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启动组阁程序，埃森科特得到四党支持，内塔尼亚胡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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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以色列大选初步计票落幕，一场新的政治僵局随之成型。

内塔尼亚胡右翼阵营、埃森科特反对派均未跨过组阁门槛，拿下创纪录19席的阿拉伯政党，意外手握左右政局的筹码。

但族群隔阂横亘在前，选票算数不等于政治能落地，这盘难下的棋，才刚刚开局。

以色列议会一共120席，按照规则，拿到61席才能组建稳定的多数政府。本次计票结束，内塔尼亚胡带领的右翼阵营53席，埃森科特的反对派阵营48席；剩下席位归阿拉伯政党，也就是联合名单加上拉姆党，合计19席，创下阿拉伯政党进入以色列议会以来的最好成绩，对比2022年大选的10席，席位数量几乎翻倍。

单纯从数字上看很有诱惑力：如果反对派拿到阿拉伯政党的外部议会支持，48加19等于67席，数学上满足过半条件，理论上具备推翻内塔尼亚胡看守政府的票数基础。

阿拉伯政党不是铁板一块，内部派系诉求差异很大，能不能持续稳定投信任票，本身就充满变数；这局面有点像三个人打牌，两边手里都有不错的牌，却没人敢率先亮底牌，所有人都盯着第三方怎么出牌。

阿拉伯政党方面已经公开表态，愿意为推翻内塔尼亚胡政府提供议会层面的外部支持。意思说得直白：可以在信任投票上投赞成票，帮反对派跨过门槛。但反对派这边，态度十分纠结。

埃森科特及其阵营内核心盟友，竞选期间就划下清晰红线：拒绝阿拉伯政党加入联合内阁共同执政；一部分核心成员更进一步，明确对依靠阿拉伯政党外部支持上台这条路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样诞生的政府先天缺乏足够的犹太阵营共识根基。

这不是临时改口，根源在于反对派阵营的自我定位：他们要搭建的，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框架下的政府。接纳阿拉伯政党入阁，等于要突破以色列政坛延续多年的族群政治边界。

左翼联盟内部，民主党主席亚伊尔・戈兰公开提出批评，认为拒绝合作是主动划出种族分界线；但他的声音，很难扭转阵营内部根深蒂固的顾虑。

想要看懂反对派这份纠结，就要回头梳理以色列阿拉伯裔公民漫长的处境史。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大约70万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或者遭到驱逐，成为难民。留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大约15万，就是如今以色列阿拉伯裔公民的源头，现在这部分群体大约占到以色列总人口的两成。

他们虽然拥有以色列国籍，但在建国之后长达18年时间里，长期处在军事管制之下：有宵禁约束，没有军方许可不能离开所属村镇，外出务工、看病、上学都受到严格限制。

这套管制体系的影响，不只是行动自由受限，更是长期结构性的压制。阿拉伯裔农民的土地持续被国家征收，大量阿拉伯裔被推入经济底层，成为廉价劳动力，长期处在弱势位置。民间的抗议时有发生，以色列当局一边镇压示威，一边通过教育改造等方式弱化其族群认同。

其中最沉重的一笔历史记录，就是1956年10月29日的卡夫尔卡西姆村惨案：苏伊士危机期间，边防警察在村民外出劳作、不知情宵禁已经下达的情况下开火。权威记载遇难48人，不少阿拉伯叙事会计入一名遇难孕妇腹中胎儿，统计为49人，死者里包含妇女与孩童；以色列法院后来裁定，开枪的命令属于非法，但涉案警察定罪之后很快获得赦免，几乎没有长期服刑。

直到1966年，以色列安全部门判断阿拉伯裔社会难以形成大规模对抗力量，才正式废除持续18年的军事管制。

形式上的管制枷锁拿掉了，可土地流失的事实已经定型，一代阿拉伯裔的上升通道、族群认同，已经在长期管控里被持续挤压。简单来说：他们拿到了国籍，却长期无法享有完整、平等的公民权利。

