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底格里斯河游艇血案,乌代于游艇之上当着埃及总统的面刺死萨达姆贴身保镖,事后仅被送往瑞士暂住半年,其宫殿依旧美女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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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巴格达广播电台1988年10月18日通报(转引自路透社、美联社当日电讯稿);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卫报》相关调查报道;美国《纽约时报》1990年至2003年相关报道;伊拉克高等法庭公开案卷;美国国防部伊拉克调查小组报告;中国新闻社、央视网公开报道;《中东研究》季刊相关论文。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88年10月18日,巴格达的夜来得早。

底格里斯河两岸的棕榈树影压在河面上,河心一艘白色游艇开着满船的灯,从上游往下游慢慢走。

船身划开水面,灯影被拉成一条一条,岸上的人抬头就能看见。

那天白天的气温还在三十五度上下,到了晚上,河风一吹,甲板上就坐得住人了。

长桌铺着白布,桌上有烤羊、有从巴黎空运来的甜点、有冰桶里镇着的法国红酒。

乐队在船尾拉乌德琴,琴声混着水声,飘得很远。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夫人苏珊娜在船上。几位欧洲使节在船上。

伊拉克的部长、将军、还有几个常年出现在总统府照片里的面孔,也在船上。

船离了岸,人就没了退路。谁坐哪一桌,谁先敬酒,谁离主桌近半步,全是学问。这种场合,坐错一个位置,比说错一句话更要紧。

主桌旁边那一桌,坐着萨达姆的长子乌代。

船到河心,灯最亮的时候,宴会正到中段。

乌代起身离席。

他走过两层甲板,脚步不快,手里有东西。甲板上有人给他让路,有人低下了头。

几分钟后,船上响起一声闷响。紧接着又是一声。

乐队停了。杯子落在甲板上,碎得很脆。有人往船舷边退,有人站在原地不敢动,几个外国客人的脸在灯下白得发亮。

倒在甲板上的人,穿着白色侍从制服,是萨达姆身边最贴身的那个位置——每天替总统先尝一口饭的人。

而这条船上的事,几个小时后就会传进总统府。



【一】河上的船,和船上的座位

1988年的伊拉克,正站在一个拐点上。

那年8月20日,打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停火。前线安静下来,巴格达的街上放了几天的枪,庆祝的人把子弹打上天。

