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德国《明镜》周刊相关报道、维基百科"海尔布隆幽灵"词条、澎湃新闻科普频道、新浪新闻、凤凰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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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德国西部一座安静的小城。
深夜,万籁俱寂。
62岁的老妇人丽丝洛特·施伦克像往常一样早早躺下,窗外的街灯把橘黄色的光晕打在窗帘上,显得温柔而平和。
小镇坐落在德国西部,安静,体面,人口不多。
镇上多是住了几十年的老住户,彼此叫得出名字。
这样的地方最不适合发生凶杀案,也最经不起凶杀案。
因为一个陌生人如果走进去,所有人都会记得;可如果没有人记得,那才是最可怕的。
镇上的警力不多,一起命案足以让所有人停下手里的事。
从那天起,这个小镇的夜晚变得不太一样了。
她这辈子从没跟人结过仇,街坊邻居都说她是个好人,助人为乐,从不惹事。
可那一夜之后,她再也没有醒来。
她被人用睡衣带勒死,没人看到凶手进来,也没人看到凶手离开,来无影,去无踪,仿佛一个邪恶的幽灵。
最先赶到现场的警员,看到的是一间几乎没有被翻动过的屋子。
家具在原位,抽屉没有拉开,现金和首饰都还在。
这意味着凶手不为财来。
不为财,那就为仇;而街坊邻居都说,她这辈子没有仇家。
案子从第一分钟开始,就失去了最常规的抓手。
警察赶到现场,翻遍每一个角落,终于在一只普通的茶杯上,提取到了一缕若有若无的DNA痕迹。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微量痕迹被当作最贵重的物证。
它不像指纹那样容易被擦掉,也不像脚印那样需要合适的泥土和地面。
只要凶手碰过什么,细胞就会留在那里。
化验结果让所有人愣在当场——
凶手,是个女人。
现场勘查有一套固定的顺序:先固定,再搜索,最后提取。
第一步是拍照和记录,第二步是逐寸检查地面、家具和一切可能的接触面,第三步才是取样。
顺序不能颠倒,因为一旦取样,现场就被破坏了。
这套流程的意义在于,它把"看见什么"变成"记录了什么",而只有被记录下来的东西,才能进法庭。
就这样,一个神秘女性的身影开始进入欧洲警察的视野:年轻女性,可能是金发或红发,碧眼,作案手段老练,没有任何案底。
画像被贴在案卷的首页:年轻女性,金发或红发,碧眼,动作利落,心理素质极强。
这是一份用排除法拼出来的画像——没有人见过她的脸,只能从她留下的痕迹反推她是谁。
反推出来的东西,看起来总是很确定。
画像在当时是一门半科学的手艺。
它依靠现场留下的行为痕迹,反推一个人的年龄、性别、习惯和力量,再把这些拼成一个大致的人形。
手艺的好处是能给出方向,坏处是方向一旦给出,就很难被收回。
没有人想到,这个"她",会在接下来整整16年的时间里,像一道无法解开的诅咒,缠绕着德国、奥地利、法国三国警察。
当年的办案人,大多只把这句形容当成一句形容。
没人当真。
十六年在刑侦史上,是一个足以让一代警员从入职干到退休的长度。
更没有人想到,16年后,真相揭开的那一刻,不是惊喜,而是令整个欧洲警界无地自容的难堪——
这个女人,根本就不存在。
难堪的不是抓不到人。
难堪的是,所有人为之奔跑了十六年的那个目标,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一个不存在的人,被追了十六年;八百多个真实的人,为她接受了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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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幽灵出没,第一次现身
1993年5月25日深夜,这起案件发生在德国西部小镇伊达-奥伯施泰因,62岁的丽丝洛特·施伦克在卧床上熟睡时被人用睡衣带勒死,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杀手的DNA,化验表明,杀手竟是一个女人。
一九九三年的德国,命案侦破还高度依赖人证。
邻居、亲友、同事、路边的目击者,构成了案件最早的线索网。
这个案子几乎没有人证。
邻居能提供的,只有日常的印象,说不出案发那晚的细节。
