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局外人”到“建设者”：嵌入视角下选调生助力乡村振兴机制研究

姬会然，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

白晓阳，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

［摘　要］本研究致力于探讨初出校园且有流动预期的选调生如何实现从“局外人”到“建设者”的身份转型，助力乡村振兴。研究发现，在“主体身份嵌入—信任嵌入—认知嵌入”三重机制的协同作用下，选调生融入乡村并推动了乡村发展。其中，主体身份嵌入为信任生成奠定基础，信任嵌入推动认知创新，认知嵌入反哺信任关系与身份认同，最终推动乡村振兴。制度赋予选调生治理主体资格，具体的场域位置触发能动性治理。选调生通过情感互动、制度与组织建设，重塑乡村信任纽带。以此为基础，借助知识优势，选调生推动外部理念、技术与乡村地方性知识的创造性对接，探索知识助农新模式。选调生参与乡村振兴呈现出“国家—精英—乡村”的互构共建关系：制度赋能下选调生成为乡村治理主体，推动乡村振兴；在建设乡村的同时，也被乡村所形塑；在助力振兴的实践中，完成了从“外部派驻者”到“内生建设者”的身份转型与价值实现。

［关键词］选调生；嵌入；乡村振兴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梳理

当前乡村发展面临深刻变革，选调生参与乡村振兴不仅是对乡村人才的补充，更承载着为乡村注入新思想、新方法与新活力的时代期许。然而，大多来自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选调生，如何融入一个在社会关系、行为逻辑上与之存在显著差异的乡村社会，并从中发挥作用？选调生如何超越短暂的“过客”身份或“镀金”标签，实现从“局外人”到“建设者”的根本转变？选调生在乡村振兴中的转型，不仅关乎选调生个人成长与政策效能，更是观察人才下沉与乡村发展互动的独特窗口。学术界既有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选调生角色适应视角。相关研究聚焦选调生个体心理适应、能力提升与职业发展。学者着眼身份认同带来的职业适应困难，认为先赋性身份的片面化、外赋性身份的疏离化、实践性身份的游离化使部分选调生面临职业适应困境，提出要构建以身份认同为核心的一体化培养机制（赵诗莹，2024）。另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指出生活质量、工作环境、晋升前景是影响选调生工作和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于君博、滕亮，2015）。对于选调生的心理困惑与矛盾，有研究进一步提出，一方面要强化选调生使用、升迁等方面的刚性措施，另一方面选调生要增强自我调适（施卫华，2012）。该视角虽关注选调生的成长发展，但难以全面评估选调生政策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整体效能。

其二，选调生嵌入乡村社会视角。为了破解上述理论困境，部分研究将“嵌入”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探讨选调生融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从身份重构出发，学者提出构建政策协同、思想引导、社会互动、专业发展、评价激励等多维度体系，系统解决青年人才的社会融入问题（阙明坤等，2023）。基于政治、关系和认知嵌入逻辑，学界探讨了大学生村官对国家—基层组织—乡村社会间关系的重塑（张国亚等，2024）。然而，现有研究或笼统地使用“嵌入”一词描述选调生下基层的现象，或忽略嵌入过程的多维性与动态性。尽管有研究提出了政治、社会、文化嵌入或制度、组织、认知嵌入等框架，但尚未系统揭示选调生从“局外人”到“建设者”的身份转换机制。

其三，政策实践视角。选调生嵌入乡村取决于政策与实践的互动。学界梳理了选调生政策的沿革与合法性基础，强调选调生政策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衔接，避免制度冲突，同时强化培训针对性与实践锻炼机制（滕玉成、王铭，2015）。以此为基础，针对政策实施中存在选拔机制不健全、基层培养流于形式、晋升通道狭窄等问题，学者提出高校应提前开展选调生预培养，加强政策宣传与实习锻炼，提升学生基层适应力与职业匹配度（萧鸣政等，2015）。另有研究聚焦青年人才的精准化、差异化培育，指出要构建老中青梯次配备的干部结构，优化青年干部在地化培养机制（李海金、刘凤萍，2024）。对于在地化实践中选调生面临的“回应性”伦理困境，学者认为“垂直回应性”的形成是“选拔标准”与“实践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提出要完善政治化机制（段哲哲，2021）。该视角关注政策的作用，多将政策视为外在的、静态的约束条件。然而，政策要素与选调生的能动性并非割裂，选调生助力乡村振兴需要将政策视为“赋能性要素”，关注政策或制度与主体的互构。