阿拉伯裔群体长期处在双重束缚当中：有组织的暴力反抗路径早已被拆解，政治参与被框定在“可以投票，但很难进入权力核心”的边界里；2021年算是一次罕见突破，拉姆党加入贝内特、拉皮德的联合政府。

但这个联盟先天派系矛盾重重，除了巴以、加沙议题分歧，还有宗教、定居点等多重裂痕，不到一年联盟内部接连有人退党，最终政府垮台。

这次破例也证明，那个长期的政治默契，并不是写在法条上的硬性规定，而是扎根在以色列社会结构里的强大惯性，一次突破，很难直接改变底层格局。

时间来到11月初，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的磋商程序即将启动。按照以色列法律，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在11月4日提交正式选举结果给总统，随后总统会约谈各个政党，听取各党推举的总理人选。

赫尔佐格本人多次表态，希望各方务实谈判，尽力避免再次大选，在他眼中，重新举行大选是所有选项里最坏的一个。

从目前各党表态来看，埃森科特这边已经集齐四支推荐力量：他自己的亚沙尔党、贝内特的贝亚哈德党、利伯曼的以色列家园党，加上民主党。

四家合力，推举埃森科特的支持规模超过利库德集团，外界普遍判断，赫尔佐格大概率会把组阁任务交给埃森科特。

有意思的是贝内特，他本身出身右翼定居点阵营，过去立场一度比内塔尼亚胡更加鹰派，如今反倒成为反内塔尼亚胡阵营里力推埃森科特的关键人物，以色列政坛阵营的流动，本身就充满戏剧性。

但反对派阵营内部远不是铁板一块。利伯曼一边支持埃森科特参选，一边公开批评，认为埃森科特竞选策略偏向壮大自身政党，最终反对派只拿到48席，远低于此前预期。

同时利伯曼划出两条红线：既不支持和内塔尼亚胡组建战时民族团结政府，也反对建立依靠阿拉伯政党外部支持维系的少数派政府，判断这类政府稳定性极差，很难撑过一年。

俄语移民出身的利伯曼，早年和内塔尼亚胡结盟，后来彻底决裂，是以色列知名世俗鹰派，他的看法，在中间选民和中间党派里分量不轻。

反对派内部还在拉扯，另一边内塔尼亚胡阵营率先发起舆论攻势。利库德集团发表声明，称本次选举结果上方笼罩一团“乌云”，指控阿拉伯政党存在行贿、恐吓选民、违规拉票、使用违禁软件等舞弊行为，还隐晦指向卡塔尔等外部势力介入选举。

利库德方面单独抛出一个说法：只差数千票，拉姆党一席归属就可能反转，进而改变整个议会格局。

警方很快公开回应，利库德提交的多项舞弊指控，经过核查没有找到对应的实据；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索尔伯格法官，联合辛贝特、总检察长一同对外发声，确认本次选举整体流程得当、有序。

不过索尔伯格也开启另一条调查方向，要求辛贝特核查是否存在境外资金动员阿拉伯选民的嫌疑，这一条线索，也会成为利库德后续持续炒作的抓手。

说到底，这盘棋的核心死结始终没变：阿拉伯政党手里的19席，反对派敢不敢、能不能用。

如果要接受阿拉伯政党的外部支持，埃森科特提出了四条合作底线：承认以色列是犹太民主国家、恪守独立宣言原则、全体公民承担兵役或者国民服务、认定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并摧毁其在加沙的军事力量。

这不是普通的政策谈判条件，本质上是要求阿拉伯政党先在核心国家认同议题上做出让步。

这次阿拉伯裔选民投票率接近80%，是数十年来最高水平。这股高涨的参政热情能不能延续，取决于这19席能不能换来阿拉伯裔群体实实在在的权益改善。

如果最终一番博弈之后一无所获，下次大选，很难再调动这么高的投票意愿。即便本次反对派顺利拿到阿拉伯政党的票源上台，前景依旧不容乐观。

阿拉伯裔现在手握可以决定政府存亡的选票，却很难单凭这些席位，直接扭转长期固化的政策走向。这也是以色列这套政治机器运转七十多年以来，最拧巴、也最真实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