九十年代的现场勘查,靠的是人眼、相机和一双手。
没有便携式光源,没有快速检测试剂,也没有可以当场出结果的仪器。
这个发现在当时着实不寻常。
新技术进入刑侦体系,通常要经过一段漫长的适应期。
先在实验室里用,再在重大案件里用,最后才变成常规手段。
彼时欧洲的凶杀案,十有八九是男性作案,女性连环杀手本就罕见,更何况这次杀的是个毫无仇家的普通老太太,动机指向一片空白。
在九十年代的欧洲刑侦体系里,这样的案子通常会被归到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有物证,没方向。
有物证,意味着案子不能放下;没方向,意味着不知道往哪里查。
它不会被撤销,也不会被推进,只会被搁在档案柜里,等着某一天有新的线索接上。
女性连环杀手在欧洲的案卷里是极少数。
比例低到每出现一例,都会被写进犯罪学教材,被反复分析。
这种稀少,让"凶手是女人"这个结论显得格外可信。
警方始终无法找出这名女性,只能将其视为悬案。
悬案的档案管理有一套纪律:物证不得销毁,记录不得涂改,样本按期复核。
这个DNA样本被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没人知道它会不会再次派上用场。
那个年代的DNA保存,还是一件相当郑重的事。
样本要编号,要登记,要在低温环境里存放,取用一次就要签一次字。
它代表的不只是一份证据,也是这个案子还活着的证明。
这份样本后来被复核过很多次,每一次都得到同一个结果。
同一个结果重复出现,会让一个判断慢慢变成一种信念。
样本的保存期限,按案件性质而定,命案的样本通常会被长期保留。
很多警察心里其实不抱太大希望。
毕竟,一件陈年命案,凶手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这辈子或许都不会再出现了。
悬案在警察的职业生涯里是常态。
有些案子会在几年后被一通电话翻出来,有些案子会一直到办案人退休,也没有等到第二通电话。
然而,幽灵没有消失,只是在蛰伏。
6年后,沉寂的女杀手再次现身。
六年是一个足够长的空白。
在这六年里,办案的人换了一茬,档案柜搬过一次,技术也更新了一代。
她出现在德国弗莱堡的一家古董店铺,用一根园艺麻绳,勒死了61岁的老板约瑟夫·沃尔岑巴赫。
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6年前杀害丽丝洛特·施伦克的凶手DNA,才知道这是凶残女杀手第二次作案。
消息一出,整个调查组都倒吸一口冷气。
六年了。
这个女人沉寂了整整六年,突然又出手,而且手法依然干净利落,没有目击者,没有多余的痕迹,只留下那一丝让人抓狂的DNA线索。
六年这个间隔,在连环案件的分析里,是一个非常别扭的数字。
太短,说明凶手控制不住自己;太长,说明凶手在刻意收手,或者根本不在同一个生活圈里活动。
而她的六年,两头都不像。
她既没有频繁作案,也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追查的生活痕迹,仿佛这六年她只是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段时间。
从行为分析的角度看,长时间的沉寂通常意味着三种可能:入狱、离开,或者死亡。
这三件事,她一件都不像。
如果她在服刑,监狱系统里应该留下记录;如果她离开,边境系统里应该留下痕迹;如果她死了,死亡登记里应该有一个名字。
三样都没有。
她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开始压在每一个参与调查的警员心头。
7个月后,警方又在格罗尔斯泰因一处凶案现场提取到同样的DNA,而且凶手在现场还留下了沾了毒品的针头,于是警方将三件命案并案调查。
三起案子并在一起,案卷一下子厚了许多。
并案的逻辑很简单:同样的DNA出现在不同的现场,就意味着同一个人到过这些地方。
这个逻辑本身没有错。
错的是,从来没有人问过——那份"同样的DNA",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并案是一个技术动作,也是一个心理动作。
它意味着办案人决定相信:这些现场背后是同一个人。
案情开始往一个清晰的方向收拢:从掌握的证据看,凶手为年轻女性,作案间隔时间长,说明具有很强的心理素质,而且有吸毒史。
年轻女性,间隔长,心理素质强,有吸毒史。
这四条被写成画像的骨架,后来又被一次次引用。
画像一旦写定,后面的侦察就会不自觉地围着它转。
