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余年治史，“中国好书”作者黄朴民带你换个读法看历史

历史，真的只有一种读法吗?

新书《反弹琵琶 ：另类读史笔记》是学者黄朴民四十余年读史心得的结晶，以“反弹琵琶”的逆向视角，重审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物与事件：孔子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勾践的胜利透着阴狠与卑劣，诸葛亮的《隆中对》竞是战略败笔，岳飞的死另有隐情……本书不唱道德高调，不循既定成说，以扎实史料和犀利思辨，还原历史深处的隐微人性。全书语言生动，见解独到，在正常中看出不正常，于合理中发现不合理，读来令人拍案叫绝。

读史至此，方知成败之外另有是非，功过之间别有天地。

这本书，献给所有不满足于标准答案、渴望独立思考的读者。

摘自《反弹琵琶 ：另类读史笔记》代序，有删减

文 | 黄朴民

常言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经”太“高、大、上”，我所读十分有限，“史”为我的谋生饭碗，所读自然会稍多一些。从上大学，到告别“坐拥皋比”，积四十余年，刚日、柔日皆与“史”打交道，感化挹注，潜移默化，多少会留下一些痕迹，即所谓“雪泥鸿爪”，成为自己生命历程中鲜活的一部分，其中的得失，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就不必在这里扯开了细说。

如今收录在这里的，是一组做历史“翻案”文章的汇集，不登大雅之堂，近乎游戏笔墨，卑之无甚高论，聊以自娱娱人而已。我多年读书和码字所获的一个体会是：阅读史籍，涂鸦文字，与其追求全面的平庸，不若寻觅片面的深刻。我不敢自诩拙文有什么“深刻”，但一鳞半爪式的心得，还是有一点的，剑走偏锋式的感悟，也不乏讨论的余地，故敝帚自珍，遂勒为一编，付梓刊行，以与诸同好分享。

应该看到，观念先行，将错综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图谱化，在我们这个号称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积淀的国度里，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譬如，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人们热衷于善恶两元的截然对立：正面人物以近乎“高、大、全”的形象矗立于后人的面前，很少去分析其作为一个人难以避免的人性弱点、人物软肋和人生败笔；反面人物则往往被“脸谱化”“妖魔化”，虽然有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人曾对此持保留态度，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论语·子张》）一类富有理性的话，但通常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啻空谷足音，一旦大风吹过，便了无痕迹。

于是乎，王朝的衰落乃至覆灭，人们不去考察其背后的深层次复杂原因，动辄将责任推卸到弱女子的身上，一句轻飘飘的“红颜祸水”，把帝王荒淫乱国的罪责解脱了一半以上。所以，夏代的灭亡，妹喜罪无可逭；殷商的覆没，妲妃造孽深重；是褒姒的一笑，使宗周的社稷灰飞烟灭；是西施的妩媚，让夫差死不旋踵走上不归之路。

这样的思维逻辑很单纯，很笔直，之所以会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结果，就是因为帝王为美色所误、所伤，“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其实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其他的且不说，夫差在吴越争战中渐落下风，直至败亡，主要原因，应该不是迷恋美色、寻欢作乐，而在于刚愎自用，昧于对战略局势的判断与分析，在战略方向选择上犯下大错，没有趁着夫椒之战的胜利一举翦灭越国，过早地实施战略重心的转移，把“北威齐晋”、称霸中原作为自己追求的战略目标。而勾践的胜出，靠的也不是西施、郑旦的“美人计”，而是他能够彻底打破“军礼”传统的束缚，不按正常的游戏规则出牌，突破道德底线，同时在国际竞争大环境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实现了越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勾践曾采纳大夫逢同的建议，奉行“结齐、亲楚、附晋、厚吴”的方针：“且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它的实施，果然诱使了吴国四面出击，到处树敌，自陷于孤立无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窘境，一脚跌入了勾践给他预备的万丈深渊。

