再现”为核心的命名体系。（2）大陆移居地名整体呈由西部向东部扩散、中心城区高密度聚集的分布趋势。（3）三大移居群体地名空间特征各异，地名与族群迁徙路径高度吻合，闽南移居群体地名集中于淡水河沿岸平原，客家移居群体地名多分布于丘陵山区，后期移居群体地名集中于老城区。（4）台北市中华地名文化景观是复合型的文化景观，其形成受自然地貌条件与大陆族群迁徙活动的影响，展现了地方认同感与文化延续性。

关键词：地名文化；大陆移居；景观特征；GIS技术；台北市

0 引言

地名是溯源城市历史、社会变迁的重要媒介，承载着地域社会的集体记忆和社会文化符号。地名学是人文地理学中十分重要的一门分支学科，传统地名研究主要聚焦于地名的起源、演变、语源、类型划分和社会文化现象等领域，且研究方法多以定性描述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及地理信息系统（GIS）、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地名研究视角和方法不断拓展和创新。不少运用GIS技术和空间分析方法，去深入分析区域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形成机制及文化内涵，为地名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海峡两岸学者从不同视角针对台湾省地名进行了探索。台湾学者的研究多从地名沿革、社会文化等方面予以考察，大陆学者的研究则从两岸文化同源性视角出发，强调两岸地名文化在根源上的紧密联系。然而目前对区域或城市地名的系统研究尚不充分，尤其缺乏对城市地名与人口迁徙过程、定居模式之对应关系的分析。

台北市是中国台湾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其地名文化拥有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也是了解台湾文化的重要窗口。自明清时期闽粤人口的大规模开垦以来，大陆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与民间信仰逐渐融入当地，由此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地名体系与文化景观。因此对台北市地名文化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加以研究，有利于从微观角度揭示台北市地名文化景观的生成逻辑与空间演变规律，也更有利于理解城市化进程中的族群空间记忆，并构建两岸城市认同，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地名资料主要来源于“台北市资料大平台”（https：//data. taipei）以及“政府资料开放平台”（https：//data. gov. tw/dataset/53677），获取区划地名536个、聚落地名1129个，包括地名名称、含义、经纬度、行政区划、历史渊源等内容。结合《台湾地名辞书（卷廿二）台北市》、《2003台北区里界说》及“台湾地名信息资讯服务网”（http：//gn. moi. gov. tw）进行核对。经查询，台北市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设立的州厅系统已在台湾光复后进行废除，因此本研究删除日本殖民台湾时期产生的地名及无从考证的地名，特别地增加统计了日本殖民台湾期间中华各民族移居群体新产生的地名。经多轮文本校核与语义去重后，最终筛定1475条有效地名样本作为研究基础。

1.2 研究方法

（1）扎根理论方法。采用扎根理论对地名资料进行系统编码分析，从地名含义、历史渊源等文本中提炼核心概念，通过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地名命名文化机制（图1）。本研究将1475条地名文本中的1300条地名进行逐步扎根编码，其余175条样本作为饱和度理论检验，最终完成地名命名文化机制的初步理论构建。

（2）GIS空间分析方法。本研究结合反距离权重插值、重心分析模型与标准差椭圆方法对台北市地名做定量化处理。研究选取2km为搜索半径，以某个地名为中心画圆，计算该圆内同类地名占总地名数的比例，由此反映地名的集中程度。在此结果上构建空间趋势面，通过已知数据点来估算未知位置数据值，以此体现地名在台北市内部的空间聚集程度与扩散路径。重心分析模型与标准差椭圆方法能够反映出大陆移居群体地名的空间分布方向、离散程度和中心位置。

