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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中国反家暴典型案例通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通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通报、新华社及中国新闻网公开报道、南方周末2019年12月《“不寒而栗”的爱情:北大自杀女生的聊天记录》及后续追踪报道。
2019年10月9日,傍晚七点十三分,北京一家宾馆的房间里,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孩打开了电脑。
她没有给谁打电话,也没有发消息求助。
她只是登录微博,写下七个字,点下发送,又把这条内容设成了“仅自己可见”。
那七个字是:我命由天不由我。
三个多小时后,她被送进医院。
再往后,是半年的昏迷,是一具再也没有醒过来的身体。
2020年4月11日,她走了,二十四岁。
她叫包丽,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本科生。
一年半以前,她还在跟男朋友争论一件事。
男朋友说,女孩的第一次是最美好的东西。
她回了一句,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我的将来。
一个月之后,她把那个人的微信备注改成了“主人”,此后再没改过。
一个人的“将来”,怎么会在三十天里被人拿走?
一个能把全校最大一场文艺活动办得滴水不漏的女孩,怎么会在一年里被改造成另一个人?
她两次走到生死边上,为什么都没能走开?
一场人民官司,为什么要打三年多才有答案?
六年过去,这个案子又等来了一件新的事,这件事的分量,远比一条热搜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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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环底下,那道一开始就露出来的裂缝
先把两个人摆出来。
包丽是北大法学院2016级的学生。
在同学印象里,她“无论长相还是穿着都极温柔”,多忙多累都笑着,说话不带刺。
她当时是北大学生会文艺部部长,北大最有名的校园活动“十佳歌手比赛”,是她一手操办的。
一个能把几百人的场子安排明白的人,做事能力、情绪稳定、社交分寸,都不会差。
牟林翰比她高一级,北大政府管理学院2015级。
他是北大学生会第三十四届执委会副主席,做过校学生会体育部长、院学生会外联部部长。
他拿过2015至2016年度北京大学三好学生,2019年还进了本校研究生推免的复试。
两个人的履历摆在一起,是那种典型的“校园精英组合”。
相识在学生会的工作里。
那会儿两个人各自都有恋人。
包丽起初并不看好他,她跟同学说过,这个人脾气不好。
牟林翰自己的回答更直接,他说自己的脾气“从来就没好过”。
他还喜欢打架,最爱看黑帮片。
包丽跟同学私下形容过他,说他“很像那种会家暴的”,每次生气都“超恐怖”。
这些话,是她在还没陷进去的时候说的。
一个人在岸上的时候,看得比谁都清楚。
她的性格底色,其实早就埋好了。
家里做生意,从小教她的是懂事、忍让、别给人添麻烦。
在学校里,她是那种会主动收拾残局的人,活动散了最晚一个走,谁情绪不好她去劝。
这种“高功能”的人有一个共同弱点:习惯把冲突往自己身上收。
她不是没有脾气,是把脾气都用在了体谅别人上。
牟林翰追她的时候,用的正是这套话术——我懂你的辛苦,我知道你累。
一个长期照顾别人的人,最渴望的不是被照顾,是被看见。
他给了她“被看见”的错觉,她就把门打开了。
在遇见他之前,她的生活是满的。
十佳歌手的初赛、复赛、决赛,场地、灯光、评委、票务,一件件落地。
她还跑实习,准备法考,周末回家看父母。
一个把时间排得这么满的人,其实没有空隙去应付一场高强度的精神消耗。
恋爱占的那一格,本来是留给她喘气的。
他进来之后,那一格开始往外扩,把别的格子一格一格吃掉。
先是周末,再是晚上,再是课间。
她的时间被重新分配,分配权不在她手上。
同学后来回忆,她那阵子常说“我得先回去一趟”。
“回去”这两个字,听着像回家,其实是回他的情绪里。
2018年8月,两个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包丽说喜欢他的理由很简单,一切都太合适了。
出身、学校、履历、家里见过的世面,样样都对得上。
可这段关系开始得太快,吵架来得更快,确立关系的第二天,两个人就吵了。
2018年9月16日到2019年10月9日,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在北大的学生公寓住过,在包丽家里住过,也在牟林翰家里住过。
2019年1月到2月,两个人还分别去了广东和山东,见了对方的父母。
按法院后来的认定,这些共同居住、见家长、经济往来的事实,已经构成了“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
这也是后来定罪的关键一块砖。
外人看到的,是一对般配的年轻人。
同学看到的,是一个“性格完全变了”的包丽。
从一个坚强、乐观、独立的女生,变成一个自艾自怜、满身罪恶感的人,只用了一两年。
她的好朋友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原来的包丽不见了。
哪去了?