所有不符合画像的线索,都会被当成噪音过滤掉,而这正是最危险的地方。
画像的价值在于缩小范围,风险也在于缩小范围。
范围越小,被排除掉的可能性就越多。
画像写定之后,案卷的检索方式也跟着变了。
所有与画像不符的线索,都会被归到"待核"里,而"待核"的文件,通常不会再被翻开。
可凶手到底是谁,哪里人,从事什么,警方始终一无所知,关于这个神秘女人的全部信息,就只剩下那串DNA数据,和几个模糊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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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幽灵扩张,三国同时追捕
时间走到2003年,这个女人的胆子越来越大。
二〇〇三年,德国的刑事技术已经比十年前成熟得多。
数据库联网,样本可以跨州比对,办案人对DNA的信心也到达了顶点。
她的足迹开始从德国向外蔓延,穿越国境线,在奥地利、法国的各个角落留下她的签名。
跨境作案带来的第一个麻烦是管辖。
案子发生在哪个国家,就由哪个国家的警察主办,其他国家只能配合。
申根区形成之后,人员流动的自由度大幅提高。
一个人可以早上在德国作案,中午在奥地利吃饭,晚上在法国睡觉,而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
2003年底,蒂琛巴赫市的一个办公室被这个年轻女人侵入,她没有偷走贵重物品,仅仅拿走了一个装满零钱的咖啡罐子。
一罐零钱,在案卷里只占了半页纸。
但它比前面任何一起杀人案都更让调查组不安。
这起盗窃案的损失清单上只有一行字:零钱若干。
这个细节让调查人员越来越看不懂。
一边是残忍的勒颈杀人,一边是只拿一罐零钱的鸡毛蒜皮盗窃——这到底是哪一种人?
刑警的经验告诉他们,同一个人很少同时具备这两种行为模式。
是经验老到的职业杀手,还是走投无路的小毛贼?
这两种形象,怎么都拼不到一块儿去。
在犯罪心理学里,作案手法往往反映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杀人需要冷静和计划,偷零钱需要的是窘迫和随手。
这两样东西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本身就说明画像可能出了问题。
行为分析里有一个基本假设:同一个人的作案方式,会在不同案件之间保持某种一致。
一致的可能是目标,可能是手法,也可能是撤离的方式。
她的案子,一致的地方只有一处——那份DNA。
她涉及的案件类型非常广泛,有时是暴力杀人和抢劫犯,有时又是小偷小摸的罪犯。
案卷越厚,办案人越容易相信自己在追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厚度本身,就是一种说服力。
案件分类在统计上有意义,在侦查上却常常失效。
因为分类依据的是行为,而行为背后的人,可能根本不在分类体系里。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一些案件被侦破后,嫌疑人都否认与"海尔布隆幽灵"有关。
那些被抓到的涉案嫌疑人,全都一致表示:"你们抓到的就是我们全部了,我们同案犯里没有女人。"
这句话被记录下来,也被反复引用。
它本该是一根刺。
被抓的人否认有女性同伙,现场却留下了女性的DNA——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警方选择了相信DNA。
口供在证据链里属于"可以争辩"的部分,DNA属于"不必争辩"的部分。
办案人当然会选后者。
口供可以撒谎,物证不会,这是刑侦教科书里最常见的一句话。
这句话少了一半:物证不会撒谎,但物证会被污染。
多年来警方始终无法抓到她,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身份信息,也没有人知道她的相貌和行踪,监控探头上也从来没有拍到过她,在别人描述她时,有的还说她像个男人。
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信息,没有人知道她的相貌和行踪。
监控探头从来没有拍到她,这在满城都是摄像头的年代,几乎不可能是巧合。
有人描述她像个男人,有人说她动作很快,有人说她一句话都没讲过。
一个从来不被摄像头拍到的人,要么极其谨慎,要么根本不在这座城市里生活。
男人?
