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共江苏省委新闻网《无畏女杰“胖张嫂” 英名长存“王脉凤”》（2025年8月23日）、学习强国江苏学习平台《王脉凤：刘胡兰式的女英雄》（2019年10月21日）、中国军网《驰骋苏鲁交界，敢在鬼子头上“跳舞”的“运河支队”》（2023年10月20日）、徐州市档案馆藏1947年审判日本战犯齐藤弼州判决书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0年8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徐州北边贾汪镇的北隅，一片干土塘的岸上站满了人。
土塘边上新挖了一个坑，坑不深，土是干的，挖出来的土块堆在旁边，边缘还带着铁锹的齿痕。
坑的四周拉了一圈警戒，日军调来骑兵，马匹在外围来回踱步，哨兵端着枪，把看热闹的老百姓挡在人墙外面。人群不敢说话，只听见马蹄踏在硬土上的闷响。
被押到坑边的女人，身上还戴着脚镣手铐。她的衣服早就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血迹一层压着一层，脸上、胳膊上全是伤。
她走一步，铁链响一声。走到坑边，她停住了，低头看了看那个坑，又抬头看了看周围那些端着枪的人。
她问了一句话。
这句话，后来被在场的人记了几十年：“我头朝哪‘睡’？”
没有人回答她。押解她的日伪兵愣了一下。她自己选了个方向，纵身跳了下去。土一锹一锹地盖下来，一个22岁的女人，就这样消失在贾汪的干土里。
围观的人不敢哭出声。
有人后来回忆，那天的太阳很毒，土塘边连风都没有，挖出来的土粉扬起来，落在人的脸上、睫毛上。一锹土盖下去，坑里还有动静；两锹、三锹，动静慢慢没了。整个过程，外围的骑兵一直没有动，枪口一直对着人群。那种安静，比枪声更让人记一辈子。
她死的时候，镇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真名。
人们只管她叫“胖张嫂”，一个在据点里给日伪军洗衣服的寡妇，一个连籍贯都说不清的外来女人。
她留在这世上的，是一个刚满四岁的女儿，是洗衣盆底藏过的两支短枪，是一段四十多年后才被人查清的身世。
她是王脉凤。这个名字，是1980年代几位运河支队的老战士替她起的，起名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四十多年。
弄清楚她的故事之前，心里总会压着几个结：一个洗衣妇，凭什么能在三百多日伪军的据点里进出自由？
她那间不起眼的小屋里，那一夜究竟藏了什么人？
敌人把她关起来的几天几夜，到底想从她嘴里掏出什么，掏不出，为什么就非要活埋？
把这些问题一个个解开，才能明白干土塘边那句问话的分量。一个人把死当成“睡”，说明她早就把生留给了别人。
【一】矿井上的三百个敌人
要说清王脉凤，得先说清贾汪。
贾汪在徐州城北，因煤而兴。
地上的庄稼不算肥，地下的煤却黑得发亮。1938年，日军占领贾汪煤矿，派了一个叫寺西四郎的中队长带队驻扎，又安排一支伪矿警队住进贾汪镇的圩子里。日军加伪军，加起来三百多人。
三百多人不算多，放在战场上只是一支小部队。摆在煤矿上，这三百多人就是一把锁，锁住煤，也锁住人。
日军要的是“以战养战”，火车一列列往南拉煤，矿井里的工人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井下，上来时脸黑得只看得见眼白。
圩子里是哨卡，圩子外是炮楼，炮楼里住着日本兵。
镇上的百姓进出要良民证，太阳落山就关城门。谁家夜里多亮一盏灯，第二天就可能被叫去问话。那种年月，活着本身就是一门手艺。
矿井下的日子，比地上的哨卡更磨人。