2 台北市地名类型及特征

2.1 地名类型的多样性，并呈现与大陆地名命名相一致

地名承载着丰富的自然与文化信息。本研究将台北市的1475条地名划分为大陆移居地名与大陆移居前地名两大类。大陆移居地名指明清以来大陆移居群体命名的地名，大陆移居前地名指大规模人口移居前已存在的、反映自然地理或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的地名。根据统计，大陆移居地名占地名规模的74%，大陆移居前地名占26%（图2）。在明清时期闽粤籍先民大开垦后，台北市少数民族如平埔族逐步与汉族人民融合，由于语言不同，留存相当规模且未曾经过音译或受大陆文化影响的地名，反映出大陆移居群体在台北市分布特征（图2）。

除去382个大陆移居前地名，本研究将其余1093条移居地名按景观特征划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大类（表1）。自然景观类地名中水文水系类和地形地貌类占比较高。水文水系类的地名频数为254，占自然景观类的43.20%，反映了早期移居者“择水而居”的聚落习惯，且频繁出现“港”“潭”“溪”等含水字地名。地形地貌类地名中多出现“仑”“崎”“坑”等字，这是移居群体对山、岭、坡、坳等自然形态的标记。在人文景观地名中占比最多为相对位置类地名，常以“上下左右”“东南西北”等空间方位词命名。其次是建筑工程类地名，其中“厝”“庄”“堡”等字均为福建、粤东的传统定居形式，体现了移居者对原乡聚落模式的传承。

2.2 台北市地名是中华文化命名逻辑的地方映射与空间再现

本研究从地名文本中提炼关键概念并进行聚类，归纳了地形地貌类、水文景观类、动植物类、建筑工程类等11个初步范畴（表2）。通过分析各范畴的属性和逻辑关系，进一步总结为自然环境映射、人文活动体现、文化信仰表达、历史记忆与愿景4个主范畴。在编码过程中，同一地名往往蕴含多重文化维度。如“朱厝仑”地名的本意是“建于小丘的朱姓聚落”，它同时涉及到了自然环境映射与人文活动体现两种范畴。经过开放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分析，研究构建出以“台北地名中华文化命名逻辑的地方映射与空间再现”为核心的模型（图3），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命名逻辑。

2.3 中华地名空间分布与历史时期迁徙活动呈正相关关系

基于移动搜索法的空间平滑分析，将台北市中华地名进行二值化处理，生成连续趋势面，以体现大陆移居地名的集中程度，得出台北市中华地名文化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图4和图5）。分析发现，移居地名从台北市西部及淡水河沿岸区域向东部和南部内陆地区递增态势，反映了大陆移居群体在台北地区开垦拓殖的历史演进过程。早期其主要在淡水河河口沿岸地带聚集定居，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繁衍，逐渐深入淡水河内部及向台北市东部、北部以及南部拓展发展空间。大陆移居地名主要集中在台北市西部的万华区、大同区与中部的中山区、松山区、大安区、信义区，与该地区早期的迁徙活动、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在北部地区和一些较偏远的地区，移居地名分布较为零散。

3 台北市地名空间分异与文化内涵

移居地名是指大陆人口向台湾迁徙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地名。移居群体出于多种原因进行地名命名，主要包括纪念祖籍、表达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反映新居住地的特征。根据群体的不同，可进一步划分为闽南移居群体、客家移居群体和后期移居群体（特指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当局迁台的大陆各省市移居群体，下同）3类。

3.1 闽南移居群体地名群系空间特征和文化表达

闽南人作为早期移居台湾地区的主要群体之一。从标准差椭圆和移动搜索法运算结果（图6）来看，闽南地名主要聚集于台北西部的淡水河沿岸以及台北中部平原地带，而北部的闽南地名较为分散，呈现西北至东南走向分布态势，与闽南人迁台路径、垦台历史及传统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闽南地名的空间分布反映了该族群传统上依赖海洋的生活风俗。闽南人长期以海洋为生，从事渔业、贸易等活动，徙台后亦倾向于在滨水空间定居。淡水河、基隆河作为台北市的重要水系，是历史上交通和贸易的重要通道，闽南人选择在沿岸聚居，利于其海洋贸易与土地垦殖；台北中部平原地带土地肥沃，适合农业生产，也吸引了大量闽南人前来定居。闽南地名中常带有“厝”“仑”“陂”“湖”“潭”等，如“朱仑厝”“白石潭”“牛稠湖”。“厝”意为安身的住处，往往是同姓人聚居之地；“仑”指的是小山丘；“陂”指池塘；“湖”在闽南语中多指盆地，而湖泊多用“潭”。