这个描述像一根刺,扎进不少警员的心里,可很快又被压下去了。
刺扎进去,又拔出来。
这种动作,在专案组里发生过不止一次。
DNA是铁证,是科学,科学说是女人,那就是女人,别的都是干扰。
这句话在当时听上去无懈可击。
DNA不会说谎——这几乎是一条不需要证明的公理。
但"DNA不会说谎"和"采到的DNA属于凶手",从来不是同一句话。
于是调查继续,三国警察开始联合行动,共享情报,构建画像,努力把这个神出鬼没的"幽灵"逼到墙角。
联合行动意味着情报共享、画像共享、数据库共享。
德国、奥地利、法国三国的案卷被摆到同一张桌子上,同一个DNA被标注在越来越多的现场。
每多一个现场,这个幽灵就更真实一分。
联合专案组的工作,大部分时间花在核对名单上。
名单越长,能确认的东西越少。
联合行动带来的效率提升是真实的。
同一份样本可以在三个国家同时比对,同一个名字可以在三份名单里同时出现。
效率越高,错误传播得也越快。
然而,幽灵越来越猖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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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惨烈的一击——警察也被杀
如果说之前的案件只是让警方头疼,那么2007年4月那一夜,才是整个调查团队最痛的一刀。
警察被杀,改变的不只是案件的性质,还有整个系统的注意力。
到了2007年4月,连环女杀手又出现了,这次被袭击的目标不是普通人,而是缉毒警察。
缉毒警的工作本身带着风险,但风险通常来自毒品交易的另一端,而不是一个身份不明的连环杀手。
两名缉毒警遭到凶手近距离开枪射击,一人重伤,22岁的女警员米歇尔·吉塞韦特则重伤毙命,凶手越来越猖狂了。
一名缉毒警重伤,一名二十二岁的女警员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是整个案卷里第一次,死者穿的是制服。
此前的每一次现场勘查,警察是调查者;这一次,警察成了被害者。
这条消息在德国的传播速度,超过了此前任何一起相关案件。
重案的舆论压力,会沿着指挥链一路向下传。
传到最后,就变成一句很具体的话:什么时候能抓到她。
这句话没有人能回答,但所有人都必须面对。
消息传出,震动整个德国。
公众的情绪需要一个出口,而"幽灵"这个词正好提供了出口。
凶手没有抢走两名警察的枪,也没有翻他们的钱包,仅仅拿走了他们的手铐。
在汽车的仪表盘和后座旁的把手上,警方都提取到了那个年轻女人的DNA信息。
手铐被拿走,枪和钱包没有动。
这个细节在后来的分析中被反复提起:一个抢劫者不会放过枪,一个杀手不会带走手铐。
可当时没有人愿意往这个方向多想一步。
DNA已经把答案钉死了,剩下的只是抓人。
德国媒体在报道这起震惊全国的案件时,开始将那个年轻女人称为"海尔布隆幽灵"。
媒体给它命名,等于给了它一个可以被谈论的形状。
"海尔布隆幽灵"——这个名字从此铺天盖地出现在德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有名字之后,案子就不只是案子了。
它成了一个持续更新的社会话题。
舆论沸腾了。
民众愤怒了。
这个幽灵已经不满足于对付普通人,连执法人员都敢下手,这还了得?
为了追捕"海尔布隆幽灵",德国警方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耗资1800万美元,调查了800多位女嫌疑人,然而女杀手却像幽灵般,行踪飘忽不定。
一千八百万美元,在那个年代,是一笔足以重建一座小城警局的预算。
八百多位女嫌疑人,意味着八百多份笔录、八百多次比对、八百多个被反复打扰的家庭。
每一次排查都要重新解释一遍:你为什么被怀疑。
而解释的理由,只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因为她住在附近,因为她的年龄对得上。
预算、人力、时间,这三样东西在任何一个专案组里都是有限的。
投入越多,退出的成本就越高。
退出的成本越高,办案人就越倾向于继续投入,哪怕方向已经开始动摇。
一千八百万美元买来的,是一整套围绕"她"建立的工作机制。
专案组、数据库、跨国联络、媒体应对,全部围绕一个假设运转。
警方派出了无数警力辗转各地,花费了超过800万英镑、上万小时的调查,却始终没有任何结果。
每查一个嫌疑人,答案都是"不是她"。
每核对一条线索,都以死胡同告终。
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里,这个女人的DNA被一遍遍比对,每一次都是空手而归。
国际数据库的比对,依赖各国录入的样本质量。
录入环节一旦出问题,比对越勤,错得越远。
她像一道破不开的谜,像一堵推不倒的墙,让无数精英侦探在她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专案组的会议越开越长,能查的方向越来越少。
有的警员开始私下议论:是不是应该换个思路。
但这种话在会议室里说出来,通常会被一句话挡回去——DNA在那里摆着。
当证据被当成结论,侦查就只剩下执行,不再有怀疑的空间。
如果这个时候你是调查组的负责人,你会怎么想?