矿工多是本地穷汉和从外地骗来的苦力，下井一趟十几个小时，煤尘吸进肺里，出来咳出的痰都是黑的。塌方、透水、瓦斯，哪一样都能要命。工钱发的是矿上自己印的票子，只能在矿上的合作社买东西，买了米，买了布，剩下的换成烟土。
烟土在当时的贾汪，比钱还硬。
矿警抽，把头抽，维持会的人抽，据点儿里的人更抽。一包烟土递过去，能从哨卡上换一句“快走”，能从保长那里换一张良民证，能从一个陌生女人嘴里换出一句“她是自己人”。敌占区的秩序，有一半搭在这些见不得光的东西上。
圩子里的伪矿警队，成分很杂。
有地痞，有被抓了丁的农民，有原来在矿上混不下去的汉子。
他们穿一身黑皮，扛一支旧枪，白天在门口站岗，晚上在鹿家楼里赌钱。日本人骂他们怕死，他们背地里也骂日本人；真要让他们替日本人卖命，一个比一个滑。这种队伍，外表凶，里子虚，一个人被开除了，就能带走一串怨气。
李昌明是这批人的头。他在本地有名，认识的人多，谁家有几口人、谁家儿子在外面当兵，他都摸得清。
日本人要用他，他要靠日本人发财。被李昌明开除的王思富几个人，心里那口气咽不下去，运河支队的人一搭话，这口气就有了去处。
这些零碎关系单看都不算什么。摆在一起就是一张网，一头连着圩子里的岗哨，一头连着南门，一头连着河边那个洗衣盆。战争里最管用的情报，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从这些鸡毛蒜皮的人情里长出来的。
离贾汪不远的运河两岸，活动着一支队伍，叫运河支队。
这支部队1940年1月1日在周营镇成立，支队长孙伯龙，政治委员朱道南，参谋长胡大勋。名字是罗荣桓起的。
当时朱道南去请示部队番号，罗荣桓说，这支部队活跃在苏鲁交界的运河两岸，就叫“运河支队”。罗荣桓还对朱道南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的部队，要敢于在日本鬼子头上“跳舞”。
敢在鬼子头上跳舞，说的就是这种活法：敌人占着城，队伍在乡；敌人白天出城，队伍夜里进镇；正面打不过，就在敌人的心脏里找缝隙。缝隙从哪里来？从人心里来。
1940年8月，运河支队二大队打退了贾汪日伪军的一次“扫荡”。
打退不算完，二大队决定反过来咬一口，夜袭贾汪，敲掉圩子里的伪矿警队，让敌人知道煤矿不是他们的后院。
这一年秋天的形势，其实紧得很。运河支队打了几场漂亮仗，也吃了大亏。
10月，敌人纠集鲁中南和苏北几十个据点的日伪军七千多人，搞了四十八天的“梳篦式”扫荡。库山一战、朱阳沟一战，队伍边打边撤，伤亡不小。撤到大运河巨梁桥闸口时，二大队组织科科长陈诚一、手枪队队长沙玉坤、滕县第九区区长李彦召等二十八个人被汉奸刘善云的自卫队抓住，交给日军。
敌人把他们捆了手，逼降不成，用刺刀捅死，推到运河里。这就是“巨梁桥惨案”。
这二十八个人，跟王脉凤没有见过面，死法也不一样。可他们站在同一条线上：都是在自己家门口，被熟悉地形的熟人出卖，被逼着开口，被逼着跪下。敌后战场最狠的地方不在正面，在于敌人就住在你隔壁，知道你叫什么，知道你家几口人。
夜袭贾汪这一仗，就是在这种气氛里打的。队伍需要一个胜仗，老百姓也需要一个胜仗。一个小时的胜仗，能让矿井上的人知道，日本人不是铁打的；能让圩子里的伪军知道，夜里睡觉要留一只耳朵。仗有时候不只是打给敌人看的，也是打给自己人看的。
要打进去，得先知道里面长什么样。伪矿警队里有个队长叫李昌明，本地人，投敌以后成了日军的鹰犬。他熟悉地形，熟悉人头，对运河支队威胁很大。
二大队侦察参谋谢绍唐跟他相识，几次去争取，都没成。事情卡在这里，敌人内部却自己裂了一道缝：被李昌明开除的士兵王思富等三个人，愿意给运河支队做事，还帮着争取到了南门岗哨杜玉才。
有了内应，还缺一样东西：敌情的细账。日军中队驻在哪，伪矿警队驻在哪，伪警察所驻在哪，几点换岗，哪条巷子能过人，哪扇门夜里不上锁。
这些细账，谢绍唐是一趟一趟摸出来的。他在贾汪还有一个帮手，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身份，是洗衣妇。