既有研究对理解选调生基层实践具有重要启发，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相关研究分别探讨了主体、关系、制度等要素，但缺乏能够整合“主体—关系—制度”的分析框架，以系统解释选调生与乡村互构共建的机制。本研究将选调生与乡村的关系定义为双向赋能、共生共荣的有机整体，以“嵌入”视角构建“主体身份嵌入—信任嵌入—认知嵌入”分析框架，阐释选调生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从而为理解乡村振兴中的人才作用机制提供参考。

二、理论框架及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嵌入理论最早由匈牙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提出。波兰尼（2007）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纠缠于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之中。嵌入理论经由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发展，认为多数经济活动都紧密地镶嵌在社会关系中，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交易行为通常是嵌入在包含着信任和信赖的长期关系之中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嵌入”逐渐被用来研究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成为探究多个主体间动态耦合关系的有效理论工具。

基于此，本文将“嵌入”理论与选调生在乡村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构建“主体身份—信任—认知”三重嵌入分析框架，意在结合具体的制度结构、互动主体及实践情境解释选调生助力乡村振兴的机制。在此框架中，主体身份嵌入是选调生凭借制度赋予的合法身份与职责权威，在乡村场域中开展能动性治理的过程；信任嵌入指选调生通过与村民的情感互动融入乡村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将人际信任转化为制度化信任以积累社会资本，并最终通过构建组织信任推进村庄合作；认知嵌入是选调生系统理解并有效接续由乡土常识、非正式规则及村民日常实践构成的缄默知识体系，通过知识再生产，实现知识助农的过程。

将嵌入理论作为分析视角考察选调生群体，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青年阶段是从学生过渡到社会成员的重要转变期，选调生嵌入乡村伴随着剧烈的角色转换、社会互动与能力提升，动态特征明显；另一方面，选调生兼具高学历背景与制度性身份，其推动乡村振兴是观察国家青年政策落地、青年人才基层成长及青年力量参与国家战略发展的生动窗口。因此，构建“主体身份嵌入—信任嵌入—认知嵌入”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入剖析选调生在乡村振兴场域的调适与创造过程。

（二）研究设计与田野概况

本研究采取嵌入性案例法。嵌入性案例法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是指在一个主要分析单位中并行多个分析单位（次级分析单位），以便拓展研究范围并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殷，2017）。该方法适用于探索动态及系统过程（Eisenhardt & Graebner，2007）。在本研究中三元村是主要分析单位，选调生、村镇干部、村民等行动者为次级分析单位。在次级分析单位中，选调生W为核心个案，其他选调生、村民、村镇干部等为关键的互动参照单位。本研究以选调生在三元村的乡村实践为切口与主线，考察主要分析单位三元村所发生的变化及选调生助力乡村振兴的机制。

1. 研究方法与过程

研究者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收集资料。在两个多月时间里，研究者通过参与村内日常事务、列席各类工作会议及在村内常态化走访，近距离观察选调生的工作，感受选调生与各主体的互动过程及其在具体工作中面临的真实困境，形成了翔实的田野笔记和访谈记录（见表1，其中所有人名和地名均做了学术化处理；访谈记录的编码由访谈时间、访谈对象身份和访谈顺序构成，A代表村民，B代表除了选调生W之外的其他选调生，例如，访谈记录20250304-B1即指2025年3月4日访谈的选调生B1）。由于选调生的特殊性，在访谈对象的选取上，本研究采用了“组织渠道引荐”与“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者通过正式渠道与地方组织部门沟通，由其推荐在三元村及其周边村镇任职且具有代表性的选调生。其中，选调生W在三元村承担关键角色并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绩，因而被确定为本研究的核心个案。在对选调生W访谈的基础上，经由其提及的重要工作关联人，研究者扩大了选调生访谈范围，构建了局部性的选调生互动网络。

2. 田野介绍与研究对象特征

本研究的田野调研点三元村位于鲁中地区J市，村庄三面青山环绕，是道地药材种植基地，先后获批“一村一品”示范村、生态文明村、省级卫生村、宜居乡村示范村等称号。三元村是当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村落，并为选调生施展才干提供了平台。本研究也关注了周边与三元村同属一个乡镇的其他村庄的情况，尽管各村庄发展条件和产业特点不尽相同，但能够为理解选调生基层实践提供有益参照。