3.2 客家移居群体地名群系分布特征和文化呈现

与闽南移居群体地名的密集分布相比，客家移居群体地名在台北市分布则规模小且相对分散。根据统计结果（图7）来看，客家移居群体地名分布呈北—南方向，在山区或丘陵地带则相对集中，与客家人在大陆山区活动规律相一致。客家人作为较晚迁台的群体，平原地区获取土地较为困难，而山坡地相对来说人口稀少、土地资源丰富，更符合其定居和耕种的习惯。客家族群地名常见“坑”“坪”“寮”等字，如“石壁坑”“大坪林”“内寮”等。“坑”指山间谷地或溪流旁，反映客家人多选择山区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和山林开发；“坪”指地势平坦开阔之地，适合开垦农田和建造房屋；“寮”为简易小屋，多为客家人临时住所，后逐渐发展成村落。

此外，从图7可以看出，台北市南部地区客家地名规模相对较大，这可能与台北都市化进程中桃园、新竹、苗栗等地的客家人逐渐迁入有关。早期客家人在面对复杂社会环境时往往成为“隐蔽群体”，通过隐藏自身文化特征以有利于融入社会。当发展障碍因素消除后，他们便不再需要保持隐形状态。大安区通化街客家地名就是一个典型区域，成为客家移居群体重要聚居地之一。

3.3 后期移居群体地名群系分布和社会文化

依据标准椭圆差与移动搜索法结果（图8），后期移居群体地名呈西北—东南向分布态势，与闽南地名椭圆差结果近乎重合，在台北中部老城区（万华区、大同区、中正区、松山区、中山区）聚集并向周边区域扩散。

后期移居群体主要是在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当局迁台的大陆各省市人士，被政府统一安排在城市周边的眷村。约200万人口的涌入，基本上改变了当时台北市的人口、文化和社会结构。在眷村命名上，形成了大量以大陆原乡命名的聚落地名，如“长安里”“重庆里”等，寄托其对故土的思念。同时，国民党当局恢复或更名了大批地名，如“忠孝”“博爱”“中兴”等，强化中华传统文化认同。随着都市化发展，后期移居群体的聚居区从万华区、大同区等老城区逐步向东拓展，地名亦呈现出都市化特征。

4 台北市中华地名文化生成逻辑分析

作为中华地名文化的组成部分，台北市地名命名传承了中华地名文化环境认知及其命名方式和原则，自然和人文地理实体成为其命名的主要依据，在“名从主人”原则下，形成台北市中华地名空间格局和文化特征呈现。

4.1 地貌类型及结构系台北中华地名空间格局的环境基础

台北地处淡水河流域，地形以盆地为主，加上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地名的空间格局来源于当地的地貌类型与结构。即地形地貌类地名中常出现“仑”“岭”“岗”等字眼，以“大仑脚”为例，其中“仑”指的是小山丘，“脚”用来表示山丘的底部位置，这种命名方式反映出早期移居群体善于通过对周边地形的观察来为地方命名。水体特征也是地名形成极为重要的因素，如“港墘”中“港”是指河流，“墘”是河畔，整个聚落是沿基隆河而建，过去是船只停泊的地方；新店溪畔的“景美”（原称“景尾”），意思是新店溪的末端。早期先民还会根据动植物的特征来命名，例如“鹿角坑”是因为当地的溪水形态像是分叉的鹿角而得名，而“香蕉湖”地名与当地的农作物种植有关。竹子是台湾常见的植物，有弹性也比较耐风，人们常在房屋四周种植竹子防风，于是就有了“竹围”等地名。这些动植物类地名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生态和移居群体对当地自然资源的依赖。