给炮楼里的日伪军洗衣服，这活儿在别人眼里是低到泥里的营生。
在她手里，这活儿是一张通行证。她端着盆进据点，端着盆出据点，哨兵看惯了这张脸，看惯了这个盆，从来不搜。她把眼睛安进了敌人的心脏，把耳朵贴在了敌人的饭桌边。
【二】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
她原名叫什么，已经没人知道了。山东峄县杜安集，今天属于枣庄市台儿庄区，那是她的老家。1918年，她生在一个王姓贫农家里，家里穷得连房子都是借邻居的。
穷人家的女儿，命常常不由自己。1935年，她17岁，被卖到江苏铜山县魏集村一个张姓地主家做妾。
那年月的“做妾”两个字，写在纸上很轻，落在人身上很重。挨骂是日常，挨打也是日常，尊严被一点点磨掉。
她性子倔。小时候村里的女孩都裹小脚，她死活不裹，母亲拿布条缠，她拆，缠一次拆一次。这双没有裹过的大脚，后来让她能在河边的土路上走得比谁都快，能端着满满一盆湿衣服穿过哨卡而不晃一下。
不裹脚这件事，在1930年代的鲁南乡下不是小事。一个女孩不肯裹脚，等于当众跟规矩顶嘴，家里人要被人笑话，媒人要摇头。
她顶了一辈子。这股倔劲，后来在别的事情上救了她，也害了她：救她的，是她能在受刑时咬住牙；害她的，是她从不低头，敌人一眼就看出这个人不好收拾。
那年月女人的活路窄。
穷人家的女儿，要么嫁人，要么被卖，要么进厂做工，三条路都得看别人的脸色。她被卖去做妾，等于被塞进最窄的那条缝里。缝里待了几年，她学会了一件事：不哭，不闹，等机会。1939年她带着女儿跑出来，就是等到的那个机会；这个机会她只抓住了一次，抓住了就没再松手。
1939年，她忍不下去了，带着亲生女儿逃回娘家，跟张家断了关系。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把“活路”两个字重新写了一遍。
那年八路军转战鲁南。当地爱国人士龚效鲁父子办抗日的事，讲抗日的理，她听了进去。一个没读过书的农妇，能听懂的道理其实很朴素：日本兵占了煤矿，拉走煤，打死人，这样的日子不能再过下去。
她参加了八路军，在陇海南进支队滕峄铜邳边联办事处成立后的情报站做情报员。
情报站需要一个人进贾汪。进贾汪的人，得有一张不惹眼的脸，一个说得通的营生，一份能在敌人眼皮底下待住的耐心。她被派了进去，以居民的身份在镇上隐蔽下来。
她的掩护有两层。
明面上是替人洗衣服，据点里的日伪军、镇上的商贩、路过的兵，都把脏衣服往她这儿送。暗地里她还贩卖烟土，这营生不光彩，可在敌占区是最好用的护身符：烟土能进伪军的门，能上伪官的表，能在哨卡上换来一句“自己人”。
她把自己活成了镇上最不起眼的一个人，越不起眼，越安全。
镇上的人只记得她的模样：脸圆，身子胖，说话直，笑起来嗓门大。
大家叫她“胖张嫂”。没人问过她从哪里来，也没人问过她原来叫什么。敌占区里，一个外来寡妇的过去，是最不值得打听的事。
她送出去的情报里，有一次很要紧。日军准备“扫荡”，她提前摸到了风声，把消息递了出去，运河支队抢在敌人合围之前转移，避开了锋芒。
这样的消息多送几次，队伍就多活几回
情报怎么送出去？说穿了土得掉渣。衣服洗好叠好，夹层里塞一张纸，纸上的字是别人写好给她的，她只管送，不问内容。
有时候纸不夹在衣服里，压在盆底的夹缝里；有时候连纸都没有，只是一句口信，走到河边某个固定的石头旁，跟一个挎篮子的“亲戚”说两句话，话说完了，各走各的。
她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不问送的是什么，不记收信人的脸，不在同一个地方接头两次。这些规矩听着简单，做起来要命。一个洗衣妇每天要见几十张脸，谁多问一句，谁少笑一下，都可能被人记在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只负责搬运的容器，容器里装什么，她故意不知道。