选调生是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部门从高校择优选拔的应届毕业生，这支队伍是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及县级以上机关高素质工作人员的重要来源。选调生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精英属性突出。选调生年龄一般为23~30岁，属于品学兼优的应届本科及以上毕业生。“高学历”“高素养”是该群体的共同标识与核心优势。并且，选拔中的综合素质评价与结构化面试等多重关卡，有效保障了队伍的整体素质。二是异地空间流动。绝大多数选调生实行跨地域任职，一般被派遣至原籍以外地区工作，由此形成“原生地—求学地—派驻地”的空间轨迹。从下沉深度来看，大多数选调生来自城市，但其工作去向为县、乡镇、行政村等基层，目的是在基层实践中增长才干、磨炼意志、服务群众。另外，选调生的流动方向也呈现出梯度差序，主要从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逆向输送，体现了国家区域均衡发展的政策意图。三是制度赋能。选调生助力乡村振兴的优势根植于“制度赋能—结构性授权”的复合机制。该机制一方面赋予选调生合法性身份与资源渠道，另一方面将服务绩效与职务晋升相关联，驱动其主动创新，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积极行动者。本研究访谈的选调生均具有以上三个特征。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理论层面确立了“嵌入”分析框架，并在方法论层面完成了对选调生乡村实践的经验获取。基于此，下文将具体探讨选调生如何通过“主体身份嵌入—信任嵌入—认知嵌入”机制，实现与乡村的互通共建。其中，主体身份嵌入为选调生基层实践提供制度基石与能动空间；信任嵌入构筑行动主体与乡村的情感与社会纽带；认知嵌入通过知识融合与范式创新，实现外部智慧与内生发展的有机统一。在这一过程中，选调生超越“外部派驻者”角色，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积极行动者。

三、主体身份嵌入：

增进基层治理效能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2016）曾指出“结构性”与“能动性”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其中结构性要素关注规则、资源、技术等客观稳定存在的因素，而能动性要素关注行动主体在治理活动中的意愿和能力，两者互相影响，共同作用于社会治理的最终结果”。选调生制度及相关政策安排作为结构性要素，为治理实践提供了稳定的规则框架与资源支持；而选调生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治理效能的最大化有赖于结构性要素与能动性要素的良性互动。

（一）制度赋予“基层治理主体”资格

选调生身份的确立源自系统的“能力—政治”筛选机制。选调生的招录一般由省委组织部组织，其中，笔试、面试是能力“选优”，旨在选拔出能力上的精英；而政治筛选是政治“选对”，旨在甄别出政治上的可靠者；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确保选调生既在能力上出类拔萃，又在政治上忠诚可靠。如山东省选拔录用选调生的条件中指出，原则上选拔政治素养好、道德品行好、组织纪律观念强的高校毕业生（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4）；山西省要求被选拔者为中共党员，同时担任学生干部时间一年以上（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5）。筛选的权威性与严格性向乡村治理的传统主体传递了选调生的可靠性，降低基层治理体系接纳“外来者”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与行动风险。

“我当时通过山东省委组织部发布的选拔录用选调生公告，报名了常规选调的选拔考试，经过笔试和结构化面试两道最严格的关卡后进入体检和政审环节，所有流程走完之后按照综合成绩录取。我现在锻炼的岗位也是组织部门根据填报的志愿和工作需要安排的。尽管刚到岗时干部及村民认为我这个半大小子干不出什么大事，但他们还是认同上级筛选的权威性。”（20250215-W）

合法性是权力被视为正当并得到认可的特质，“能力—政治”筛选机制解决了选调生进入乡村的合法性问题。然而，抽象的合法性要转化为有效的治理实践，必须通过制度性任命这一关键环节。具体而言，制度性任命是指依据成文的、非人格化的组织规则与程序，为达成特定公共目标而进行的职位授予行为。选调生入村一般会被委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或其他重要职务，从“外部派驻者”转变为“内部行动者”。如河南省选调生分配安置办法规定，由各省辖市党委组织部结合工作需要，统筹分配选调生到各县区工作，其中，中共党员任所在录用单位党支部书记助理，非中共党员任所在录用单位村委会主任助理（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2024）。由此，选调生作为功能可见、权责清晰的制度角色，被纳入既有的乡村组织运行框架中。职务与职责带来的角色设定使村干部和村民能够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减少因身份模糊而产生的试探成本与防范心理。

“刚来的时候，村里介绍我是上面来的选调生，大家客气，但更疑惑，不知道我具体要干啥、能干啥。直到上级正式下发文件，任命我担任党总支书记助理兼乡村振兴项目专员，情况立刻就明了了。有了这个明确的身份，我再去走访、开会，感觉就完全不同了。以前村民会觉得你是‘客人’，现在他们会直接来找我，我这个外人一下子就被塞进了村里办事的流程里，成了一个有固定接口的‘自己人’。”（20250213-W）