4.2 大陆族群迁徙和垦殖是台北市中华地名文化播衍反映

台北市的地名中蕴含着丰富的大陆迁移文化印记。不少地名直接或间接指向早期大陆移居者的原籍，并且赋予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如“诏安厝”这一地名，“诏安”反映此地是漳州籍同乡进行拓垦与聚居的，其中“厝”在闽南语里是房屋的意思，透露出福建先民对家乡建筑形态和聚居方式的一种延续。大陆移居者还将传统职业和经济活动融入地名之中，由此展现出他们在台北的生存与发展轨迹。“菜市街”能看出这里是台北早期农业市场的聚集地，“打铁街”则说明这里曾经是铁匠铺集中的地方。这些地名成为研究台北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移居群体经济活动的重要线索。台北市地名中也很大比例体现了当地的宗教信仰。福建籍移居者来到台北后，通过修建妈祖庙将妈祖信仰带到这片土地上。自此“妈祖庙”逐渐成为当地社区文化的象征，是延续大陆家乡文化的重要场所。

台北市的地名也融合了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交融特点，表现出移居者文化融合与创新的特征。如“加蚋仔”为凯达格兰族“gara”（沼泽地），后来被迁入的汉族居民沿用下来，并赋予其新的文化含义，成为台北历史文化的重要符号。这种文化融合丰富了台北市的地名文化，推动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合扎根理论与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台北市中华地名的类型构成、空间格局与命名机制进行了系统考察，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台北市中华地名主要分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两大类别。自然景观类地名以地形地貌、水文景观及动植物为主要命名来源，人文景观类地名则涵盖建筑工程、相对位置、土地垦殖、姓氏集聚、宗教信仰、美好愿景、精神道德及纪念意义等多个范畴，提出台北市是“中华文化命名逻辑的地方映射与空间再现”的核心范畴。

（2）台北市中华地名的空间分布与大陆移居群体的历史迁徙轨迹高度吻合，呈现由西向东递增的空间特征，北部偏远地区的地名相对零散。移居地名高密度区主要集中在台北市西部的万华区、大同区与中部的中山区、松山区、大安区、信义区，与上述地区早期的先民开垦活动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

（3）3类移居群体的地名在空间分布与文化内涵上各具特征。闽南移居群体地名集中分布在台北西部淡水河沿岸及中部平原地带，呈西北—东南走向，这跟该群体依海而居、从事渔业贸易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客家移居群体地名规模较小、相对分散，主要分布于山区或丘陵地带，这与客家族群晚迁台湾、在山地寻求生存空间的历史背景大致对应；后期移居群体地名同样呈西北—东南向分布，但更聚集于台北中部老城区，这一带既有大量以大陆原籍命名的聚落地名，也有不少带有浓厚中华文化认同色彩的政治性地名，形成了两类地名并存的文化景观。

（4）台北市中华地名的形成机制呈现出自然环境与人文活动互相作用影响的特征。台北盆地地形与淡水河水系直接塑造了大量自然类地名，大陆族群的迁徙路径、垦殖活动、宗教信仰与原乡记忆则构成了人文类地名生成的核心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部分地名可能已随着社会变迁或行政区划调整而逐渐消失，甚至是被新地名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台北市中华地名文化景观现状的准确性。研究方法的选取是以讨论地名空间分布特征为主，对地名生成背后的具体社会经济因素的量化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未来可考虑引入回归分析或机器学习等方法。此外，研究案例仅聚焦了台北市一个城市，尚未与台湾省其他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后续研究可在更大地域尺度上开展对比分析。除此之外，把地名文化景观研究和城市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结合起来，探讨地名遗产在城市更新中该怎么保护、怎么活化利用，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展开的方向。

作者：马乙鑫，龚楷雯，王彬

来源：宋柄燃

选稿：《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26年第4期

编辑：耿曈

校对：贺雨婷

审订：汪鸿琴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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