被一段关系一点一点磨掉了。
包丽家在南方,父母做小生意,家里不算大富,日子过得体面。
牟林翰的父亲在金融系统工作,是某金融机构某省分行的负责人。
一个商人之女,一个金融干部之子,在世俗眼光里确实是“门当户对”。
可条件上的匹配,跟两个人能不能好好过日子,是两码事。
恋爱初期,牟林翰的“上心”是加倍的。
他会记得她所有的行程,会在意她跟谁吃饭,会追问她每一句话背后的意思。
这种密度,刚开始容易被当成在乎。
密度再往上一格,就变成了审讯。
具体的方式,是一点点试探出来的。
先是问行程,再是要定位,接着是“这个人是谁,删了”。
她的微信里,几个异性同学被删掉,几个聚会被推掉。
她晚回十分钟,手机里会跳出十几条消息,从“你在哪”到“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这些行为单看每一条,都能解释成“太在乎”。
连起来看,是一张网。
他还会挑时间。
夜里十一二点,人最困、最没力气反驳的时候,开始审。
一问就是几个小时,问到她说“我错了”为止。
睡眠被剥夺的人,白天连判断力都是借来的。
她那段时间总是困,同学以为她在熬夜复习。
包丽那会儿正准备法考,课业、实习、学生会的事压在一起。
她还是习惯性地把所有人的情绪照顾好,把自己的往后放。
一个习惯照顾别人情绪的人,最容易被一个只照顾自己情绪的人吃住。
牟林翰的情绪是那种随时会炸的。
他不高兴的时候不解释,只发火;发完火再回来道歉,再要一个拥抱。
这一套循环,在外人看来是“脾气差”,在关系里是“钩子”。
每一次道歉都在告诉她,他不是坏人,他只是控制不住。
每一次原谅都在训练她,把问题算到自己头上。
朋友不是没劝过。
有人直接说,这个人不正常,你赶紧走。
她替他解释,说他只是压力大,说他小时候不容易,说他其实很可怜。
施害者最有效的护身符,是受害者替他讲的那套苦。
劝的次数多了,朋友也疲了。
有一句很扎人的话,是后来同学回忆的:我们以为她只是谈恋爱谈得累。
“只是谈恋爱”,这四个字替多少伤害盖过盖子。
她自己也这么想。
她一边疼,一边觉得不该喊疼。
半年不到,她的社交圈已经开始收缩。
同学约她,她要先看他的脸色。
朋友劝她分手,她说“分不掉”。
这三个字,后来出现过不止一次。
“分不掉”不是不想分,是已经被教会了不敢分。
还有一层,是优秀带来的沉默。
一个从小到大被夸“懂事”“优秀”的人,最难承认的事是“我搞砸了”。
承认自己被控制,等于承认自己蠢。
越聪明的人,越容易在这个坑里待得久,她总能替对方找到理由。
她把所有异常都翻译成“他太爱我”。
翻译得越顺,越走不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学历、能力、家境,在这类事上一点用都没有。
精神控制挑的不是笨人,是那些自我要求高、又习惯反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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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不是处女”,怎么变成了一把刀
2019年1月,这段关系开始变味。
变味的由头,是她的过去。
牟林翰开始纠结她以前的性经历,心生不满。
法院认定里写得很克制,说他“多次追问性经历细节,与包丽发生争吵,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
“高频次、长时间、持续”,这六个字是判决书里最重的六个字。
它们不是形容一次吵架,是形容一种日常。