热闹过后,账本摊开了:外债压得喘不过气,油田要修,阵亡者的抚恤要发,物价一天一个样。

巴格达的白天是这样,巴格达的夜却是另一个样子。

那几年的巴格达,物价是按天算的。一袋面粉的价格,一个月能翻两次。公职人员的工资没有涨,配给本上的东西一样一样变少。

街面上的日子紧,总统府周边的日子不紧。那边的别墅照修,车照换,宴会照办。两边的距离,一条河就隔开了。

底格里斯河上的游艇,是这批生活里最高的一档。

10月这一场,由头是给苏珊娜·穆巴拉克接风。

埃及在当时的阿拉伯世界里,是少数还愿意跟巴格达保持来往的国家。

穆巴拉克本人有没有上船,各种记载说法不一。有说总统夫妇同来,有说只有夫人到场。

能确定的是,苏珊娜·穆巴拉克是这场宴会名义上的主角。

主人把船开到河心,是给客人看巴格达的夜色。

主桌的座位是排过的。

苏珊娜·穆巴拉克坐主位右手边,伊拉克方面的女主人陪着。

埃及使馆的人坐她身后,方便随时递话。再往下,是几位欧洲使节和他们的夫人。

乌代坐在主桌侧后那一桌。

那年乌代手里的东西不少。

他是伊拉克奥委会主席,也是足协主席。全国的运动队、体育场、运动员的津贴,都从他这里过。

他还是复兴党情报局的副局长,手上有一支自己的队伍。

报纸、电台、电视台,他占了大半。记者协会主席是他,七家报纸的董事长是他。

巴格达街头的年轻人,看的听的,多半是他手里的东西。

这些位置叠在一个二十四岁的人身上,巴格达上上下下都明白一件事:总统在给长子铺路。

乌代是1964年6月18日在巴格达出生的。他出生那几天,萨达姆因参与未遂政变关在牢里。

萨吉达抱着他去探监,襁褓里夹着写给同党的纸条。这件事在家族里讲了三十年。

大学他先考进医学院,待了三天就转走,进了工程学院。

1984年毕业,官方公布的成绩是年级第一。

之后他挂名读了军事科学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两伊战争中的伊拉克战略。

1984年,他二十岁,父亲把奥委会和足协交给了他。

这两个位置,看着是体育,实际管着全国的运动资源、场馆和电视转播。

铺路铺到哪一步,外人看不准。能看准的是,乌代走到哪里,哪里就得让路。

那晚他来得不算晚,酒喝得不慢。

桌上的人轮流敬他。敬酒的话都差不多,无非是祝总统健康,祝伊拉克越来越好。

乌代来者不拒,喝到后来,眼睛有点发直,说话的声音更大了。

主桌那边的谈话还在继续。苏珊娜·穆巴拉克在讲开罗的天气,几位夫人跟着笑。

乌代站了起来。

坐在他旁边的人后来说,当时以为他要去敬酒,或者去洗手间。没人想到他会往下层甲板走。

能对上的是时间:宴会中段,灯最亮的时候。

再往下的细节,就散成了好几种讲法。

【二】替总统尝饭的人

倒在甲板上的那个人,叫卡迈勒·哈纳·吉吉。

这个名字在巴格达的街头没什么人知道,在总统府的走廊里却是天天有人提。

他是亚述人,基督徒,家在伊拉克北部的基督教社区。七十年代,他进了总统的卫队,从最外围的岗哨做起,一步一步站到了萨达姆身边。

站到那个位置上,靠的不是枪法。

吉吉就是做这些事的人。菜端上来,他先尝。酒开了封,他先喝。总统出巡,车队前面那辆车里坐的是他。

这套流程是萨达姆定下的。他早年躲过几次暗杀,对吃食的戒心最重。出访的时候,食材和厨子都自带,连水都要从巴格达运。

在暗杀成风的巴格达,这个差事等于替总统挡子弹。

日子久了,吉吉的位置就超出了侍卫的范围。总统的私人厨房归他管,总统私宅的宴会归他排,总统见谁不见谁,他能在旁边站一整场。

1985年前后,吉吉做了一件事,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这个家族的账本。

他把一个女人带到了萨达姆面前。

这个女人叫萨米拉·沙班达。

她是伊拉克民航公司总经理的前妻,什叶派,家在巴格达,有教养,说一口好英语。她当时已经离了婚,带着孩子过日子。

萨达姆那年四十八岁,见了她之后,追得很直接。

1985年到1986年之间,两人成婚。婚礼没有对外公布,巴格达的上层圈子却在几个月内全知道了。

萨米拉成了萨达姆的第二位妻子,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阿里。

这件事在总统府里,是半公开的秘密。

萨达姆的原配妻子萨吉达,是他的表妹,两人小时候由长辈作主订的婚。

萨吉达的父亲凯拉拉·塔尔法,是复兴党早时期的老人;她的哥哥阿德南·海拉拉,做过国防部长,在军中有实权。

萨米拉进门,等于在这张桌子上又添了一副碗筷。

乌代跟母亲的感情,比跟父亲近。

他对这个家的看法很简单:父亲的位置是这个家的,母亲的位置也是这个家的。

还账的对象,他挑得很清楚——不是那个女人,是把她领进门的那个人。

领路的人是吉吉。

吉吉的错,不只是牵了一次线。

他在总统身边的分量,这几年长得太快。

宴会由他排,菜单由他定,总统的行程他先知道。一个侍卫做到这一步,已经不是侍卫了。

这两笔账,一笔是母亲的,一笔是自己的,最终算到了同一个人头上。

10月18日那天,吉吉在船上。

他那天不是以侍卫的身份来的。有记载说,那几天他正在替萨米拉办一场庆宴,请了亲友,席间鸣枪助兴。也有人说,他只是照例跟着总统的家人出场,负责安排。

不管是哪一种,他那天都在船上,而且位置靠里。

夜里船上的人多,侍者端盘子要侧着身子走。吉吉在甲板上招呼客人,声音不小。

乌代在下层甲板出现的时候,酒已经喝到脸上。



【三】那一夜,几种讲法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那一夜的细节始终没能拼成一张完整的图。