其他选调生的经历也普遍印证了这一点。选调生B1在产业重点村担任“产业孵化员”，也表示：“我的职责非常聚焦，就是对接电商平台和农产品加工厂。因为目标明确，村里合作社的负责人很快就把我当成了专业顾问，而不是一个泛泛的驻村干部。职责清晰极大地压缩了相互试探的过程。”（20250304-B1）

而一位在初期尚未获得明确职务的选调生，则从反面印证了明确身份的重要性。任职初期的选调生B5介绍：“我刚到的前两个月，没有具体分管领域，介绍时就说我是‘来学习锻炼的’。那段时间最难熬，我想帮忙但不知从何入手，村民想找我也不知为何事。那种‘目的不明’的感觉，像一层无形的隔膜。后来镇上给我明确了负责‘文明乡风’和‘政策宣讲’，我才算真正‘落地’，找到了工作的突破口。”（20250213-B5）

可见，由组织权威背书的“制度性身份”宣告了选调生角色的合法性与任务的正当性，为“陌生的年轻人”提供了最初的也是最关键的信任担保。尽管制度为选调生提供了“入场”资格，但无法自动消除所有微观层面的挑战。真正的治理效能创生于选调生如何运用制度赋予的合法性身份，去主动学习、沟通、破冰，最终从“组织派遣者”转变为“自己人”。

（二）场域位置触发能动性治理与创新

“场域位置”并非简单的物理空间，而是由制度安排、权力关系与利益诉求共同构成的关系性网络节点。对选调生而言，场域位置既是制度性身份与实践性角色的交汇点，也是其发挥能动性并实现在地化创新的空间。作为组织部门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选调生既背负着上级部门对其服务基层的价值期待，也面临着目标任务清单的具体考核。例如，为贯彻中央组织部关于选调生到村任职工作有关要求，山东省委组织部下发通知，在全省到村任职选调生中开展“八个一”活动，即开展一轮入户走访、结成一个联系对子、办好一批服务事项、牵头一场集体活动、参加一项重点工作、列席一次乡镇会议、建立一套村情档案、撰写一篇调研报告，进一步推动到村任职选调生扎根农村、经受锻炼。目标任务清单为选调生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框架，引导其深入基层问题场景。如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提出，“让选调生参与矛盾纠纷调解、拆迁项目、社区村‘两委’换届、信访维稳等重点难点工作，培养其敢碰硬、不畏难的品质”（中共泰安市泰山区委组织部，2020）。基层是充满复杂矛盾与“棘手问题”的场域，书本知识与政策条文在具体情境中往往失灵，真实场域中的困境倒逼选调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在地化创新”与“实践性知识生产”。选调生W在乡村矛盾纠纷调解中，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可操作的伦理共识，以“唠家常”的方式促进沟通，使法的程序理性与乡土社会的差序伦理圆融于具身实践中。这种“智慧缝合”不仅有效弥合了制度断层，也丰富了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治理哲学。

“村民们在村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习惯了约定俗成的情理，调解乡村纠纷搬出法律条文和政策文件效果都不大。我发现，要先讲‘情’再讲‘法’，得用他们的‘语言’和逻辑把事情的利害关系掰扯清楚，再顺势把法理引进来，这样一来，事情的处理既合情合理，又于法有据，符合法治精神和程序，避免了后续隐患。”（20250213-W）

选调生W所展现的是在文化规范层面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动性，而这种基于场域位置创造性地弥合制度与生活之间断层的实践，并非孤例。在技术应用层面，选调B6同样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适应性路径。“推行数字化治理的初衷是好的，但我在一线发现了一个新的断层：数字化治理追求效率和标准化，与村里老年人具体而微小的现实能力脱节了。这不仅是‘老年人是否会用手机’的技术问题，更是老年人能否公平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问题。于是，我主动担当了‘数字专员’的角色。每到养老、医保线上认证时，老人们就会到村委会排队找我。大概因为我耐心、负责，后来他们缴水电费、扫二维码都来找我，戏称我比他们儿女还管用。”（20250614-B6）

选调生W与B6的实践共同表明，场域位置是将选调生的制度性身份转化为创造性角色的关键界面。选调生不仅是政策执行者，更是政策调适的桥梁与治理创新的行动者，尤其在国家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选调生应对新兴挑战、弥合政策落地缝隙、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作用更为明显。