这个问题在当时没有人敢正面回答。
也许,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人,天生就是为了挑战整个执法体系而来的。
承认不存在,等于承认十六年的工作全部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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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遍布三国的DNA,越来越不合逻辑
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案子越来越奇怪。
从1993年到2009年,调查人员在40余起不同地点的犯罪现场中,包括六起谋杀案,利用遗传指纹分析发现了同样的DNA片段。
遗传指纹分析,读的是DNA上若干段重复序列的长度。
它不读全部基因,只读若干个足以区分个体的位点。
这个方法的准确率很高,前提是样本干净。
位点选得越多,个体区分度越高,误判概率越低。
但这一切都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上:样本来自现场的那个人。
40多起,分布在三个国家,时间跨度16年。
四十几起案件,分布在三个国家,时间跨度十六年。
这三组数字放在一起,已经超出了单人作案的常识范围。
这已经不是一个连环杀手的概念,这简直就是一个犯罪超级机器。
她活跃在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多个欧洲国家之间,不是杀人抢劫,就是入室盗窃,每次作案都表现得相当"职业化",不仅手法老练,行动迅速,而且从未让一名目击者看到她的真面目。
一个人要在三个国家之间来回作案而不被拍到一次,需要的不只是运气。
它需要一种几乎不存在的生活方式:不租房,不登记,不使用任何可以被追踪的证件。
或者,它需要另一种解释。
入室盗窃需要的是技巧,杀人需要的是决心。
两种能力可以共存,但很少以这种方式共存。
三个国家的做案,意味着三种语言、三套程序、三种办案习惯。
它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那串数字。
可越是这样,越有几个地方越来越说不通。
第一,她的作案逻辑毫无规律。
有些案件是冷血谋杀,有些案件是随手顺走零钱,这两种犯罪之间的落差大到难以置信。
把这两种案子摆在一起,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刑警都会觉得别扭。
杀人案和盗窃案,侦查思路、现场保护、证据链要求,全都不一样。
却共用同一份DNA。
在真实的犯罪统计里,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的重合度并不高。
一个职业杀手,会在精心布置的杀局结束之后,转身去偷一罐咖啡零钱?
第二,所有被捕的嫌疑人都否认有女性同伙。
那些在现场留下DNA并最终被抓的涉案人,接受审问时无一例外地表示,他们那个犯罪团伙里没有任何女性,根本不认识什么"海尔布隆幽灵"。
这些供述被一份份归档。
每一份都否认,每一份都和DNA矛盾。
当所有口供都指向一个方向,而唯一的技术证据指向另一个方向时,本该有人停下来。
第三,她活动的地域太广,时间跨度太长。
16年,三个国家,40多起案件,这个女人要么有超人般的体力和意志,要么……根本就是另一种解释。
另一种解释是什么,当时没有人说出口。
当时没有人往这个方向想,因为往这个方向想,就要推翻已经写好的全部结论。
推翻结论,比承认失败更难。
有几个资深警员私下里说过,这个案子越看越像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种话在走廊里说,在停车场说,在饭桌上说,就是不在会议室里说。
可在当时,DNA被视为科学的最高权威,没有人敢公开质疑。
科学权威的好处是省事,坏处是免检。
一旦某个结论被贴上科学的标签,质疑它的人就要承担质疑科学的代价。
在那样的氛围里,沉默比开口更安全。
权威的力量,一半来自它本身的可靠性,一半来自人们对它的想象。
毕竟,DNA还能说谎吗?
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
2009年,法国警方的一个普通案子,突然撬开了整个调查的天花板。
法国的这起案子,本来只是一次常规的身份确认。
一具被烧毁的男性尸体。
尸体被烧得只剩下一小部分可以取样。
一份庇护申请表。
一次例行的DNA比对。
然后——
所有人都懵了。
这具男尸的DNA,居然和"海尔布隆幽灵"完全一致。
一份是十六年前的悬案样本,一份是刚刚送检的死者样本。
两份报告被放在同一张桌子上,数值几乎完全重合。
两份报告放在一起,任何一个人都会先怀疑自己的眼睛。
一份是悬案,一份是新案;一份属于一个被追捕了十六年的人,一份属于一个刚被烧死的无名者。
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DNA是不一样的,而且通过DNA能够分辨性别,那为什么这名男性死者的DNA中有女杀手的DNA呢?
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性别。
一个人也只能死一次。
可数据库说,这个死了的男人,就是那个杀人的女人。
男人,怎么可能拥有一个女人的DNA?