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教授曾调查：中国农村当前最严重问题，不只农民收入太低

2016年，山西河曲县鹿固乡辉塔村曾发生一起骗取扶贫资金的案件。村党支部原书记刘俊雄自己并不养羊，却以养羊为名申请扶贫资金；上面派人下来核查时，他把坡地上的羊谎称为自己养的，就这样骗走了3万元补贴。

同村的危房改造补助等资金也遭到侵占。经查，刘俊雄还骗取危房改造等资金11.24万元，村委会原主任刘憨雄则骗取危房改造、村民供炭款等资金7.66万元。最荒唐的是，这些本该帮助困难群众的钱，竟成了个别村干部谋取私利的工具。

钱发了，政策有了，老百姓却连听都没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很难用“农民收入太低”来解释。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贺雪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驻村调研，写下了《新乡土中国》等一批研究，他的一个核心判断是：这些年农民的收入一直在涨，真正拖住农村的，并不只是账本上那一栏数字，还有变了形的消费、空掉的闲暇、散了架的人情关系和被带偏的价值观。

贺雪峰教授曾调查：中国农村当前最严重问题，不只农民收入太低。这句话放到今天，又多了一层更扎心的含义。

这层含义就是，国家给的钱，有不少根本没能落到农民手里。2026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一组数据：202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的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达到9.1万人。

202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9.1万人。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基层的“微腐败”绝不是零星个案。

种种迹象表明，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正在成为一项全国性的重点工作。很多人不理解：反腐不是一直在打“大老虎”吗，为什么现在把劲用到了村干部身上？

在我看来，原因很简单，因为农村的一些贪腐现象，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归纳起来，最突出的有三类问题，每一类都直接戳在农民最痛的地方。

第一类，是该给困难群众的钱，被村干部拿去照顾了亲友。2011年至2015年，安徽临泉县张新镇陶李村就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件。有位91岁的老人，老伴去世多年，无儿无女，自己也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多年没有得到五保供养。

可当地村干部对他不闻不问，反倒违规为自己的四弟一家5人申请农村二类低保，导致其一家违规领取低保金20520元。这种优亲厚友、侵害困难群众利益的做法，着实令人愤慨。

第二类，是开头说的那种情况：政策到了村口，就被截了胡。国家花了大量的钱去扶持困难群体，可有些困难群体压根不知道福利在哪里。

上面不清楚基层真正的难处，基层也看不明白上面的良苦用心，中间隔着一个把信息和钱一起“捂住”的人。时间一长，不信任和猜疑就会在村里蔓延开来，老百姓甚至会以为是国家没有管他们。

第三类，是把村集体的家当，当成自家的私产来变现。安徽泾县查济村的一名原村干部，在2016年到2024年任职期间，利用职权为他人在山场承包、工程建设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365.4万元。

2025年6月，该村干部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

重庆巫溪县一个村的干部更离谱，干脆把村集体当成了提款机：以整治公路、购买垃圾车的名义，7次套取村集体资金10.69万元；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7.5万元，并克扣群众退耕还林栽植补助费6.45162万元。经查，这些钱本该用于村集体建设和群众补助，却被他通过虚列开支、虚构事实、截留资金等方式据为己有。

看到这些案例，我最大的感受是，钱从来不是农村唯一的问题，钱怎么分、分到谁手里，才是真正的问题。一个家庭年收入多一千块还是少一千块，农民或许还能咬牙扛过去；可如果他发现隔壁开好车的人在领补贴，自己该得的救济被人截走，他心里那口气是咽不下去的。

收入低是穷，分配不公是寒心，后者伤人更深。而且这种寒心会传染。

一个村里出了一个“蛀虫”，村民们不会只骂这一个人，他们会怀疑所有的政策都是“上面说说而已”。下一次国家再推新的惠农措施，宣传得再好，也会有人冷冷地说一句：反正轮不到我们。

信任一旦塌了，修复它要花的成本，远比当初那几万块补贴大得多。所以整治村干部的腐败，表面上是在追回钱，实际上是在把老百姓对国家政策的信任一点点找回来。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对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的口子把得这么紧。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强化农村宅基地和农民建房审批管理，严查严防违法违规购买农房宅基地。

有人觉得这是限制，其实是一种保护。一旦把口子放开，个别资本就可能和腐败的村干部联起手来，把集体的山林、土地一点点变成个人的私产，到最后，农村就可能变成少数富人的私人领地，农民反而失去了最后的依靠。

有人会说，查这些“小官”有什么意义？抓大的不是更解气吗？我觉得恰恰相反。

第一，这些年落马的“大老虎”已经很多了，打虎和拍蝇本来就是同步进行的。第二，千万别小看基层。

很多农民一辈子没见过县长、市长，他们天天打交道的就是村干部。在他们眼里，村干部就是“公家”的化身。

再往深一层说，基层腐败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让所有好政策都“打折”。当土地征收变成某些人敛财的机会，当惠民资金变成某些人的私房钱，当工程招标变成利益交换，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落地，再充足的资金也会在半路流失。

国家发出去的钱到不了农民手里，乡村振兴就会卡在“最后一公里”，最终受损的是14亿人的整体利益。从数字上看，农民的收入确实在稳步增长。

国家统计局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809元，名义增长6.3%，比城镇居民快了1.8个百分点，城乡收入之比从上年同期的2.43降到了2.39。收入在追，差距在缩小，这是实打实的进步。

可越是这样，越要守住每一分惠农的钱，别让它在半路上漏掉。贺雪峰在调研里描述过另一种消耗：人情礼金一度在不少农户的支出中排到第二，仅次于吃喝；一些地方的彩礼高到几十万元，还要搭上房子和车子，掏空了几代人的积蓄。

这些和基层腐败看似不相干，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农民挣来的钱、国家给的钱，都没能真正变成好日子。收入是一道加法，这些漏洞却是一道道减法。

那么，农民自己能做些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是别再沉默。

纪检监察机关这些年一直在打通群众监督的渠道，各地的举报平台、村务公开栏、“阳光三务”系统越来越完善。看到补贴被截留、集体资产被私分，就要大胆地举报，一五一十地讲清楚。

基层的腐败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信息不透明和群众不敢说。制度上也要往前走一步。

补贴直接打到农民的银行卡上，村级账目定期在网上公开，集体资产的发包和处置全程留痕，这些办法已经在不少地方推开，效果很明显。把钱放到阳光下，伸手的人自然就少了。

我认为，与其事后一个个去查，不如在制度上让人没机会伸手，这比任何一次突击检查都管用。还有一点常被忽略：村干部的待遇和选拔也要跟上。

一个村支书管着上百户人家、几百万元的集体资产，在不少中西部地区拿到的报酬却并不高，能力强的年轻人不愿意回来，留下的位置就容易被“能人”把持。让有本事、守规矩的人愿意干、干得好，监督才有了另一半的支撑。

回到贺雪峰的那个判断，中国农村最严重的问题，不只是农民收入太低。收入低可以靠发展去追，靠政策去补；可如果国家给的钱被截留，集体的家底被掏空，再多的投入也会变成“竹篮打水”。

从严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说到底是在给农民撑腰，也是在给乡村振兴打地基。地基打牢了，农民的好日子才真正有了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