四、信任嵌入：

增强共同体联结

传统村庄以血缘、地缘和熟人社会为基础，以互惠关系及与生命仪礼为依托的人情往来维系着乡村社会的内在联结。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交往方式正经历深刻变革，既体现于关系内核的价值理念重构，也呈现为外部连接方式的系统革新。研究显示，理性选择与利益考量日益成为考察乡村社会关系亲疏距离的关键维度（陈浩天，2011）。在社会变革期，选调生作为外来主体通过“信任嵌入”修复和增强村庄共同体联结。信任是支撑共同体的基础，若缺乏相互信任，共同体不可能自发形成。选调生在驻村过程中，主要通过情感互动、制度导入与组织激活推进现代信任关系与村庄共同体的构建。

（一）通过情感互动融入村庄社会关系

村庄以伦理为本位，“伦理的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梁漱溟，2005）。村庄共同体的黏性来源于长期的共享经验和情感纽带。选调生作为“局外人”，初入乡村时并不具备共享经验。访谈发现，选调生们大多选择参与村庄重要仪式，主动营造“共享经验”。“为了突破身份困境，将自己从‘外来者’转换为‘村里人’，我主动给村里办红白喜事的人家帮忙，利用自己会写毛笔字的特长，经常承担记礼账的任务，甚至过年的时候也带着亲手写的春联去挨家挨户地拜访村民。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村里人慢慢开始接纳我。现在走在路上不管是谁都会和我打招呼，这让我有了归属感。”（20250213-W）

由于“熟人社会”中的差序格局，信任关系具有内外有别的特点。村民对“自己人”的信任远高于对“外来者”的信任。选调生W 通过观察发现，乡村熟人社会在人情机制下隐藏着互惠逻辑。运用互惠逻辑拉近距离的方式在其他选调生中也颇为常见，在邻村工作的选调生B6也谈道：“为了争取信任，我就学习当年红军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方式，通过回应需求建立情感连接，以主动作为换取村民对我的认可。”（20250315-B6）

选调生W有一本民情日记本，上面记录了三元村诸如路灯不够亮、行动不便的老人就医缺少陪伴、乘凉的亭子没有及时修缮、村里的小孩放学后没人辅导作业等各种各样的诉求。面对这些诉求，选调生及时走访调查，主动为村民排忧解难。在与村民的访谈中，这些情感融入的行为得到了村民认可和感谢。“新来的选调生是我们这里学历最高的人，一直想让他帮孙子补补功课，那天在门口遇到随口提了一嘴，没想到小伙子还一直惦记着，现在他的办公室一到周末都快变成村子里的学堂了，好几户人家都把孩子送到那里去。”（20250211-A2）

乡村振兴进程中村庄发展任务繁重，社情民意中的微观需求容易被忽略，选调生入村发挥了微关怀的作用，通过村民的情感回馈与行动反馈与其建立信任关系。

（二）以制度化信任积累社会资本

吉登斯（2011）曾提出“抽象体系中的信任”，在现代社会中信任更多地依赖于规则与专业知识。传统熟人社会的信任是基于血缘、地缘和长期交往积累的熟悉感。然而，现代社会单纯依赖传统的个体化信任，难以适应复杂的利益协调需求。有研究表明，当农村人情消费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引发对方的互惠逆向厌恶，进而导致信任水平下降（梁海兵、张华，2023）。因而，现代乡村需要构建制度化信任，将社会关系从个体化转向规则化，通过增进社会资本的积累，维护共同体的良性运转。社会资本是群体成员为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其积累过程本身就是共同体塑造的过程。对此，康芒斯（1962）指出，“假使不能有把握地预期别人在未来及目前不会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别人一定会实现他们的诺言，那么像人类这样一种靠‘预期’生活的家伙，就会不肯生产、储蓄或交换”。选调生W入村后发现，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要低于对亲朋好友、邻居街坊的信任。亲友邻居的生活和行为相对简单透明，且失信行为受到舆论约束。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则依赖于村民对干部行为、政策结果、信息透明度的主观感知和评价。“乡村治理，治的是事，理的是心，如果群众不信任你，再好的政策也难以推行。刚到村里的时候，我发现有时候村干部在办公室里工作，村民在门外看，有时还会听到一些关于低保名额、项目补贴的闲话和猜疑。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下大力气完善了村务公开制度，坚持定期公开财务收支情况和项目进展，村民们心里就有了底，对村干部的信任感回升。”（20250511-W）

选调生W通过“信息公开”为信任重建打下了基石，而要将这种初生的、相对静态的信任转化为稳固且能动的治理合力，则需要将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这正是选调生B6在实践中探索的深层逻辑，即从“结果知情”到“过程当家”的信任升级。“只有结果公开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过程民主，在涉及关系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时，我积极推动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让村民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中。这一系列‘透明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带来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家觉得村干部是办事公道、值得信赖的‘当家人’，也大幅提升了一个村的凝聚力。”（20250216-B6）