追问细节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刑罚。
问一次,是好奇;问一百次,是逼供。
他要的不是事实,是让她一遍一遍地把过去重新交代,一遍一遍地在他面前低头。
交代完了,还要评判。
“你怎么能这样”“你不干净”“你欠我的”。
一套话反复说,说的次数够多,听的人就会开始信。
“处女情结”这个词,这些年不怎么被讨论了。
可它在一些关系里,依然是最顺手的一把刀。
它的逻辑很奇怪:一件已经发生、无法更改、也不伤害任何人的事,被当成一笔债。
债主是男人,欠债的是女人,还款方式是终身服从。
这套算法一旦成立,后面所有要求都顺理成章。
打掉一个孩子,是还款。
做绝育,是还款。
在身上刻字,是还款凭证。
一个人只要接受了“我欠你”,她就会自己给自己上刑。
这也是为什么,法院把“纠结过往性经历”写进了判决的事实部分。
它不是八卦,是动机,是这场虐待的起点。
这之后,是那些后来被媒体披露、让人看了发冷的细节。
他把她的微信备注改成了“主人”,她在他手机里的角色,是一条狗。
他要求她在身上纹“我是牟林翰的狗”,还要把纹身的过程录下来。
他要求她拍裸照。
他提出让她“为我怀一个孩子,再打掉,我留下病历单”。
他还提出让她去做绝育手术,把病历单交给她。
这些要求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在她的身体上,刻下他的所有权。
正常的情侣会吵架,会和好,会一起吃饭看电影,会商量周末去哪儿。
这些要求的本质不是性,是支配。
纹身是印章,病历单是收据,裸照是抵押物。
一个人一旦把自己身上最私密的东西交出去,就很难再抬起头说话。
控制不只有罚,还有赏。
他会在骂完之后突然温柔,会带她吃饭,会说“只有我能包容你”。
这种忽冷忽热,在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间歇性强化。
赌徒离不开老虎机,靠的就是这个。
她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是巴掌还是糖,就永远不敢松手。
她的情绪被绑在他的情绪上,他高兴,她那天就天晴。
学业是最先出问题的。
法考的复习计划一拖再拖,看不进去书,做题错得离谱。
她跟同学说自己状态不好,需要调整。
一个被长期贬损的人,注意力会被吃掉,记忆力也会。
这不是懒,是耗尽。
她那段时间瘦了很多,照片里脸颊是凹的。
外人看到的是“为考试憔悴”,看不到的是每天几个小时的审问。
一个人把天气交给别人,她就再也没有自己的季节。
更狠的一层,是他把自己摆在了“受害者”的位置。
他不是在施暴,他是在“疗伤”。
他的痛苦是她造成的,她的顺从是赔偿。
这套逻辑最毒的地方在于,它让施暴者永远有理,让受害者永远欠债。
债务是还不完的。
还一点,他再加一点。
她低头一次,他就确认一次自己还有这个权利。
这就是精神控制最典型的运作方式:不是一次打垮你,是让你每天自己打自己一下。
这套办法有技术细节。
他会挑她最在意的地方下手:长相、家境、成绩、过去。
他会在她刚获得一点成就感的时候,把那点成就感踩掉。
他会把“我为你付出这么多”挂在嘴边,让她的每一次反驳都变成忘恩负义。
打击要打在自尊的支点上,才有效。
一个人被否定的次数够多,他会开始提前否定自己。
这叫内化的监视——他不在的时候,她脑子里还坐着一个他。
这里有一处矛盾,很多人没注意。
他一边把她贬到泥里,一边又在某些时候叫她“妈妈”。
他一边说要分手,一边又求她别走。
推和拉一起进行,人才会被困在原地。
纯粹的恶容易躲,忽冷忽热的恶躲不掉。
有人会问,一个北大的法学生,怎么会信这套?