谢绍唐进贾汪侦查那几次，走的就是她这条线。他扮成走亲戚的，在她家歇脚，喝一碗凉水，听她把镇上的情况一条一条说清：哪个院子住着多少伪军，哪条巷子夜里有人巡，鹿家楼的后墙有多高，南门换岗的人叫什么。谢绍唐把这些记在脑子里，出镇以后再画成图。
这种配合，靠的是彼此信得过。情报行当里最怕的不是敌人，是自己人里头出岔子。她信谢绍唐，谢绍唐也信她。老战士们后来回忆，那段时间贾汪的情报没有出过一次错，这话不是夸口，是拿命换来的底气。
她跟战友说过一句话，后来被人反复提起：“我不怕，他们才抓不到我呢！”
说这话的时候，她大概真的不怕。她熟悉这个镇子的每一条巷子，熟悉每个哨兵换岗的时辰，熟悉哪家的后墙能翻，哪条水沟通到圩子外。一个把地形背熟的人，总觉得自己能从网眼里钻出去。
她没算到的是，网眼会收紧，收紧的地方就在她自己家里。
【三】洗衣盆底的两支短枪
1940年8月中旬，天热得像扣了一口锅在头上。
谢绍唐又一次只身进了贾汪。
他此行的名义是走亲戚，实际是来实地侦察，为夜袭做收尾的核对。他把看到的、听到的、问出来的情况，跟王脉凤平时攒下的那些零碎信息对到一起，一张贾汪的“内脏图”就这样拼成了：日军中队驻在矿区，伪矿警队驻在圩子里的鹿家楼，伪警察所在街口，南门的岗哨是杜玉才。
计划定下来：里应外合。外面的人半夜摸到南门外，里面的人开门、带路、拿岗哨。要办成这件事，得先往镇里送人和送枪。
送人容易，有良民证就能进。送枪难，哨兵搜身，枪藏不住。谢绍唐想到了那个洗衣盆。
那天下午，王脉凤跟往常一样，端着盆到城外小河边洗衣服。河边的石头被晒得发烫，水面上浮着一层白光。她蹲下去，把衣服一件件按进水里，搓、捶、拧，动作熟练得像做了几十年。
两个戴着席甲子的汉子走过来。席甲子是苏北鲁南一带用高粱秸皮编的六角凉帽，遮阳，也遮脸。两人走到河边，蹲下来，装作问路，手上一递，把一包东西不动声色地放进了她的洗衣盆。
包里是两支短枪。
这两个人是运河支队的战士，一个叫王茂宣，一个叫孙锦成。他们当天要扮成老百姓进贾汪潜伏，身上不能带枪，枪只能托人带进去。递完东西，两人拍拍手，空着身子走向北门岗哨。哨兵看了看他们的良民证，看了看他们头上的席甲子，挥手放行。
这一步安排得很细。两个人身上不能有枪，也不能有军装、绑腿、子弹带，任何一样被搜出来都是死。良民证是靠内线办的，名字、年龄、住址都编得住；席甲子是镇上家家都有的东西，戴着它，看上去就是两个赶集的庄稼汉。
内应这条线也不稳。王思富是被开除的兵，心里有怨气，怨气能不能变成行动，谁也不敢打包票。南门岗哨杜玉才答应开门，答应的是零点，早了晚了都出事。整个计划像一根绳子，绳子上串着七八个活人，每个人的手都可能松。谢绍唐敢把命押在这根绳子上，一半靠判断，一半靠运气。
枪在盆里，人在路上，两个战士就这么“无枪一身轻”地走进了敌人的据点。
王脉凤把衣服洗完，一件件拧干，码在盆里，把那包枪压在衣服底下。她端起盆，起身，往北门走。盆很沉，湿衣服本来就压手，盆底还多了两斤铁。
她走得不快也不慢，到了哨卡，哨兵照例看了一眼盆里的衣服，摆手让她过去。
这是她每天都要走的一趟路。走到这一天，这条路成了整个夜袭计划的开关。
那顶席甲子，得单说一句。高粱秸皮编的六角凉帽，苏北鲁南的庄稼人下地都戴，太阳底下遮脸，雨天挡雨，戴旧了颜色跟土一样。两个战士戴着它进镇，走在街上看不出半点异样。在敌人的据点里，最好的伪装不是什么高明的化装，是变成路边最普通的一件东西。
盆底的两支短枪，用干布裹着，外面再压两层湿衣服。湿衣服沉，压得住，走路的时候盆不响。她端着盆过哨卡那几十步，是整个计划里最险的一段路。哨兵要是伸手往盆里一插，故事在那天下午就结束了。
她走过去了。哨兵看了一眼盆里的衣服，摆手放行。这个动作，她大概做过几百次，这一次的手心应该是出汗的。后来的人只记得她的镇定，忘了镇定也是要用力气的。