选调生W与B6的实践共同说明，选调生通过制度建设，将乡村信任从依赖个人关系的“人格化”模式，转向依赖规则与程序的“制度化”模式，从而实现了社会资本的公共性积累。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正如选调生B5的体会所揭示的：“推行村务公开和民主决策，听起来是共识，做起来却常有阻力。我曾推动一个项目分红方案的民主评议，但部分村民代表由于历史积怨或担心得罪人，在会上不愿表态，导致议而不决。这让我意识到，制度化信任并非一蹴而就，它既需要刚性的制度程序，也需要柔性的沟通艺术来化解心结，是一个‘破冰’与‘立制’并行的漫长过程。”（20250317-B5）

因而，村务公开与参与式治理通过构建“透明与负责”的新规范，将信任的基础从私人关系转向制度绩效。但制度化信任的构建是一个兼具制度刚性与人情柔性的复杂社会工程。

（三）构建组织信任，推进村庄合作

村庄合作的瓶颈，并非缺乏信任，而是缺乏将传统信任“现代化”“制度化”的载体。因此，需要构建新的、更高级的信任平台即合作组织。一方面，现代农村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化设计，将个体间的合作提升为集体行动，为信任的嵌入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化载体。另一方面，合作组织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将分散的农户纳入一个共同体，增强了群体成员之间的利益纽带，从而为重塑村庄公共性提供了动力。

“中草药种植合作社的成立很不容易，起初大多村民是观望态度。我通过村‘两委’发动几户年轻的村民作为带头人先干起来。经过发展，合作社与农业大学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聘请教授驻村长期提供技术指导，合作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提高育种效益。持观望态度的农民看到合作社信息渠道广、技术力量强，也逐步加入进来。为避免熟人社会的随意性，我们还建立了社员章程。我们现在建立的良种示范园、药材种植区、生产加工区等园区，发展势头良好，社员享受到了入社分红，对抱团发展的能量有了新的认知。”（20250221-W）

由此可见，借力村庄熟人、建立规章、兑现利益是引导村庄从传统人情社会向合作的共同体转变的重要经验，重点不在于“无中生有”创造合作，而在于“承前启后”转化信任，将村庄里弥散的、基于人情的信任凝结为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组织信任。

五、认知嵌入：

探索知识助农新模式

波兰尼指出人类有两种知识，一种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地图、数学公式来表述的显性知识，以逻辑性、公共性、批判性、抽象性为主要特征；还有一种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缄默知识，以非逻辑性、非公共性、非批判性、情境性为主要特征（Polanyi，2013）。人的创造性活动是综合运用显性知识与缄默知识的动态过程。选调生带入乡村的现代知识属于显性知识，其中技术是显性知识的物化体现，信息是构成显性知识的基础材料。农民长期实践积累的知识属于缄默知识，其载体为经验丰富的农民、地方传统、非成文的乡规民约等。“认知嵌入”作为知识融合与实践创新的机制，为开拓知识助农模式提供了新方案。选调生知识助农的本质是促进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的对话、转化与融合，这一过程不仅是知识的融合，更是认知方式和价值观的双向互动，为助农实践提供了创新的可能。

（一）辨识乡土智慧，激活缄默知识

现代化与城市化作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重塑了人类的知识体系。在这一进程中，植根于特定地域文化与实践的“地方性知识”往往被标准化、普遍性的现代知识体系边缘化。乡村地方性知识并非“落后”的代名词，而是人类应对复杂环境的智慧结晶。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需要构建既保持科技进步又包容文化多样性的社会生态，最终实现现代性知识与地方性智慧的创造性共生，共同服务于乡村发展。选调生W主导了三元村缄默知识的分享、挖掘，并使缄默知识显性化，如用市场分析、生物技术等现代知识，对传统黄花种植知识进行标准化及效率提升。从“知识遮蔽”到“发现缄默知识”再到与显性知识结合，选调生与农民合力将乡村传统发展模式升级为以农事学堂、休闲观光、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全方位知识体验为核心的综合价值链。

“说实话，刚派到村里的时候，我潜意识里还带着一种‘我来帮助你们’的优越感。这种心态很快就被现实教育了。我虽然是大学生，但对中药材的认知基本为零。有一次我见村民在晾晒一堆‘枯树枝’，就很冒昧地问这是什么，人家笑着告诉我，这是五味子，然后如数家珍地跟我讲，什么时候采摘药效最好，阴干和晒干有什么区别。我突然意识到，农民不是没有知识，他们的知识其实是一种深嵌在实践里的隐性知识。”（20250213-W）