这个问题问错了方向。
被控制的人不是判断力差,是判断的参照系被拿走了。
她的手机在他手里,她的行程他知道,她的朋友被疏远,她每天听到的评价只有一套。
一个人长期只听到一种声音,就会把那声音当成世界。
她那句“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我的将来”,是2019年上半年说的。
一个月后,她改口了。
改口这件事,比任何一条聊天记录都更能说明问题。
一个人的自我评价被人换掉了,她还没察觉。
她不是没反抗过。
她提过分手,也警告过他。
他每次都用同一个办法把门关上——死。
“你要是走,我就死给你看。”
这句话是控制关系里最有效的一句话,它把离开变成了杀人。
她背不起这条人命。
她一退,他就进一步。
退到后来,她自己都开始相信,留下来是在救人。
善良被当成了绳子,一圈一圈捆在她自己身上。
她也试过向外面伸手。
她跟同学说过“他脾气很吓人”,说过“我觉得我快撑不住了”。
同学听到的,是一个女生在抱怨男朋友。
“他就是脾气差了点”“你们俩好好谈谈”,这类话,把求救翻译成了撒娇。
她去过校医院,说过睡不着、心慌。
医生能给的是药,给不了的是“你正在被虐待”这句判断。
整个系统里,没有一个位置是专门用来接住这种伤的。
她只好把话咽回去,继续做一个正常的学生。
“正常”是有成本的。
她开始学会挑话说,学会把胳膊上的痕迹用袖子盖住,学会在群里发笑脸。
她甚至学会了替他圆场,朋友问起,她说我们挺好的。
伪装不是为了骗别人,是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像个失败者。
越伪装,越孤立。
越孤立,越只能回到他那里。
这是一个闭环,出口在门外,门是他关的。
还有一层,是羞耻。
那些裸照、那些病历单、那些写在聊天框里的称呼,全都见不得光。
一个人一旦觉得自己“脏了”,她连求救都会先替对方遮掩。
这也是这类伤害最难被发现的原因——受害者会主动替施害者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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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次走到边上,两次都被拉回来
2019年6月13日,两个人吵架之后,包丽割了腕。
这是第一次,她用身体给这段关系投票。
伤口不深,人还在。
这次之后,关系没有变好,反而更紧。
他开始把她当病人看,也开始把她当犯人看。
8月30日,又一次争吵之后,她吞了药。
她被送去医院洗胃,院方下了病危通知。
病危通知这四个字,在法律上是有分量的。
它意味着一个人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意味着身边那个人清清楚楚地知道,再推一下会怎样。
法院后来专门写了这一层。
判决认定,牟林翰“已经能够明确认识到陈某某处于生命的高风险状态”。
他不是不知道,他是知道了还继续。
洗胃之后,她的身体缓过来了,关系没有。
那段时间,两个人都要准备法考。
他还在骂,还在追着那件事不放。
她说过“我还会爱你,但我们真的没法在一起了”。
他的回应还是老一套,有时说要自杀,有时求她再打一个电话。
一边说要去死,一边把她拽回来,这两件事他做得毫不矛盾。
媒体后来披露过一段语音,是2019年8月中旬的。
音频里,包丽哭着说“林翰哥哥对不起”。
一个被伤害的人,在向伤害她的人道歉。
这句话里没有爱,只有被训练出来的条件反射。
她母亲后来反复听这段录音,听一次哭一次。
她母亲说,女儿后期联系少了,她以为是法考忙。
成年子女的求救,常常卡在“不想让家里担心”这道门槛上。
她把最难的部分留给自己,把“我很好”留给电话那头。
很多悲剧不是没人可求救,是求救的话说不出口。
孩子突然安静,也是一种信号。
这是一个母亲最普通的误判,也是这类伤害最擅长的伪装。
还有一件事,被媒体调查出来过。
牟林翰曾伪造过一张洗胃的诊断证明,向人表示自己也寻过死。
后来医院方面证实他在该院没有就诊记录,他自己也承认单据是伪造的。
用一张假的病历把自己也变成“为爱寻死的人”,这一手把责任又推回到了她身上。
需要说明的是,法院最终定罪的核心,是长期的辱骂与精神摧残,不是这些枝节。
可这些枝节解释了一件事——她为什么走不掉。
在她眼里,他不是施暴者,是一个随时会死的人。
她留下来,是在替全世界看着这条命。
一个人一旦把自己当成别人的安全绳,就不会再想着救自己。
事后再看,那两次极端行为,本来是法律可以介入的窗口。
2016年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已经给了两条路。
一条是报警,公安机关可以出告诫书,可以处罚。
一条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可以禁止他骚扰、跟踪、接触。
这两条路,都要求先有人承认“这是家暴”。
当时没人这么认。
她自己不认,她不觉得同居男友算“家里人”。
她母亲不认,她那会儿还不知道详情。
学校不认,这是“学生私事”。
学校并不是完全没动作。
2019年12月13日,北大取消了他的推免资格。
这个处理在当时被很多人叫好。
可它发生在人已经躺在医院之后。
事前能做什么?