然而，后人忽视了这些历史本相，简单地将越国灭吴的主要功劳记到“西施们”头上，这真可谓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毫无疑问，这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生态主导下的历史叙事逻辑，难怪乎，一些有识见的女子对此感到愤愤不平：“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由于自汉武帝时代起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思想文化战略，儒学遂成为长达两千余年的统治思想，其所倡导的价值观，也成为人们衡量道德、判断是非、区分善恶、认知美丑的根本标准。当人们在对历史真相进行回溯与考察时，儒学的价值坐标就像一双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手，悄悄地使人们有关历史的认知在不知不觉中迎合了儒家理念所设计的框架，或明或暗地打上了儒学精神的烙印。更有甚者，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伦理观的立场，来简单解读复杂的历史现象，并不惜以道德的名义，修正乃至虚构历史。这同样是典型的历史简单化、平面化解读。

譬如，儒家提倡“孝悌”之道，强调“孝”为百善之先，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于是，西周在夺取中原统治权前夕的泰伯、仲雍出走吴地事件，便衍生成了泰伯、仲雍顺从太公亶父的意愿，不给日后文王姬昌上位主政造成困扰，主动谦让退避，并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变成了言之凿凿的“信史”，具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但是，泰伯、仲雍奔吴的原因，是否就像《史记》《吴越春秋》等史籍讲的那么单纯？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如果将这一事件放在上古历史上东西方势力大角逐背景下考察，我觉得这中间的深层次因素，很有可能属于当时周族灭商战略部署上的重要一环，即泰伯奔吴为周族对东南吴地的有意识之经营，是周灭商整个大战略中的重要步骤之一。具体地说，周族通过泰伯、仲雍奔吴这着棋，将自己的势力顺利地楔入商人的后方，旨在切断商人重要战略资源——江西一带铜矿——的补给线，以实现周邦翦商的战略迂回和包抄计划。这一点，著名先秦史专家徐中舒先生亦早已察觉，尝言：“余疑太伯、仲雍之在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大王翦商之开端。”

很显然，将“太伯、仲雍奔吴”两种说法对照比较，第一种成说不免失之于简单，至于第二种意见，虽尚无铁证加以坐实，但是从逻辑上讲，似乎更能够成立。让贤奔吴说之所以有市场，成为正统与主流的观点，其实多少与隐隐约约的儒学道德伦理价值指向有某种关联。

这种将复杂的历史作简单化处理的做法，同样也在功臣与君主的关系分析上有充分的反映。动辄将君主诛杀功臣的原因，归结为“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功臣亡”。一般而言，这的确是大多数情况下的历史事实。但是，如果将“兔死狗烹”奉为认识君权与功臣关系的金科玉律，这显然是简单化、程式化的思想偷懒、研究失语。历史上的功臣遭遇，原因很多样，背景极复杂，有的也许是“兔死狗烹”的逻辑归宿，有的却是另有蹊跷。一概而论，难免以偏概全，甚至于郢书燕说。

譬如，越王勾践完成灭吴称霸大业后，两个最重要的功臣范蠡、文种，一个见机而作，及时隐退，躲过劫难；另一位不能知所进退，恋栈留下，结果落得枉送性命的悲惨下场，印证了所谓的“兔死狗烹”的铁律。但是，事情并不如此单纯，范蠡被逼得泛舟五湖，弃官经商，文种遭遇残酷的屠戮，其中越王勾践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却不是关键的原因。

细加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导致这样结局的根本原因，是范蠡与文种的身份问题。范蠡，字少伯，其生卒年不详，春秋末年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文种也作文仲、字会、少禽，一作子禽，春秋末期楚之郢（今湖北荆州）人，著名的谋略家。很显然，这两位都不是越国当地人，而是楚国人。

问题或许就出在他们身为楚人这一点上。

众所周知，在春秋时期，列国纷立，争霸兼并无已，晋、楚、齐、秦等大国为了牵制和打击各自的主要对手，纷纷“伐谋”“伐交”，争取与国，以为己援，力图使争霸敌手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晋国曾积极扶植和支持吴国对付楚国，使其从侧后骚扰进攻楚国，严重抑制了楚国北上争霸的势头。楚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战略态势，也利用越与吴为争夺江湖河泽之利，各自拓展疆域而导致的矛盾，积极鼓动越国从侧后威胁和打击吴国，以减轻吴国对楚的压力。而越国为了抗衡吴国，正需要有楚这样的大国支持。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构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