枪进了镇，人进了镇，家也安排好了。两位战士当晚就潜伏在她那间小屋里，等着半夜动手。一个寡妇家里藏着两个带枪的男人，镇上任何一双眼睛看见，都是杀头的罪。她把门关上，把灯捻小，把两个人的席甲子收在屋角。
那顶席甲子，后来成了要命的东西。
当天夜里，运河支队二大队九中队、十一中队和手枪队，在副大队长胡大毅、大队参谋长王福堂的带领下，摸到了贾汪镇南门外。午夜十二点前，队伍全部潜伏到位。零点刚过，南门里响了一下，杜玉才把门开了。
王思富在前头带路，队伍直扑李昌明部的驻地鹿家楼。门口的岗哨还没喊出声就被生擒。李昌明耳朵尖，听到动静，翻墙跑了。屋里几十个伪军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当了俘虏。住在“官房”里的日伪军被机枪火力封在院子里，一整夜没敢出来增援。
从开门到结束，不到一个小时。运河支队无一伤亡，缴了枪，撤了人，连夜出镇。
鹿家楼那一夜的情形，后来被画成了油画，挂在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里。画面上有翻墙的影子，有端着枪冲进院子的战士，有蹲在地上举着手的伪军。真实的场面比画上乱：门被踹开，屋里的人从炕上滚下来，有的连裤子都没穿好；枪堆在墙角，子弹袋散在地上；有人想从后窗跳，被守在窗外的战士用枪托顶了回去。
李昌明跑得快。他听见第一声动静就知道不对，鞋都没穿整，翻墙钻进巷子，从此在贾汪的名声就塌了。
一个靠凶狠立威的人，跑起来比谁都快，这种事在伪军里不稀奇。
镇上的老百姓那一夜没敢点灯，都趴在窗户底下听。枪声响了不到一个钟头就停了，接着是脚步声往南去，越来越远。天亮以后，有人悄悄出门看，鹿家楼门口的血迹不多，地上丢着几只破鞋，还有一堆没来得及带走的子弹壳。
这一仗在军事上不算大。放在运河支队的战史里，它是一段漂亮的伏击；放在贾汪老百姓的记忆里，它是那年头少有的一件痛快事。痛快是要还账的，账第二天就来了。
这一仗后来被叫做“夜袭贾汪”。运河支队的老战士高平，多年后对女儿高华东说的一句话是：“没有王脉凤，就没有夜袭贾汪战斗的胜利。”
这句话不是客气。枪是她带进去的，人是她藏起来的，敌人的驻防是她一趟一趟看下来的。她在这一仗里没有开过一枪，可她站在整个计划最要紧的那一环上。
【四】全镇大搜捕，那顶席甲子被翻了出来
仗打得太漂亮，敌人脸上挂不住。
三百多人的据点，被人半夜摸进来，一个钟头端掉一个中队部，自己连个人影都没抓着。日军清楚，镇上一定有内应，而且不止一个。第二天一早，城门关上，日伪军全体出动，挨家挨户搜。
搜到王脉凤家的时候，屋里的东西翻了一地。她是个洗衣妇，屋里本来堆着别人家的衣服、被单、包袱皮，乱是常态。搜的人翻着翻着，从屋角翻出两顶席甲子。
一个寡妇家里，翻出两顶男人戴的凉帽。
这两顶帽子是那两个战士留下的。他们走得太急，把帽子忘在了屋里。就为这一件东西，敌人的目光全部落到了“胖张嫂”身上。整个夜袭贾汪的破口，不在枪上，不在计划上，在一顶高粱秸皮编的帽子上。
那天的搜捕，贾汪的老人们后来讲过很多遍。城门关死，街上全是端枪的人，保长在前面带路，一家一家敲门。门开了就翻，箱子、柜子、柴垛、灶膛，连锅底都要掀起来看。翻出男人的衣物、翻出陌生的鞋、翻出不该有的东西，人当场就带走。
搜到她那间屋子的时候，邻居都躲在门后不敢出声。
一个寡妇，平日替人洗衣裳，谁家都欠她几件衣服的人情，谁也不好意思说她坏话。可那天没人敢替她说话。日本兵把席甲子摔在地上，问这是谁的。她不答。问家里住过什么人。她还是不答。
她被拖出门的时候，脚上只穿着一双旧布鞋，头发散着。有人看见她扭头往屋里看了一眼，那一眼很短。屋里有她洗了一半的衣服，有她四岁的女儿，有她这些年攒下的全部家当。那一眼之后，她再没进过那扇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