辅导员能约谈,学院能介入,学生会能停他的职。
这些动作,当时都没有发生。
不是不想管,是没人相信“谈恋爱能谈出人命”。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四条写了强制报告,可它针对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一个二十四岁的成年人,不在那条保护线里。
这就是制度上一个真实的缺口:成年受害人得自己喊,喊得够响,才有人听见。
制度的门一直开着,只是没人告诉她,那扇门是给她留的。
这也是这个案子后来被反复讲的原因:它补的不是法条,是认知。
2019年9月,法考临近。
同学问她近况,她说又吵了,对方做事很极端,专挑重要考试之前闹。
同学劝她分,她的回答还是那三个字,分不掉了。
到这一步,求救信号已经出现过三次:一次割腕,一次洗胃,一次说“分不掉”。
三次都被当成了情侣间的小事。
这也是这个案子最让人难受的地方。
所有该亮红灯的地方都亮过,可当时没有人把那盏灯认成红灯。
那会儿并不是没有法律可用。
反家庭暴力法2016年3月1日就已经施行,人身安全保护令也已经在用。
问题出在认知上: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家暴是打在身上的,是结了婚的,是有淤青的。
一个没结婚、身上没有伤、还能正常上课法考的女生,没人会把她归进“家暴受害者”那一栏。
她被归进了另一个更轻的词里——感情纠纷。
把这一年多的时间线摊开,会看到一条很清楚的下坡。
2018年8月,她还在笑;2019年1月,刀开始磨;6月,她割腕;8月,她洗胃;10月,她走了。
十五个月,一个人从“我的将来”走到“我命由天”。
中间没有一次暴力是打在身上的。
没有淤青,没有骨折,没有验伤报告。
所有伤痕都在她自己的叙述里,而那个叙述,被对方一句一句改写过。
这也是这件事最容易被低估的地方——它看起来不像案件,像一场恋爱。
直到有人死了,人们才回头去看那些聊天记录。
才发现那些“亲密称呼”,原来是刑具。
她那一年多,几乎每一次求助都撞在软墙上。
朋友的劝,校医院的药,辅导员的谈话,母亲的电话。
每一道墙都不硬,可加在一起,就成了一间没有门的屋子。
她不是没人爱。
她是被爱她的人,一点一点交出去的。
这也是后来很多人自责的原因——我们都在,可我们都没看见。
案子曝光后,有同学说,当时要是多问一句“你还好吗”,会不会不一样。
这种假设没有答案,可它值得每一个人记住。
2019年10月9日之前,她已经在那个屋子里住了很久。
她不是没有机会走。
她是每一次走到门口,都被一句“你走了我就死”拽回来。
一个人被反复教过“你的离开会杀死一个人”,她就不敢再迈那一步。
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不分手”这个问题,问得毫无意义。
她不是不分手,她是被扣下了人质,人质是对方的命。
免费的部分讲到这里,故事的主干已经清楚。
接下来要讲的,是另一条线——一个人死了之后,法律怎么给她一个说法。
这条线比悲剧本身更长,也更值得看。
2019年10月9日,中午。
包丽在牟林翰家里,两个人又吵了一次。
这一次争吵的具体内容,法院没有展开,只写了“再次发生争吵,并遭到辱骂”。
下午三点十七分,她一个人出了门。
她没有回学校,没有回家,也没有找任何一个朋友。
五点四十分左右,她用手机下单,买了药。
晚上七点十三分,她在宾馆的房间里,写下了那条只有自己看得见的微博。
我命由天不由我。
这七个字不像遗书,像判决。
一个二十四岁的人,把命交给“天”,是她已经认定,人这边没有路了。
晚上十点五十五分,她被送到医院。
此后是半年的抢救、维持、等待。
2020年4月11日,包丽经救治无效死亡。
一个女孩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
另一条线,才刚刚开始。
2019年11月,她的母亲向北京警方报案。
报案的时候,她手里最硬的证据,是女儿手机里的那些聊天记录。
那些话一句一句,全在屏幕上,删不掉,也赖不掉。
可法律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他说了什么”,是“他们算什么关系”。
按刑法条文,虐待罪的对象是“家庭成员”。
他们没结婚,没领证,只是同居的男女朋友。
一个没进户口本的人,能不能算一家人?
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面所有的辱骂、所有的病历单、所有的眼泪,都无处安放。
一条命的账,法律准备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