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来自当年的伊拉克官员回忆。乌代手里拿的是一根削尖的木棍,先扎向脖颈,随后是一声枪响。甲板上的人听见响动,转过身时,人已经倒了。

英国方面的调查报道写得更细。报道说,乌代当时喝得半醉,先用重物猛砸对方头部,又用电切肉刀反复捅刺。那把刀是宴会切肉用的,就在旁边的餐台上。

最细的一份口述,来自乌代办公室的主任穆罕默德·阿西姆·尚沙勒。

他后来回忆说,那天夜里,萨吉达给乌代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说的是吉吉正在替“那位夫人”张罗庆宴,还放了枪。

乌代赶到的时候,甲板上正热闹。他冲着吉吉喊了一声,问这算什么场面

吉吉回了一句:“我们在为夫人和总统庆祝。”

话说完,吉吉抬手又朝天放了一枪。

乌代抡起手里的棍子,砸在他头上。

还有一个共同点:从动手到人倒下,前后不过几分钟。

船上的反应,各方的记载倒是很一致。

有人喊医生。船上没有医生,最近的医院在岸上,船还在河心。

船长下令掉头。游艇在河心打了个大弯,灯一直亮着,琴声没有了,只剩下发动机的声音。

靠岸的时候,岸上已经有车在等。

吉吉被抬上车,送往医院。车开走之后,船上的客人没有立刻散。

主人留他们再坐一会儿,说是压压惊。没人真的坐得住,杯子端起来又放下。

那晚的宴会,就这样散了。

安静只维持了不到一天。

10月18日夜里,总统府的车进出了好几趟。卫队在宫门外加了岗,进出的人要查两道证件。

乌代没有回自己的住处。有记载说他先去了医院,有记载说他直接回了行宫,把门关上,加了自己的守卫。

【四】夜里的三层消息

消息是分三层往上走的。

第一层在船上。船长、侍者、警卫,所有人都看见了,所有人都被要求不要往外说。

第二层在医院。值班的医生、抬担架的护工、登记死亡的两个文员,都签了字。签字的时候,手都在抖。

第三层在总统府。夜里十一点前后,一份手写的报告送到了总统办公室。报告不长,几行字,把事情、时间、地点、在场的人写清楚了。

写完报告的人退到门外,站在走廊里等。

走廊很长,灯是黄的。墙上挂着历任总统的照片,最上面那一张是萨达姆本人。门里没有声音,门外也没有声音。

那天夜里,总统府里被叫起来的人不止一个。

巴格达广播电台的台长接到电话,要求在第二天早上留出一段时间,等一份通稿。台长问通稿的内容,电话那头只说了一句:等通知。

通稿还没到,外头的消息已经跑起来了。

埃及使馆当晚就给开罗发了密电。欧洲几家通讯社的记者在凌晨被叫醒,电话里只有一句话:巴格达出事了,涉及总统的儿子。

天亮之前,巴格达的街面上已经有了传闻。传闻的版本有好几种,一种比一种狠。

有人说船上死了三个人,有人说外国客人被扣了,有人说是冲着总统本人来的。

到了后半夜,宫里的厨房还在备第二天的饭。菜单没有改,该上什么还上什么。

传闻跑得快,总统府的墙却一点风都不透。

吉吉的家属递了第一份申诉。纸是手写的,字迹很挤,落款按了手印。申诉递进去之后,没有人给他们回话。

到了第三天,街面上的传闻忽然收了。那些在茶馆里讲得最起劲的人,开始闭口。有人被叫去问话,回来之后只说了一句:别问了。

就在这样的安静里,10月18日傍晚,巴格达广播电台的值班室接到了一份手写的稿子。

稿子是总统府送来的,只有半页纸,字写得很工整。值班的播音员把稿子看了三遍,又看了一遍墙上的钟。

播音室的门关上之后,外面的走廊里站着两个人,一左一右,谁也没说话。

在那半页纸上,写着一个名字,一段经过,和一句谁都没有料到的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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