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之下，身为楚人的范蠡和文种跋山涉水来到越国，为越国攻吴出谋划策。范蠡因政见卓荦，智谋超群，很快就获得了越王勾践的充分信任，官拜上将军，与文种一文一武，辅佐勾践经国治军，“种躬正内，蠡治出外。内不烦浊，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越绝书·外传纪策考》）。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越国终于转弱为强，在政治、军事上彻底战胜吴国，勾践也因此登上了“霸主”的地位。事成之后，范蠡挂冠归隐，泛舟五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一代巨商，世称“陶朱公”。

文种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深富韬略，并具有极其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一点，连范蠡也是承认的，“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如果说，范蠡是刘邦手下的张良，那么，文种就类似于刘邦手下的萧何，双子星座，交相辉映。两人一起为勾践最终打败吴王夫差立下赫赫功劳。然而，灭吴之后，文种却比范蠡少了政治上的敏感与睿智。他自恃功高，没有听从范蠡的劝告，而是继续留在越国朝堂为臣，终于牵动了勾践的杀机，喋血长剑，黯然谢世。

勾践之所以必置文种于死地，应该说，与文种出身于楚国不无瓜葛。在灭吴事业未竟之时，勾践需要借重来自他国的能人干臣，替自己好好干活，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定式，决定了勾践不可能真正毫无保留地信任文种——当然也包括范蠡。对勾践而言，楚国的人才不过是利用的对象，一旦完成灭吴大业，这两位大功臣的利用价值就不复存在了，即所谓“以势利相交，利尽而恩义绝”。“利尽”就可以弃之如敝屣。

范蠡识相，主动引退，那就念在当年立下大功的份上，姑且网开一面，给一条生路；文种脑筋不够灵活，错将客气当福气，赖在高官的位置不挪窝，那就对不起，只好公事公办，刀斧“伺候”了。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勾践内心深处对“外臣”“客卿”根深蒂固的疏离与排斥。文种的倒霉，就在于他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份上的根本局限，误以为自己在越国待久了，就不再是楚国人了，以至于窝窝囊囊、不明不白地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可是，历史上的典籍，很少注意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认为文种的死，与后来的韩信被杀，多有相同之处，于是就将他的死因，轻忽地归结到“兔死狗烹”这一点上。这不能不说是简单化、程式化评论历史人物的做法，听起来振振有词，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地展示历史的本相，更谈不上揭示历史的规律，这当然是隔靴搔痒的皮相之见，不足为训。

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的想法尽管很幼稚，但也非常坦率，即：一切历史都是人心中的历史。说到底，历史不可能有绝对的真实，只能有近似的真实与逻辑的真实。所以，像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在一般的正史与儒家历史书写体系中，是那么的“温、良、恭、俭、让”，温情脉脉，令人心驰神往；但是在汲冢的《竹书纪年》历史书写系统中，却是那样的残忍血腥、刀光剑影。这让后人究竟该信从哪一种说法才对呢？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历史书写上存在着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的巨大空间，我们才可以对许多习以为常的历史解读与认知提出自己的质疑，做出别出心裁的解读。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质疑、这种解读，并不等于是要否定前人的研究结论，推翻早已固态化的成说，而只是希望能给人们展示考察历史本相的另一种视角与蹊径，为历史的解读与认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使历史的阅读与借鉴变得更加多样、更加生动、更加丰满。从这个意义上说，做某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翻案”文章，或许仍有一定的意义。

《反弹琵琶 ：另类读史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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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朴民

出版日期 2026.10

编辑推荐

很少见到一本历史随笔能同时做到“有料、有趣、有胆”。黄朴民先生是先秦两汉军事史名家，学问扎实，但笔下毫无学究气。他读史，不满足于讲故事，而是像侦探一样追问：史书为什么这样写？谁在书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于是，那些被脸谱化的人物一个个鲜活起来，那些被道德化的结论一条条松动起来。这本书适合所有不满足于标准答案的读者。它不会给你“标准答案”，但会给你“另一种可能”。历史没有绝对真实，但读这样的史，能让你离真实更近一步。

黄朴民

历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绍兴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撰写与主编有《中国历代国家统一战略研究》《中国兵学思想史》《孙子兵法十八讲》《中国兵学通史》等著作，相关成果先后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23年度“中国好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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