选调生所讲的“隐性知识”就是“缄默知识”，选调生用现代知识将缄默知识转化为创新性知识，形成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的知识资本。这条“知识共生型”乡村发展新路，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展现了既扎根乡土又面向未来、既富有文化底蕴又充满经济活力的乡村振兴新范式。

（二）构建现代技术与乡村知识的创新接口

乡村地方性知识作为农民长期实践积累的智慧，具有地域适应性，但对农业转型升级与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不足；而现代知识虽然在技术和管理方面更具优势，却在乡村实践中因缺乏本地化适配而难以落地。选调生兼具“体制内”与“情境化”的独特优势，能够构建使现代新技术与地方性知识相互看见、相互协商，最终创造性融合的“社会—技术接口”。在推广生态农业技术时，选调生B3促成了两种知识的对话。

“我们村曾面临典型的‘认知冲突’。技术专家带着生态农业的‘科学话语’下来，讲的都是原理和长远效益；而村民们信奉的是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哲学’，他们最关心的是立竿见影和成本可控。我们构建了一个对话渠道，将专家的‘为什么’和农民的‘怎么办’结合起来考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专家建议的物理防虫灯，老农根据风向和地块经验调整了布设位置，效果大增。”（20250417-B3）选调生B3所实现的是两种知识体系在生产领域的深度融合，而认知嵌入的效力同样体现在品牌与文化建设上。在三元村，选调生W的实践表明，将地方性文化知识转化为现代市场所能理解的符号，同样能激发出巨大的振兴动能。

“三元村有‘扁鹊故里’的文化底蕴和优质中药材，但这些东西在过去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我的任务就是当好‘文化转化员’，把我们村独特的地方性知识，转换成互联网时代的通用语言。我创立‘扁鹊故里’账号，不只是简单卖货。我们讲的每一个药材故事，设计的‘锦鲤祈福’活动，都是在将深奥的中医文化和吉祥寓意，转化成大众喜闻乐见的视觉符号和情感体验。我们卖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一个美好的文化寓意，这样就将流量转化为有温度的文化认同，最终形成了‘产材互促、文旅共融’的良性循环。”（20250517-W）

（三）嵌入信息要素，驱动传统农业跃迁

由于非竞争性和正外部性特征，信息能够突破稀缺性约束，赋能传统要素。数字时代，信息已远超传统生产要素的辅助角色，演进为重塑生产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驱动力。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中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如生产的盲目性、市场的局限性、组织方式的滞后性等，其深层原因均可追溯至信息不对称这一结构性约束。

作为具备现代知识结构和信息敏锐度的新生力量，选调生的作用在于通过系统性、组织化的信息集成，助力农业从“信息孤岛”向“信息密集型场域”转变。

一是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传统农户常处于“原子化”的分散状态，在信息获取、处理和利用方面有显著劣势。选调生W发挥其职责权威与组织协调能力，对接政策部门和电商平台，系统获取并整合惠农政策、价格动态与市场需求等信息，与农户共谋种植策略和销售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信息并非独立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嵌入并赋能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等，提升土地配置效率和劳动产出效能。

二是构建在地信息系统，实现信息互联。选调生牵头组建电商小组，并建立了集信息采集、包装设计、网店运营、物流跟踪于一体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从生产到销售的全流程信息化覆盖，使订单跟踪、物流管理和包装设计等环节得以标准化和透明化。“选调生帮我们打通了电商的全流程，尤其是让我们自己学会了看数据、跟进订单。现在咱们五味子、黄花菜的价格透明了，销售渠道也稳定了。”（20250215-A1）

三是搭建多主体参与的信息共享网络，以信息互动孵化助农新项目。选调生创建“选调合作社”和乡村创客空间，吸引返乡青年、外来团队和志愿者加入新农村发展。定期举办的“新农人”座谈会与项目对接会，搭建了一个信息交汇平台，分散的信息被赋予新的联结方式和意义结构，从而“涌现”出单一路径无法产生的创新方案与发展思路。“我们定期组织座谈和项目对接会，让大家在信息共享中碰撞想法、发现机会。信息与认知的深度融合，实现了创意的涌流，如中药体验旅游路线设计、文创产品开发等，都是在信息互动中实现的。”（20250219-W）

在信息赋能农业跃迁的过程中，选调生通过搭建平台、激活网络、引导过程、促进转化，构建起有利于信息碰撞与知识重组的“能量场”，将信息流转化为创意流，最终落地为具体的产业价值流。

六、总结与讨论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主体身份嵌入、信任嵌入和认知嵌入是相互支撑、逐步深化的动态闭环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既有逻辑层次上的递进性，也有实践中的互动性和反馈性，共同构建了选调生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

主体身份嵌入是奠定信任关系与认知互动的基石。主体身份嵌入是三重嵌入机制的逻辑起点，也是信任嵌入和认知嵌入得以开展的前提。在乡村熟人网络中，外来治理主体的身份认同和社会接纳需要通过制度和行动逐步获得。制度所赋予的“基层治理主体”资格，为选调生介入乡村事务、建立公共信任创设根基。同时，选调生在村庄治理结构中的具体场域位置开展的能动性治理实践，将制度身份转化为与村民进行情感互动、与地方性知识进行认知对话的具体行动。主体身份嵌入构建了信任嵌入与认知嵌入得以展开的初始条件与实践平台，驱动选调生从结构意义上的“在场者”，深化为乡村社会网络中可信的“自己人”与发展理念的“引领者”。

信任嵌入是连接主体身份与认知的关键枢纽。信任嵌入是三重嵌入机制的核心枢纽，贯穿于主体身份嵌入与认知嵌入的全过程。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信任不仅是选调生有效开展工作的基础，也是推动乡村社会协作与创新的关键。在主体身份嵌入的基础上，信任嵌入进一步深化了选调生的社会认同。通过与村民的情感互动和合作共事，选调生消除了与村民之间的隔阂，增强了与他们的情感联结。与此同时，信任嵌入为认知嵌入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村民只有对选调生的能力与意图产生信任，才会积极参与认知互动，与选调生共同探索治理与发展的创新路径。因此，信任嵌入既是主体身份嵌入深化的过程，也是认知嵌入得以实现的桥梁。

认知嵌入是助农创新的实现与信任的反哺。认知嵌入是三重嵌入机制的目标指向，也是主体身份嵌入与信任嵌入的最终实践体现。通过认知嵌入，选调生能够将外部资源、技术、信息与乡村社会的实际需求相结合，形成知识助农的实践模式，同时反哺主体身份认同与信任关系。认知嵌入与主体身份嵌入之间存在显著的反馈关系。选调生通过认知嵌入优化农业发展模式，既提升了村庄的经济效益，也巩固了选调生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强化了主体身份嵌入的效果。同时，认知嵌入的成果也对信任嵌入起到强化作用。村民通过认知创新获益，进一步增强了对选调生的信任。

总之，主体身份嵌入为信任生成奠定基础，信任嵌入推动认知创新，认知嵌入反哺信任关系与身份认同，最终推动乡村振兴。主体身份嵌入、信任嵌入和认知嵌入不仅具有独立的功能价值，在逻辑与实践中也相互支撑形成了动态的正向循环。

通过考察选调生从“局外人”转变为“建设者”的过程，本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首先，选调生成功融入乡村并发挥效能的关键，在于循序渐进而又相互强化的三重嵌入机制。主体身份嵌入构成了“制度赋权”与“能动性激发”交汇的起点，制度不仅赋予了选调生作为“基层治理主体”的合法性资格，其独特的场域位置更触发了选调生能动性治理与创新的过程。其次，信任嵌入是关系性基础，选调生通过持续的情感互动与有效的制度、组织实践，与村民构建起基于规则的共同体纽带，将选调生的制度身份转化为实际影响力。最后，认知嵌入是效能的升华，选调生将其知识优势及外部视野与地方性知识创造性融合，推动农业发展模式创新。“主体身份嵌入—信任嵌入—认知嵌入”构成了选调生从“在场”到“认同”再到“引领”的完整过程。

进一步看，嵌入过程诠释了中国场景下“国家—精英—乡村”的深度互构关系。国家通过制度要素进行“赋能”，为关系互构提供合法性与发展资源；选调生发挥其“能动”作用，将宏观政策与微观实践进行创造性转换；乡村社会则以其深厚的地方性知识进行“反塑”，在接纳、考验选调生的同时，也为其打上深刻的乡土烙印，乡村也因此被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在这一过程中，选调生不仅推动了乡村振兴，其自身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念也被乡土文明重构。这一“互构共建”的动态过程，也预示着优化乡村振兴人才政策的未来方向：即从侧重于“下沉”的物理输送，进一步转向致力于“嵌入”的生态培育。

责任编辑：邢婷婷

《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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